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以色列尽忠的美国犹太人波拉德

1954年8月7日，波拉德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裔的美国微生物学家。波拉德从小就对以色列民族充满崇敬，他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美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情结”。

狂热的“爱国者”

1967年以色列的六五战争进一步促发了他的亲以情绪，因为当时只有13岁的他担心以色列会被消灭。1970年，16岁的他跟随家人一起回以色列探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访问以色列，用他母亲的话说：“他仿佛到了天堂里一样高兴！”

1972年，波拉德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斯坦福大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又进入特夫茨大学的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研究生。但他最后没有获得硕士学位，因为他觉得做学术研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他想为以色列做些更实际、更有意义的事。

1977年波拉德申请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对他进行了包括测谎检查在内的人格测试。测试结果认为，波拉德“是一个奇异的说谎者，当间谍也是善于空谈的特工，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吸毒者”。根据这一结论，中情局拒绝了波拉德的申请。

但波拉德并不死心，两年以后，他又申请加入美国海军情报机构。五角大楼国防调查局对他的背景进行了正式调查，并询问了他的父母及同学，没有发现波拉德有什么问题，而中情局也没有向国防调查局通报它对波拉德的鉴定结论。这一次，波拉德如愿以偿，被美国海军聘为文职情报分析员。此后，他陆续在华盛顿地区的一些海军情报机构如海军调查局、海军情报和支援中心等处供职。

1984年6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事件，一辆汽车引发的爆炸造成241名驻黎巴嫩美军官兵的死亡。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应措施，建立了“反恐怖主义警备中心”，选派了为数不多的情报工作人员，其中就有波拉德。

这个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恐怖袭击的事实、线索和传闻，以及可能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和潜在的袭击者、支持恐怖分子的团伙和个人，等等。在这个机构里，波拉德不仅有一台可以与联邦情报系统数据库联通的计算机，有权借阅绝密文件，而且还拥有更高级的接触“封闭性机密材料”的许可证。此外，他还持有一张用处最大的借阅证，这种叫做“信使卡”的证件为他提供了进入华盛顿特区机密档案馆并将文件带回办公室分析的权限。

一直就想报效以色列民族的波拉德，从小就梦想成为以色列谍报机关摩萨德的一员。一直等到了这一年，才终于有了这样的可能。现在的他需要再等一个机会。

用绝密文件表忠心

一次，波拉德的一个朋友向他谈起以色列空军上校阿维姆·塞勒，波拉德要求同他见面。塞勒身为以色列空军高级军官，又是屡立战功的功臣，对于会见美国情报人员，他十分谨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以色列驻纽约的领事馆。经过情报机构认真审慎的甄别查验，直到这一年的5月，塞勒才拿到上级同意他同波拉德会晤的书面文件。

1984年5月29日下午，波拉德终于等来了和赛勒见面的机会，两人约定在一家酒吧单独碰头。当塞勒走到波拉德面前，一见之下，波拉德就对他印象很好，他热情地拉住塞勒的手说：“我希望我们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也是犹太人，一直希望能为自己民族做点儿事情。”

也许由于有同样的血缘，也许是感觉到了对方的爱国情绪，总之，塞勒也很愿意相信波拉德，于是他笑着回答：“好的！我会配合你，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民族服务。”

随后，急切的波拉德直截了当地对塞勒说道：“我可以帮助你们，你们不知道美国有多少重要情报没有提供给以色列，我可以提供。就算冒再大的风险，我也要为犹太民族工作。”波拉德还详细地谈了他可以接触到哪些机密情报，他告诉塞勒，自己愿意为以色列政府充当间谍，而且表示要马上投入战斗。

因为毕竟只是初次见面，来者如此露骨的表示，让塞勒有些不敢相信，他怕中了对方的圈套。为探虚实，塞勒要求波拉德第二次见面时一定要拿一份有份量的情报来看看。他对波拉德说：“我希望下次见面时，你能帮我们搞到美军指挥中心的一份作战图。”他还要求波拉德把他的住址附近的公用电话号码告知他，塞勒用希伯来语将这个电话编了代号，以便日后联系。

7月7日傍晚，波拉德主动打电话约塞勒到一家夜莺酒吧见面。这次，波拉德不仅带来了塞勒想要的美军指挥中心作战图，还另外带来了47份绝密资料，他要一开始就向以色列谍报人员显示自己的忠诚和搜集情报的能力。

“好样的！波拉德先生，你真不愧是犹太民族的优秀一员。”塞勒拍拍波拉德的肩膀说。随后，塞勒将波拉德带进了以色列谍报机关设在美国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那里，塞勒认真检查了波拉德带来的资料。资料中有一些照片是以色列空袭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前，从空中摄下的反应堆的详细照片，而这次空袭恰恰是塞勒指挥的。

塞勒一看照片勃然大怒，他拍着这些资料大叫：“美国有这么多重要的情报都没有提供给以色列！”波拉德回答说：“是的！这是美国人的一贯做法，他们不可能按协议约定把有用的侦察照片全部提供给我们。”

塞勒和波拉德还详细地研究了其他文件，都很有价值，然而塞勒的上司来前曾指示他不能轻易从波拉德手中接手资料，不要带回任何文件，因为他们仍担心这可能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圈套。

但塞勒决定向波拉德摊牌，因为他深知要叫下线死心塌地地干活，就一定要让他接受钱和礼物，于是他也直截了当地说：“波拉德先生，谢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东西，我想你有什么要求，比如需要多少活动经费，你直接说！”

波拉德回答：“我只想为以色列犹太人服务，没有想要拿什么报酬。”这也许是他的心里话！

此后，波拉德全面展开了情报收集工作，许多绝密文件经过他的手源源不断地泄露给了以色列。这其中包括苏联最新运到叙利亚去的一批武器的详细材料，以及美国政府提供给以色列的关于苏制武器的情报手册中因某些原因而删去的某些文件或照片。

由于波拉德的卖力工作，他很快就得到以色列谍报人员的信任，他们为波拉德提供了数万美元的活动经费，还有不少贵重礼品，其中有一套价值82500美元的住房。

一次，塞勒鼓动波拉德和女友安妮去法国一家最华丽的珠宝商店转转，并为安妮看中的一枚大蓝宝石戒指付了款。这枚戒指价值1万多美金，被作为以色列政府送给它的杰出谍报人员的订婚礼物。塞勒还特意给波拉德和安妮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这颗珠宝是摩萨德头目“乔大叔”送给他们的礼物。

还有一次，当塞勒偶然得知波拉德准备8月份带女友去威尼斯旅游，并准备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时，塞勒当即表示：“这笔费用从我们这里开支。”

塞勒每次同波拉德会面，都要提出具体工作要求，鼓励他收集和提供尽可能多的情报资料，同时也一直尽量满足波拉德和女友提出的任何要求，并声称“要对你们的安全绝对负责”。而波拉德也拼命为以色列谍报机关效力。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间。

如鱼得水的间谍

1984年10月，波拉德在反恐怖主义警备中心的职位得到了提升，接触机密的等级也随即提高了。他对塞勒说：“我可以接触到美国情报网络里几乎所有的文件，甚至可以借到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照片，但由于计算机终端不能复制，我只能调阅一两天。”

塞勒太高兴了，作为空军指挥官，他懂得这些卫星照片的价值。三年前，当塞勒带领战斗轰炸机中队袭击巴格达核反应堆之前，曾经研究过美国卫星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标出了轰炸的确切目标。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只有在进行战略性合作时，才偶尔让以色列谍报机关分享一下此类情报。

1984年11月，波拉德和女友安妮由摩萨德支付费用，乘飞机前往巴黎度假。在巴黎街头，塞勒突然出现在波拉德的面前。原来塞勒已经完成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以色列工作了。他奉命介绍一位新的情报协调官与波拉德认识。这位新的协调官名叫约西·耶格，是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的科技领事，享有外交豁免权。

让波拉德感到更加惊喜的是，他此次巴黎之行见到了拉菲·艾坦这位以色列谍报界的传奇人物。从少年时代开始，艾坦奇袭异邦、绑架人质的传奇故事就印在波拉德的记忆里。他一直希望有机会亲眼见到艾坦，而当塞勒告诉他艾坦正是我们整个行动的指挥官时，他更开心了。

在巴黎，塞勒、耶格和波拉德还研究了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耶格告诉波拉德，为了补偿其必要的花销以及其他的活动，摩萨德决定每月给波拉德1500美元现金。他们还告诉波拉德：“已经在瑞士银行为你开立了一个账户，你所获得的报酬将直接存入该户头，供你10年以后使用。”

波拉德也对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希望十年后能在以色列定居！”他们也都爽快地答应了，并为他准备好了护照，用的化名是“潘尼·科恩”。他们知道波拉德十分崇拜在大马士革被绞死的以色列间谍大师伊利·科恩，所以化名用了那名间谍的姓。耶格表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会受到以色列祖国和人民的欢迎。”

后来有人分析说，波拉德从事间谍活动的动力在于犹太爱国主义思想和寻求刺激的欲望，而异国他乡的梦幻之旅和丰厚的酬劳更增强了他这种动力。波拉德从欧洲一回国就匆匆忙忙去上班。每天下班时，他总是拎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箱子来到马里兰州的一栋房子里与耶格会面。

后来为了方便波拉德交接情报，也为了掩护波拉德，耶格又改为每个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座公寓楼里和他见面，而且安排了一位女秘书专职负责接待。在那间公寓里甚至还有一套影印设备，可以及时将波拉德带来的文件复印或复制。后来由于有了些风声，耶格又要求波拉德改成每两周送来一次，而且不定具体时间，随时都行。

“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上级决定给你嘉奖！”耶格总是及时地表扬波拉德，这更给他工作增加了动力。为了使波拉德收集的情报更有针对性，以色列谍报人员还从波拉德手中得到一份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编写的情报目录，这样，耶格就可以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方便地选择他们需要的情报内容。

另外，前文提到的波拉德握有的“信使卡”，是华盛顿地区美国情报机构价值最高的“通行证”，凭借它，波拉德可以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防情报局、海军情报局和控制极严的国家安全局等6个机密档案馆借阅文件。在波拉德的心目中，无论什么情报，只要与中东问题有关，以色列就应该知道。

这时的波拉德，着实是如鱼得水，只要他想搞到的情报，他总有办法搞到。他为以色列谍报人员提供了数千页材料，内容纷繁，无所不包。有段时间，艾坦和几位情报分析专家都有些应接不暇，他们跟不上波拉德的速度。

身份暴露，波拉德被抛弃

波拉德拼命地为以色列谍报机关工作，整天都匆匆忙忙的，把自己搞得很紧张，这样他在反恐怖主义警备中心的本职工作明显退步了。他的上司查里·艾吉注意到，波拉德办公桌上常有一大堆与其工作毫不相干的机密材料。

一天下午，波拉德的一位同事向艾吉报告说道：“波拉德下班时从计算机中心带走了一大捆材料，全是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艾吉也回忆到，曾经有两次，波拉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撒谎，这就引起了他对波拉德的怀疑。

1985年10月1日，以色列8架单引擎F-16战斗机轰炸了巴解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巴解支队司令员被炸死，阿拉法特的住所也被炸毁，但他本人幸免于难。这次奇袭行动正是波拉德提供的情报起了作用，波拉德知悉后内心暗自扬扬得意。

10月25日，波拉德又带了一包文件离开了办公室，他的同事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上司艾吉。艾吉认为，波拉德起码违反了保密条例。7天后，艾吉注意到波拉德又带走了一批有关苏联武器的绝密文件，这次他们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艾吉去查看了借阅文件的登记本，惊奇地发现波拉德借阅了大量与自己本职工作无关的机密文件，于是他通知办事员，以后波拉德不管借阅什么文件都应有他的批条。11月8日，波拉德又偷偷带走了一些机密文件。他走后，艾吉立即带人仔细检查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些文件并不在保险柜里。

艾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海军反间谍情报官麦卡拉报告，麦卡拉当即下了断言：“波拉德是个间谍。”麦卡拉和艾吉对波拉德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断定波拉德是为以色列谍报机关服务的。由于波拉德是文职雇员，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人员合作。随后，反间谍人员开始对波拉德进行24小时监控，并在他的办公桌上方天花板上装了两个隐秘的监视摄像机。

波拉德一般是每星期从办公室拿3次文件，1985年11月17日，这天是星期天，傍晚，波拉德来到办公室取文件。他突然发现门没有锁，转开门把手后发现门后挂着小铁链，这样可以肯定屋内有人。他高声喊了几个同事的名字，但没人答应。波拉德十分紧张，这是他到这里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波拉德回到家中，将自己白天在办公室遇到的情况告知安妮，并同安妮约定：“如果我给你打电话，提到仙人掌，就说明我已出事了。你要立即把家中的机密文件全带走处理掉。”

11月18日，麦卡拉、艾吉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商定在这一天逮捕波拉德。一位办事员通知波拉德去取他星期五预订而没能取走的文件。下午4时许，波拉德取回文件，特工们在天花板上的摄像机旁监视着他。只见他打开包装纸，挑出一些文件装入公文包锁好，并打电话给安妮说道：“我现在回家啦！”

波拉德在5点钟的时候走出办公室，门口已有4辆汽车在等他，里面坐满了海军调查处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刚要坐进自己的汽车，便有一名同事走过来对他说：“我们回办公室去一下，好吗？”波拉德知道这是出了事。

在办公室里，几个特工人员有礼貌但又很严厉地询问他公文包里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绝密文件带走。波拉德狡辩说：“我想把这些资料送到一个分析家那里，让他分析分析。”特工在核实此事的过程中，波拉德要求挂电话给安妮。因他尚未被捕，特工就同意了。就这样，波拉德通过电话用约定的暗语巧妙地告诉安妮出事了。

到半夜11时半，波拉德估计安妮已将文件转移，才同意搜查。一行人到了波拉德家，这时安妮已走，波拉德松了一口气。安妮走出大门时发现已有人在监视自己，但她仍然趁跟踪的人不注意，将装有文件的手提箱委托邻居送到一个约定地点。事实上这箱文件被交到了以色列特工手中，安妮自己则又匆匆躲在暗处挂电话给塞勒……

美国海军谍报机关对波拉德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审问，但并未对他进行单独禁闭。波拉德编了不少故事欺骗调查人员。趁看管人员不备，波拉德说到厕所去，在厕所里他设法挂电话给安妮：“你速将仙人掌送交朋友。”这是波拉德又一次暗示安妮遇到了麻烦。

说来也是巧合，波拉德遇事的这天，也正是他和安妮约定与塞勒共进晚餐的日子。当时塞勒正在美国访问，他已被提升为空军准将，实现约定是准备好好庆贺一下的。就在安妮准备赴宴时，她接到了波拉德的“暗语电话”。

安妮和塞勒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碗面，他们已感到事情的严重。塞勒叮嘱安妮不能在美国会晤了，有机会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再细谈。分手后，安妮匆匆返回家中，这时她看见波拉德已先回到家中，两人相对无言。安妮提出给耶格打电话，让他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寻求政治避难，转移到以色列。

然而，他们拨出的电话一直是忙音。耶格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一面假装镇静，一面打电话请示上司亚古尔怎么办，怎样才能帮助波拉德、安妮逃走。而上司的回答使他很吃惊：“我们从来没有帮助波拉德、安妮逃走的计划。”上司还在电话中指示耶格、塞勒必须立即逃离美利坚国土。

波拉德和安妮没有和耶格联系上，他们匆匆跑到一家咖啡馆，在这里他们打通了亚古尔的紧急电话。亚古尔假意安慰他们，要他们尽量拖时间，他对波拉德说：“我们会帮助你们，有事挂紧急电话来。”

11月19日早晨，波拉德和安妮在家门外散步，看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派人来救他们，可是没有任何动静。随后，波拉德又去了海军调查处，审问人员告知他：“你第二天还得来接受审问。”当晚，波拉德、安妮又去了咖啡馆，再给亚古尔挂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第二天，波拉德一面继续与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周旋，拖延时间，一面仍然幻想以色列会派人前来解救他们。当他最终确认这一切都是空想时，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以色列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21日上午，波拉德驾车带着安妮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后就直奔以色列大使馆，门口正好有大使馆的汽车准备进院，他就跟在后面开了进去。两个警卫立即上前盘问，波拉德说他是为以色列工作的特工人员，要求政治避难。这时大使馆已被紧随波拉德而来的联邦调查局10多辆坐满特工和警察的卡车和汽车围住。以色列大使馆的保安军官见此情景赶紧进去向上级请示，10分钟后他出来对波拉德说：“你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你必须出去！”

“你知道我在为以色列干什么吗？”波拉德在情急之下，讲了几个联系人的名字。

“出去！”警卫官还是不理他这一套。

“你们看见没有，我出去后会马上被捕的……”波拉德苦苦哀求，但是没有用。

“你必须把车开出去，离开这里！”另一位军官过来喊波拉德走开。

万般无奈，波拉德和安妮只好走出以色列使馆。一出使馆大门，二人束手就擒……

当耶格等人回到以色列后，从美国报纸上得知波拉德已经被捕，而且是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门口被带走的。他们知道这将严重地损害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损害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国防机构的关系。

以色列情报机构被迫承认他们与波拉德被捕事件有牵连。美国政府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一直在用金钱和军事援助以色列，视其为最主要的盟友，可它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知道：以色列间谍在美利坚国土的活动一直很猖獗，他们除了搜集阿拉伯邻国的情报之外，也想了解与以色列有关的美国秘密政策和决定……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1987年6月1日披露，波拉德窃取的情报资料包括：美国对设在突尼斯的“巴解”总部的空中侦察绝密资料；美国军队的军事密码；利比亚防空部队的工作效率；美、法、苏的舰艇调动情况；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生产情况；苏联向阿拉伯提供的导弹、军火和原料情况；巴基斯坦的原子弹生产计划；美国的导弹系统和军舰位置；中东地区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部署和实力，特别是约旦和叙利亚的防御措施，等等。

这些绝密资料都是波拉德从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保密局以及海军情报机关绝密档案中窃取提供给以色列摩萨德的。难怪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温伯格惊呼：波拉德间谍案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可以与沃克家族间谍案相提并论。

波拉德被逮捕三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政界人士十分震惊和沮丧地得知了波拉德所犯下的叛国罪行，他的间谍活动与以色列有关不在美国搞任何情报活动的承诺和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为此事件受到了总统的严厉指责。”

以色列迅速将波拉德的两个联络人召回，免得美国顺藤摸瓜，惹出更大麻烦，把这把火烧得越来越大。同时，以色列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正式道歉，说此事是“下级情报官员仓促决定并实施的，以色列政府始终蒙在鼓里”，并表示同意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小组赴以色列就“波拉德间谍案”进行调查。

1985年12月12日，调查小组抵达以色列正式开展调查工作。来自美国这些调查人员在以色列有很大的行动自由，甚至可以随意向那些被他们怀疑是波拉德后台的人提问。以方则在调查小组的要求下，撤销了那两个充当“联络人”的科技参赞所在的“科学联络局”，并恭恭敬敬地交还了波拉德窃取的部分机密文件。

由于以色列方面如此“精诚合作”，美国方面甚为满意，很快结束了在以色列的对“波拉德间谍案”的调查。以色列政府总算松了口气，以为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要知道，波拉德还在美国的牢狱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波拉德在狱中得知自己的妻子也因“同谋罪”被逮捕以后，有一种深深的被出卖感。

群情激奋，波拉德被认可

波拉德的妻子及美国犹太人社团为使波拉德获释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以色列政府态度明确，所有努力只能是泥牛入海。1997年年底，波拉德的妻子在以色列电台公布了波拉德与她的一段电话录音。在电话中，波拉德为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得不到回报感到委屈。这段录音播出后，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后，波拉德的妻子与律师首先努力使波拉德获得了以色列国籍，为救波拉德出狱迈出了第一步。波拉德也向以色列高等法院递上一纸诉讼状，控诉以色列政府对他的不公正待遇，要求得到政府正式承认。波拉德说：“任何以色列公民都可能因爱国行为而落到我今天的境地。”由新闻媒体披露的内幕更使波拉德家喻户晓，博得了以色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波拉德间谍案的真伪。特别委员会最后做出决论：经查，波拉德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委员会的决论一宣布，以色列国内舆论哗然。工党议员纳西·贝林认为，政府做出这一决论是愚蠢行为，是因为以色列承认波拉德或帮助他获释，将损害美以友好关系。但以政府在国内及美国犹太社团的推动下，已决心致力于向美国施压以使波拉德能重见天日。

美国国务院与司法部也开始暗中较劲。美国国务院为了不使与以色列关系复杂化，希望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少保持沉默。可司法部不是省油的灯，它在联邦调查局的支持下，反其道而行之，不断为媒体提供“素材”，直至把波拉德间谍案炒得沸沸扬扬。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向主管法官提交了一份长达40页的备忘录，详述了波拉德给美国安全造成的损失，并称：“允许以色列加强军事力量，会使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这句毫不留情的话，实在让以色列火冒三丈。而波拉德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也让以色列政府犹如遭受了一场风暴。民众要求追查“失误者”，内阁也因此烽烟四起，几乎到了分裂的边缘。

1997年4月，波拉德再次请求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他为以情报人员，并正式承认他在以情报部门所起的作用。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波拉德是以色列无可质疑的爱国者，为此一直要求美国释放波拉德，允许他移居以色列。

1998年5月，以色列内阁秘书专程来到美国，探望在狱中的波拉德，并将内塔尼亚胡总理写的“你并不孤独”的一张纸条交给了波拉德。在随后的巴以和谈期间，内塔尼亚胡再次向克林顿要求释放波拉德，以减少以国内对他本人的压力。克林顿说，只要你签署了协议，此事就可办到。但就在签字仪式前，美国突然变了卦，说美不会释放波拉德，内塔尼亚胡大为恼怒，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最后，美以双方又经过紧急磋商，终于一致同意释放波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