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摊丁入亩”

雍正元年（1723）九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决定从第二年起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的一种赋役制度，目的在于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

早在明朝时期，有的官员十分清楚徭役制的弊病，在自己控制地区进行改革。明末，陕西户县实行并丁于粮的措施，即把丁银归入田粮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纳。崇祯八年（1635年），汉中府城固县也实现“丁随粮行”新法，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郑县也推行此种措施。

胤禛耕织图 清

康熙年间，农民以运动的方式反对以丁派役。浙江宁波府农民提出“随地派丁”的主张，富户纷纷反对，争执不休。杭州府人王之臣报告生产的东西少，丁役较多，负担不起。钱塘、仁和两县，把有产业的称为“乡丁”，无产业的称为“市丁”，或曰“门面光丁”，外来流民称“赤脚光丁”，各自承担丁役，光丁无产应役，承受不起，要求“从田起丁，人不纳丁”。布政使赵申乔不答应，贫民的愿望落空，斗争仍在继续。

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僚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丁役问题的严重性，主张改变役法。曾王孙主张丁随粮行，这样可以除掉3个弊端，收到3个好处。他说实行丁差，应该不停地编审，即使如此，也得不到人丁的实情，老人为丁，强壮为黄小的弊病不断出现；人丁本应人死除名，但官吏舞弊，使人多之家不任丁役，贫苦人无丁而有丁徭；穷人负担不起，有的逃亡，有的拖欠，官府什么好处都得不到，还害得里甲赔累，官员被惩责。他认为实行丁随粮办有三个好处：买田的人增加田赋随着增添丁役，则卖田的粮去丁也去，没有包赔的痛苦；以粮派丁，官吏不能放去富户，只差遣贫户，使吏治澄清；无税粮的人口不再受丁银的拖累而四处逃窜，可以免去担心在乡从业。学官盛枫明确提出丁课均入田税的意见，他说：把一县的丁银平均分摊到全县田亩中，每一亩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贫民则免除供输，会使国课有保障，官员考成无问题，这是“穷变通久之道”。对丁随粮办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也十分多。邱家穗讲出两条理由：一是丁于粮，将使游手之人无所管羁，二是穷人富人都是人，都应有役，并丁入粮，使贫者躲过，让富人代赔他们的丁银，也是不公平。他为富人着想，坚持丁、粮分担。

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以后，丁役的问题更突出了。康熙宣布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为标准征收丁银，以后不管增添多少人丁，也只收那些丁银，不再加税。这项举措是我国赋役史上的重大改变，它固定了人口税，对于后世日益增加的人丁讲，减少了丁银负担量，有利于劳动力的增殖。可是当初的丁、粮分别征发，丁役不均的不良现象并没改变，而且出现征收方法的新问题。人口总在不断变化，有的户有死亡，有的户有增添，这项政策实行后，在具体的民户中如何开除旧的丁银额、增添新的丁银额就复杂得多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数目绝不会相等，往往新增的多，这就不能用某一个新丁替代已死人丁的差徭。不仅仅如此，随着人丁的增加，也要减少原有人丁的负担，这就要求必须重新计算个人的丁银数量，还需要随着人丁的变化不断地计算，而这也很难。所以随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应该寻求落实人丁丁银的具体办法。御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从而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亩征收。户部对他的建议进行商讨，认为那样改变丁、粮分别征收的老办法，变化很大，不能实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又必须处理，就让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因此在四川实行“以粮载丁”，于征粮赋中带收丁银，广东丁银按地亩分摊。在这时，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可能也实行了“丁随地派”。浙江常山知县张德纯曾实行“均丁于地”，达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

这种时候，反对的人还是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算代表了。该地官员议论实行按田派丁，李极不支持，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观点，又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固定丁银，官吏不能放富差贫了，如果根据田地亩数派人丁，而各地田数不同，不能平均，若依田粮派丁，则税粮有轻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现偏差。他还认为丁并于粮，长时间实行，有的人会认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的大毛病。抛开他的顽固态度不讲，他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会随时遇到的问题。

到康熙之世，改变役法与维护旧法的两种主张不停地争论，把事情拖了下来，雍正继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第一个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他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奏请按地摊丁，来缓解人民的困苦。他与曾王孙、盛枫等人不一样，身任封疆大吏，更认识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平均贫富负担，才是良好的政治气象，因此他主张丁银入亩征收。雍正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不是可以容易决定的，不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昧渎陈”，告诉他把一省的刑名钱谷办理好是正事，这时谈改革不合时宜。真是臣下兴致盎然，主子漠然相待。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认为实行此策对贫民有利，奏请摊丁入亩，他深知有力之家不同意这种做法，可能会出现反对，而户部只知墨守陈规，也不会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推行。雍正对待他不像对黄炳那样，把他的奏章交户部讨论，同时指出：“此事尚可稍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他把丁归田粮看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主张谨慎处理，筹谋善策，倒不是反对改革。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主张。雍正还是有些担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诸臣提出几个问题，一是与李光坡有着同样的看法，亩有大小，按亩分摊，并不平均；二是有人卖田，必然会首先卖掉好田，留下次田，那么完成丁银的征收不免就有些困难；三是有人卖田而代买主纳钱粮，这就还要代纳丁银。雍正命李维钧针对这些问题详细研究，一定做到无损税收，对百姓有益，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李维钧回称准备把地亩分为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就能做到平均。雍正称赞他“筹度极当”，同意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实行。但是李维钧担心雍正反悔，于十一月又奏称他遭到“权势嫌怨”，感到孤立。雍正明白此意，告诉他：“蓦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朕矣。朕之耳目岂易为人荧惑耶！”丁归田粮的问题，从黄炳六月提出，到十一月雍正决心实施，经历了半年。这一场纷争，从康熙年间发起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决断。就雍正态度看，他从消极转变到积极，变化迅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有着为政务实的精神，采纳臣僚的正确意见，作出果断的决定。以此而论，丁归田粮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决策人物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摊丁入亩，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赋税，而“贫者免役”“贫民无厘毫之费”，这是一项利于穷人有损富人的举措。对这一点，雍正当然清楚，他说“丁银摊入地亩一事，于穷民有益，而于绅衿富户不便”。大臣们也十分清楚，所以李维钧讲权势不喜欢他，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说“丁银归并地亩，于穷黎有益”。可见，雍正君臣实行摊丁入亩，有意地压制富户，扶助贫穷之人，改变过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情况。

但是，更重要的是丁、粮合并征收，这样就保证了清政府的丁银收入，因为纳粮人完成丁银的能力，大大超过无地的农民。使丁银的征收得到了保障，这才是雍正的真正目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丁归粮办，是损富益贫利国的政策。

摊丁入亩后，清代有人说从此“无丁赋矣”，还有人说“生斯世者，几不识丁徭之名”。其实，把丁银合并到田赋之中去，从清朝政府讲还在收人头税，只是收税途径改变了，不能说没有丁徭了，取消了人口税。但就具体人来讲，并不因个人的存在要交纳人头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人口税了。这是一个进步，从此清朝政府减弱了对人民的封建人身束缚。

摊丁入亩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创举，是值得重视的历史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