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1)

受邀做史末资英联邦讲演，我深感荣幸。我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霹雳州首府怡保市长大。历史上，霹雳州曾接受英国的保护。我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安德森学校）修读英帝国和英联邦史，获颁剑桥证书，这所学校以总督约翰·安德森（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马来亚大学就读时，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何这位负笈剑桥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国，却又离奇转身成为英联邦的忠诚拥趸。1968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见到史学家基思·汉考克（1898—1988），当时他刚完成《史末资传》（第二卷）（1），我对史末资的研究兴趣油然而生。我乐于阅读这位布尔人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他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期间建立的功勋。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933年之后的经历，更让我关注。他为何变得对英联邦如此忠诚？在我这个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甚为突出。一个原因，他是欧裔基督徒，认同英国历史文化，同时是世界名牌大学培养的英美法系律师。另一个原因，他是殖民地居民，深爱祖先的南非土地，渴望他的民族在那个多民族大陆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明国度。因此，他大力宣传巩固英联邦制度，使他的国家奉行自由和博爱，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这两种动因在我身上都找不到，难怪我有机会走近英联邦历史，却没能从事这项研究。我出生在遵奉帝制的中国文人家庭。辛亥革命改变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我的父亲放弃了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考入现代大学。毕业后，他发现必须离开中国去寻找他乐意从事的职业，遂侨居英属马来亚（2），以教书为生。父亲之后回国结婚，夫妻一同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我生在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市。父亲时任一所中文中学的校长。在我年幼时，他离开爪哇，在马来西亚霹雳州英国管辖的教育部担任汉语学校督学。父亲在中国大学学过英语，极推崇英语文学，但他从没把我培养成大英帝国的顺民。不过，通过学校工作，父亲开始了解大英帝国管理多元社会的举措。他便自认他的工作目标是让中国孩子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使华人社区将中国文化力所能及地传播给感兴趣的民众。我的母亲中文很好，但一点也不懂英文。我们在家只能说中文。对于父母来说，马来亚不是真正的家，他们内心最深的渴望便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向我这个独子宣扬要爱中国及中国的东西。（3）

那么，我为什么有资格谈英联邦？一个原因是，除了短暂的三年，我这一生一直生活在前英属殖民地或现英联邦国家。我过去的岁月是在以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中度过的：马来亚、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最后是独立的新加坡。另一个原因包含多种因素。尽管学术写作围绕中国历史和海外华人，我的历史可是从大学里的英国老师和同事（4）那里学来的。我的研究、教学和写作都在英联邦体制下的大学和环境（5）中进行，这使我有足够的机会思考中英关系，不管是在英联邦国家之内，还是在英联邦以外。于是，我时常纳闷，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同英国人打交道时的际遇怎样，从与各色英国人的交往和英国人在亚洲各地区的活动中，中国又得到了什么。

因此，这些讲稿都围绕这个角度来写作。内容上不可能面面俱到，涵盖英国与中国、中国人关系的各个方面，而是从中英两国的外围加以旁敲侧击，试图将关乎两国人民的中心问题与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相提并论。我使用“交往”一词，没有吉莉安·比尔定义的“有力的、危险的、诱人的、基本的”这些属性，但是我希望这个词正如她所提到的，“能充分探讨未经省察的假设，允许一般解释者而不总是政要们去挖掘未经表达的动机”。（6）我选择的研究视角有时比较棘手，提供的场景扑朔迷离，始终不够全面，不过，我的核心观点是：在关乎深层价值观的最重大问题上，中英两国人民仍存在巨大分歧。

我从中英两国一开始就动荡不安的关系说起。两国人民之间能对上眼的东西本就不够多，以至于无法增进相互了解。个中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源于政治经济上的直接冲突，但大部分是出于历史文化上的千差万别。这一点本来就不足为怪。英国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而中国有着自身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双方可谓大相径庭。另外，在跟中国相遇之前，英国人已和其他伟大的文明国家打过交道。事实上，比起与中国人的联系，英国人跟西亚的穆斯林国家、南亚的印度这两大文明的交往更加深入。英国跟上述两者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人的帝国疆域越来越大，始终苦于寡不敌众。他们觉得自身势力横竖不稳固，便建立起防护栏，并扩展到社会和文化关系。外族环峙，令英国人根本应对不及；人手不够，也实在做不到减少防御工事。

尽管如此，中英关系的发展却丰富多彩，卓有成效。尽管两国差异悬殊，但汉语世界的人与英语民族在许多场合中过往甚密，有些交往甚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中国对英国海军的强大耿耿于怀，但更羡慕一个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造就了这种实力。中国不断地评估自身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但是国家为应对那种实力所须作出的洗心革面却姗姗来迟。同时，中国的官僚阶层对海外商企能够创造的巨大财富感到震惊。这最终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商人的地位，重新定义在中国复兴过程中商人的角色。此外，不同的中国群体对于英国传教文化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最终，英国的科技进步赢得了最多的信徒。其结果是，对于中国各民族而言，科学思想成为衡量现代文明的方式，并决定了现代教育的意义。最后一点，大多数中国人对英国人的遵纪守法、市民自律和行事高效感到惊讶，尽管他们并不总是理解如何培养起对法律的这种尊重。要理解这个法治社会的管理体系是如何分级建构的，也不是一桩易事。但无疑，两国范围广泛的交往日积月累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将撷取中英交往的历史，分析和思考其在当下和未来的意义。第二、三章探讨中国对战争和海外创业战略的态度。第四、五章讲述中国科学史的重新发现和中国对于现代治国方略的回应，包括对政党制的试验。然后我将对这些思想进行归总，以提供对英中现象的一个长远的眼光。

一旦比较英国对中印两国产生的影响，我总是震惊于19世纪印度穆斯林诗人米尔扎·迦利布（1797——1869）（7）的两行诗。当时，他正向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创始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提议，希望后者不要过度关注莫卧儿人的过去。他这样写道：

睁开眼睛，审视英国人，

观看他们的作风、风俗、贸易和艺术。（8）

同时代的中国官员是不能够听从这一建议的。为什么会这样？背后有重要的文化因素。这也能衡量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与中国人世界观的不同起点。在迦利布希望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审视的四个品质中，只有英国人的“贸易”才可能吸引中国的沿海商人，但另一方面，清朝官员要控制的也正是贸易。他们绝不会鼓励中国商人学习英国的经商之道。对英国人的“作风”和“风俗”更是如此，清朝官员一般会积极找茬。一些中国人可能觉得英国人的“艺术”有趣，尤其是其实用设计艺术、工艺美术，以及材料使用上的创新。但在大多数时间，中国人所景仰的还是英国人的强国之道。

那么中国人的关注点是什么？我注意到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在《我们欠中国的情义债》一文中卓有高论。文章写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两年后，该文在萧乾（1910——1999）的《千弦琴》（9）中再版。韦利谈到在20世纪头20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伟大转折点到来了”，当时英国的有闲之士、诗人、教授和思想家，接替以往的士兵、水手、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开始到访中国。韦利竟吸引大家留意这种转变，有点令人惊讶。伊万·莫里斯这样写道：

最奇怪的是韦利从没到过中国和日本。我问起原因，他始终没有直接答复。雷蒙德·莫蒂默说，“韦利痴迷唐朝时期的中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他不能一边直视现代的丑陋，一边在荒芜中寻找许多保存完好的美迹”，他这么说自有一番道理。韦利心中早存有中日两国的风光景致，他不希望旅行冲淡这种美好感觉。（10）

韦利揭开中国诗歌的神秘面纱，将中国诗歌领入英语世界，他自己就属于“伟大的转折点”。他独辟蹊径，与中国人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和审美的交流。遗憾的是，能意识到这份情感如何对中国的思想、语言和艺术产生咒语般魔力的中国人，实在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