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博学鸿词科

（1）博学鸿词科的开设

清入关后，凭借其强大的武力确立起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同时实行剃发、圈地、逃人、迁海等民族高压政策，导致清初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康熙继位之后，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也被清军消灭了，清王朝开始出现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深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的康熙皇帝，知道满洲贵族若想长治久安就绝不能单纯依赖武力，必须要赢得人民的支持，于是逐步修订“逃人”“圈地”“投充”等含有民族压迫内容的政策、法令，借以缓和民族矛盾。康熙四年到六年（1665到1667年），废除窝主刺字的规定，并减轻对窝主及左右邻居的处罚。康熙十一年（1672年），撤销督捕衙门，地方各省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仍听该将军审理之外，其它各省均由各省督抚审理，而不再让王公、将军等满族人来处理。圈地是清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而采取的野蛮手段，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圈占，许多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业游民，社会生产力亦遭到严重破坏，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永行禁止圈占土地民房。修订“逃人法”，停止圈地，使顺治年间一度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缓和了下来。

《圣谕像解》 清 梁延年撰

1670年，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宣布以儒治国，梁延年对每条逐一详细作注，编成《圣谕像解》一书，清廷把该书刊行全国。

顺治年间，对汉官极为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在其他职务中也都是这样。这种明显的歧视，打击了汉官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积极性，使他们备感耻辱。他们不愿意为清王朝出力办事，不少汉族官员仅是应付差事，混日子而已。康熙帝亲政后，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形式上满汉官员则平等了。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族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族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清初地方总督、巡抚多由满族人充任的局面才有所改变。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满洲贵族刚取得汉族人的天下，民族矛盾尖锐，用满族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康熙帝既然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康熙初年，清统治者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清朝政权渐趋稳固。但在江南地区，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充满着反满思想。顺治初年，清军下江南时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极大反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依然历历在目；且南明小朝廷覆灭不久，许多明朝遗臣依然存在，他们强烈要求恢复汉族人的天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分封的三位汉族人藩王已经发展成为严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企图在感情上赢得明朝遗臣和汉族士庶的同情和支持。大批封疆大吏和统兵大将响应“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他们中很多人不相信吴三桂。河北总兵蔡禄起而谋叛，危及京师；京师的杨起隆也诈称朱三太子，发动反清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康熙进一步认识到，若想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彻底平息汉族人的叛乱，只有取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康熙自幼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对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深知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康熙八年（1669年），他亲率诸王、百官拜谒孔子，由大成门步行至孔子牌位前，行二跪六叩头礼。康熙祀孔，目的在于利用孔子及儒家传统文化，笼络广大汉族官员，加强统治。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初九，颁布《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控制全国人民。康熙尊孔、以儒学治国的决心，笼络了广大的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

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在平“三藩之乱”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廷在陕西、广东、江西等战场相继获胜，各路大军全力进攻湖南，围歼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臣复国梦最后破灭。康熙帝清楚，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对立情绪肯定会逐渐缓和，因此，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是继续征召汉族知识分子到朝中为官。在平三藩之前的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的遗老，举“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效果不明显，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一见征召，竟称病坚决不就。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笼络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叛乱即将被平定之时，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为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和明朝遗臣，康熙十七年（1678年），宣布特开博学鸿词科，规定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由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举荐，皇帝亲试录取。

“博学鸿词科”是康熙皇帝在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特别科目，是唐玄宗时期的“博学鸿词科”的发展。我国古代科举制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汉代，荐举和考试相结合，设有贤良方正、直言取谏、文学异等诸科，由丞相、列侯、州郡推荐，皇帝亲自考试录取。到了隋唐之际，科目渐多。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凭文取人，专主章句”，是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种。至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又创博学鸿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挑选学问渊博、文辞清丽的秀士，因为要求太高、难度极大，因而未能普及推广。元明时期，仍以进士科为主，并专测试八股文章。清顺治二年（1645年），浙江总督张存仁首先向顺治帝献策，开科取士，以使从逆之念自息。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举行会试，清朝科举成为定例。但八股取士，对于热衷于功名的年轻士子固然适宜，而对于那些眷恋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士则不一定适合。因此，康熙皇帝决定一方面沿袭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采取汉代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笼络遵从儒家思想的名士，从感情上消弭汉族士子与满清贵族的矛盾，使之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2）开科取士

经各地荐举，共有170余名才学之士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

应该说在经过30余年的统治之后，即便是“三藩之乱”也无法撼动清王朝的地位，汉族士人“反清复明”的前景极为黯淡，广大人民对征杀与战乱早已厌倦，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清定鼎中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作为“异族”的满清统治者已失去了父、祖辈那样炽烈的仇恨情绪。这一切是康熙帝施展策略的客观有利条件。但对于那些砥砺名节、抱有强烈民族情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帝的策略仍发生不了作用。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听说自己被征诏时，他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最后地方官也只得作罢。他的朋友，陕西李也被列入征召对象。尽管他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但却被连人带床一起抬到了省城，李绝食6天，并要自杀，才被放回家中。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京城外，却抵死不肯入城，大哭大闹，最后也被免征。其他如黄宗羲、魏禧等不是以自杀相胁对抗，便称病重。就是在名单中的应荐者，他们也并非都心甘情愿，许多不过是心存“走一遭”，以应付皇帝与地方官员而已。

但康熙帝对此已心满意足了，他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尊崇儒家文化的诚意。尽管南方战火正炽，然而京城还是歌舞升平的境象。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士陆续抵达。康熙帝不急于开考，他发下旨意说：北京冬天白天时间太短太冷，不利于各才学之士展示自己的才华，故决定将考试日期延后，等来年天气转暖之后再行考试。同时命令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每人发给银三两、米三斗，使应试者免除后顾之忧。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康熙帝一早先到堂子致祭，而后回宫登上太和殿。在一片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排队进入太和门，在太和殿前聚集。对皇帝行罢九叩三跪大礼后，被引导至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大学士捧来试题，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上午十时，康熙帝又降旨赐宴体仁阁，大学士向试者宣布：从来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皇上都不赐宴，今天赐宴表明皇上对他们的礼遇与重视。然后由大学士、掌院学士等官员陪宴、赐茶。席间，学士们还向应试者透露说：本来大家都是满腹经纶的，用不着考试，但考试更能显示才学，这是皇帝表示敬重的意思。

赐宴结束之后，考试才正式开始。不过，应试者个个都明白，这场考试不过是一个形式，试题对他们来说毫无难度，而且又如此张罗赐宴，哪里是考试呀！几个小时后，吏部将考卷收齐后，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科”便结束了。

孔林图 清

考试次日，康熙帝在朝官和侍卫的簇拥下，带着试卷一路由京城南行，心情愉快。在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一连住了5天，然后康熙帝一行人到达保定，十四日返回京城。在出巡的十几天中，康熙帝将试卷浏览了一遍，大致说来还算满意；但也有一些应试者故意敷衍。康熙帝并不以为意，与阅卷官大学士李、杜立德、冯溥和翰森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共同商量录取。对那些最有影响、名气极大者，康熙帝认为应一律录取。本着这一原则，最后取中彭孙等12人为一等，李来泰等30人为二等。其中朱彝尊、潘耒等人甚至诗句不通、不合韵，毛奇龄诗中甚至有违碍字样，而严渑孙竟借口眼睛不好，只写了一首《省耕诗》了事，但他们照样被录取，并全部被授给翰林之职。其中朱彝尊、潘耒、李因笃等人从未涉足官场，康熙帝特加优待，都授为翰林院检讨。尽管授官后，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失节”行为，心中极为不快，如李因笃授官之后不久，便数请“终养”，康熙帝也并不勉强他，最终让他回家奉养老母了。这种对遗民的宽忍重用，不但使清朝堂中满汉官员的对立情绪得到了缓和，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汉族知识分子减轻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敌视与仇恨，康熙帝收服人心之策取得了初步成功。

《钦定篆文六经四书》 清 李光地等辑

为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帝特令李光地等编辑儒家经典，定命为《钦定篆文六经四书》。

其实康熙帝早在举“博学鸿词”之前，便注意到，开科举设特科、延揽山林隐逸这些办法还有局限性。对读书人召用，固然可以发挥广泛影响，但汉族地主有财势者和科举落第者对人心的向背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帝在“三藩之乱”发生不久，他下旨在全国实行捐纳制度。允许那些热衷于功名却屡试不第、仕进无望而有家财者，出钱即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以此来增强新政权对他们的吸引力，既可减少参与叛乱的人，稳定地方，又可扩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而且，当时清廷的财政极为紧张，兵饷支出困难，正好借此一举两得。这一办法很快便显出成效。江南大批家有余资的地主文士中，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捐官、捐出身。仅苏州府属长洲和吴县在三藩之乱平定前3年，捐文武生员的即达到了800余人，而全国在3年之中竟有500余人捐为知县，占全部知县的1/3。清政府每年仅捐纳一项就可收入白银达200多万两。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军费的紧张，也对平定三藩之乱起到重大作用。此举在笼络人心方面比“博学鸿词”特科更加有效，且影响面也广泛得多。

那时，康熙皇帝尽管还年轻，但这些政策足以显示出他的成熟与老练。当他的目的达到后，他心中也很清楚，捐纳只是权宜之计，绝非拣选人才之法。那些花钱买官的人是不会白下本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旦上任，便会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最终会导致吏治败坏，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他也多次下令禁止捐纳，指出那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其后代子孙也把这一弊政“发扬光大”，一再实施捐纳，最后使清朝的官场变成了市场，严重地损害和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康熙创办博学鸿词科，进一步争取了汉族士大夫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合作，削弱了反清力量，使全国政局日益稳定。明清之际，江浙一带既是战乱之地，又是反满之士的荟萃之地，因而该地区受到了“博学鸿词科”的照顾。据统计，江南与荐者58人，浙江与荐者47人，两者合占总数的50%以上。经过应试，他们大多接受了清廷的官职，逐渐与清朝统治者走到了一起。另外，清政府以博学鸿词科录取人员纂修明史，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确立了正统地位，削弱了汉族人反满的思想意识。当年，庄廷珑私修明史一书，因有不满清王朝的思想而遭镇压，株连极广，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现在清政府主持编修明代历史，继续了后一朝代修前朝历史的中国修史传统，把清王朝置于了正统王朝的地位，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