第7章 回眸(3)
广西教育在20年代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发达的省份。30年代广西大力提倡国民义务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以扫除文盲。因为广西财政拮据，教育经费有限，因而广征庙产，改为学校，推行“一所三用”，即校舍与村卫乡镇公所、民团后备队部合用。实行强迫入学，采取儿童、成人合校分班的办法。据统计，在校学生，1933年的入学儿童为六十五万八千多人，1938年增至一百六十三万八千多人，五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九。同期，成人入学人数则从四万七千多人猛增到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多人。
1929年“蒋桂战争”，李、白等人几乎全军覆没，被迫流亡海外。1931年，开始建设广西，使李、白等人卧薪尝胆，重振声威。如果说北伐诸役中父亲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那么建设广西便发挥了他的政治潜能。
中外对“广西建设”的评价
30年代的广西建设，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一时中外人士络绎不绝到广西参观。不少人并撰文评述，抒发观感，多持肯定之词，如胡适、徐悲鸿、胡政之、张君劢、晏阳初等以及欧美各界，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和安林汉，在访问广西之后，曾以《中国的模范省——广西》为题撰文[17]，广西一时声名大噪。
胡适于1935年1月到广西游历了两个星期，参观了不少地方，他在《南游杂忆·广西的印象》中写道：
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评论很多，都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 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称为近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演讲时，就很明白的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我们在广西各地旅行，没有看见甚么地方有人烧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较普遍。
广西给我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到处都是所谓的“灰布化”，一律穿灰制服，提倡俭朴，提倡土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盗匪肃清，最大的原因在于政治清明，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制度可以实行。
广西给我的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个名词，不是讥讽广西，实是颂扬广西。我在广西旅行，感到广西人民武化的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这不仅是全省“灰布制服”和“民团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我想其中原因，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人为的。
胡适接着解释：
（一）广西民族中有苗、瑶、侗、僮（壮）诸原种，富有强悍的生活力，而受汉族柔弱文化的恶影响较少。（二）太平天国的威风至今还存在广西人的传统里。（三）广西在近世史上有受民族崇拜的武将，如刘永福、冯子材之流，民间没有重文轻武的风气。（四）在最近的革命战史上，广西军队和他们的领袖，曾立大功，得大名，这种荣誉至今还存在民间。（五）最近十年中，全省虽屡经战乱，而收拾整顿的工作都是几个很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是很受崇敬的。（六）广西学校中的军事训练，施行比别省早，成绩也比别省好。中央颁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实行，广西却已在实行了。
最后胡适感慨道：
我们真不胜感叹国家民族争生存的一线希望是在这一辈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胡适是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而对于有“新斯巴达”之称“武化”的广西却寄予这样大的希望，当然是由于当时国难当前，中日大战迫于眉睫，而胡适看到广西上下一心，朝气蓬勃，广西青年士气高昂，对于抗日救国的大业于是乃寄予厚望。其他不少知识领袖，也有同感。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民盟”领袖的罗隆基到广西演讲说：
兄弟从未到过南宁，但从各方面得知广西之政治建设都好，因此希望广西弄好之后，仍要推及去把全中国弄好，以至使外国人称誉广西好，而推至称誉中国好。[18]
一些外国人士对于广西建设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Sir Robert Lytton）九一八事变后到中国调查日本侵华事件，对于广西的民团组织，他如此称赞：
假如中国有两省像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19]
外国人中对广西建设说得最恳切的，还是胡适文中所提到的美国人艾迪博士：
在余所经历各省中，四川最富于天然物产，而政治最为腐败；广西最贫而政治最为优良。予在离别中国时，得见一新中国之曙光，心可安然而无憾矣！
广西在十年内，不难成为中国之丹麦也。若杂处民间而随处可闻人民讴歌官吏之德政者，我惟于广西一省见之。予觉广西有许多政治与苏俄现正次第实行者同，惟广西之实行此种政治，并不假手于苛暴之独裁耳。
在中国各省中，在新人物领导之下，有完备与健全之制度而可称为近乎模范省者，惟广西一省而已！凡中国人之爱国具有全国眼光者，必引广西以为荣！[2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广修好，广州开府，南京中央政府对广西虽然没有再用兵，但压力并未稍减，一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并无真正私解之意。在政治上，广西一直被视为地方势力的“异端”。但广西在李、白、黄等人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在短短几年间，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外众口交誉的“模范省”，尤其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如胡适等人，更把新广西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李、白等人突破南京政府政治上打压的一个胜利。他们喊出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是得到广大回响的。
30年代广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意义，芝加哥大学学者赖维奇教授所著《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1931—1939》一书中，有十分精辟的研究，他在结论中对30年代的广西下了如此断语：
30年代的广西政府，在多数方面，可称为一个贤明政府。广西政府平靖匪乱，其动员群众、村仓、水利、筑路、减租减息等政策，稳定并改善了农村经济，全面实施儿童及成人团民教育，付出代价颇低，发展省内工业，并设立政府管辖之销售及收购机构，平行了贸易赤字。广西政府创立一个廉洁勤勉的行政系统，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具有爱国思想的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并成立地方自治机构，广布地方自治思想。无庸怀疑，广西比当时中国其他多数地区治理得要好。
赖维奇教授在他的书中，把30年代广西当做一个建设中国的政治模式来研究，并与当时同时存在的蒋中正领导的南京政府、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政府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南京中央政府最后在大陆崩溃其中几个主要原因，一是未能将政府组织深入农村，二是未能将有效创立民众组织，再则未能铲除贪污腐败。而当时广西及延安政府成功的要素之一，即是应用政府机构及民众组织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他结论道：
最后，我想广西及延安政府的成功有赖于各自领导人的素质。桂系领袖及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行政效率及清廉作风。而两者的领导人都坚持他们的部属以及他们领导的政府与他们有同样的美德。蒋介石也一样爱国，但他却无法根除中央政府效率低能、不清廉的弊病。从狭义上来说，并非共产主义本身促使毛泽东成功，正如三民主义也并不一定能带给李、白、黄一个成功的政府。而是这些领导人物的本质为要，意识形态次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成功是共产主义的一项结果，而并非仅是共产主义本身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思想吸引来一批爱国家、肯牺牲、同情穷人的人。李宗仁的三民主义亦有同一功效。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却被一群趋炎附势、贪官污吏、无能渎职的人腐化了，蒋本人的个性作风妨碍他消除这些败类。虽然有不少优秀人士任职于中央政府及其军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优良人员却离开政治或另投新主了。……只要拿广西与延安的征兵制度与中央政府征兵拉夫的恐怖行为作一比较，便明白为什么蒋的政府会失败了。在广西与延安，不管出于自愿与否，领导与民众打成一片。而蒋介石在南京或在重庆的政府却一直停留于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的状态。蒋介石最终在台湾把这个错误改正了，虽然在那里起头也不很顺利。[21]
赖维奇在书中多处比较广西与延安，两个政府的有些措施的确有相像的地方：深入农村、土地改革、动员民众、训练民兵、培养廉俭的干部，两个政府所处都是偏僻落后的地区，而且常常受到南京中央政府剿灭的威胁。但两处政府也有基本上的差异。广西政府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此在“广西省建设大纲”中明文规定反对阶级斗争，广西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减租减税村仓公耕等的温和改革，虽有打击“土豪劣绅”抑制地方恶势力的措施，但没有斗争地主的残酷手段。其经济建设是沿民生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公私混合制。赖氏认为广西领袖们全盘推出他们建设的理论架构时，正是企图在马克思思想及实践之外，另树一帜。桂系宣称他们创建了一个模范省，一个理论及实践都颇为成功的建设模式，如果其他省份甚或中央政府也效法广西，那么中国便可免于外侮，并且会跻身于现代工业化、社会主义化、觉醒的民主国家之列了。桂系把广西视为中国的缩影，如果广西能够改革成功，那么中国也有可能成功。
赖氏在他书中的导论里，对30年代广西的历史意义作了如此评价：
广西改革提示了重大涵义。在中国一个比较贫穷的省份建立了一个成功的三民主义政府，这个事实逼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某些方面重新评估。如果有人相信国民党时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共产化是必须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其人对于1930年代及1940年代人物事件的看法，一定渗入了特别色彩。例如葛莱德（Jerome B. Grieder）便批评现代中国自由思想实用主义的首要人物胡适，说他低估了中国问题的深度，以及他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必须的[22]。葛氏意指胡适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以图取代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上的不可能，是一种幻想。席尔顿（Mark Selden）也有相同的结论[23]。这些作者似乎假设1930及1940年代，中国唯有的选择，最多只有介乎于共产制度及一个坏政府之间，或者等而下之，在于共产制度及一团混乱之间。他们似乎如此推论：（一）国民党是个改革派；（二）国民党失败了；（三）所以所有改革派都注定失败。这种推断犯了逻辑错误，因其假设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其渐进改革式的政策失败了，那么国民党其他领导人提出来的另一种改革式的政策也终归失败。但广西的实验可能否定这项假设。自从19世纪以来，历史家一直在追究促进历史改变的动力所在。其中一位历史学家白瑞（J. B. Bury）就特别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下，纯粹的偶发事件，其影响力的重要性[24]。如果出于纯粹偶然机会，蒋介石在1930年代中期，而并非在1940年代末期，其政权被褫夺掉，那么中国之命运又可能不同。又如果广西模式的改革在1930年代在中国各处都能实行，共产主义还需要吗？甚至还会胜利吗？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崩溃了，为什么桂系也跟着一起失败了呢？赖维奇认为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抗日期间，桂系在广西的统辖权逐渐让渡予中央政府，而战后，中央政府受到共产党猛烈攻击时，李宗仁的政治生涯逐渐上升，由副总统而到代总统，但李的悲剧辄为他任代总统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被决定性地打败了，已经无法用三民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了。桂系失败，因为他们还是受制于蒋介石手下的中央政府，他们没有一展身手的自由。赖维奇最后投出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李宗仁在1930年代而不等到1940年代就取代了蒋介石，主政中央，不知道中国会变成如何。[25]
桂系在北伐、抗日期间虽然在战场上曾立大功，但作为国民党的一个支流旁系，事实上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蒋中正氏领导下，渐由黄埔军系、江浙财团、军统中统、CC、政学各派系根结盘固，形成了南京政府的特殊政治文化，桂系李、白等人治理广西那种“实干、硬干、苦干”斯巴达式的勤俭作风，与南京政府的政治文化一直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虽然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年蒋氏下野，李宗仁以代总统入主南京政府，但为时已晚，共产党大军压境，一切改革都已太迟。何况蒋氏退而不休，李宗仁处处掣肘，一筹莫展。最后，桂系随着整个国民党在大陆的崩溃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