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古铜器的鉴别
严格来讲,要鉴别一种器物,必须对这种器物有整体的认识,这样才能作出一个全面而又正确的论断。古代所铸造的铜器,在当时既没有准确的记载,后代又没有流传下来完整的样本,考古学家只能凭借著录中的片段语句,以及破碎不全的零星遗留器物作为鉴别的依据,如此而已。而有些人说自己对古代器物的实际情形能全面而又彻底了解,恐怕是毫无道理的。因此,鉴别古代铜器是极为繁琐而又困难的。所谓精于鉴别古代铜器的人,也不过是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罢了,与外行人相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如果说无所不知,知道的又都能确定,纯粹是欺人之谈。这不仅是能力达不到这个程度,而是事实本身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本编所说的鉴别方法,也不过是按照常理来说,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给初学古玩知识的人指明一个方向罢了。如果认为根据这些知识就能遍识古代铜器,恐怕是作者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事。
鉴别铜器的方法,必须从铜质、名式、锈色、花纹、款识、字体、装饰、做工、气味、声音等几个方面入手。真正的古代铜器自然都是符合标准的,如果是伪制品,无论做得如何精巧相似,也必定有能够指出来的瑕疵。只要细心去辨别,就可以很快辨别出真伪。
尊古斋掌柜黄伯川
赫达·莫里逊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琉璃厂尊古斋的掌柜黄伯川对古代铜器有很高的鉴别能力。
首先,要注意铜质。因为古代没有黄铜与白铜,所有的铜都是红色的,因为纯铜就是红色的。如果兑入铅、锌、镍,则会变成黄铜;如果兑的量过半,则会变成白铜。黄铜和白铜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已经无法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宋以前所有的铜器都是红铜,绝对没有黄铜或白铜制成的铜器。鉴别时,可以检视器物的底足,如果露出有黄铜的质地,其他一切不必过问,就可以断言它就是近代伪造的铜器。
其次,必须要知道各代铜器的名称、样式。因为各代铜器的名称、样式均不相同,所以必须知道某器铸成于某代,某代铸有某器等,才算有鉴别的资力。比如说用于饮酒的器具,夏代称为,商称为,周称为爵。、、爵三者的形式基本相同,用途也相同,但其铸造的朝代不同。如果有人把夏、商的酒器称为爵,不问就可知道它是伪造的,因为夏、商时是没有叫这个名称的器具的。也有的将其称为钫,其锈色、做工都和三代时的器具相同,也可以判定它是伪制的。因钫从汉代才开始出现,三代时是没有钫这种器具的。再比如同样是,三代的都有把和足,而汉代的是无把无足,平底。如果有两种这样的,其锈色、做工完全相同,其中必有一个是伪制器。因为铸造时代不同,其变化也肯定不相同。所以,对时代、式样的检视与鉴别有密切关系,一定不可忽视。
虎食人卣
商代晚期制作,通高35.7厘米。
日本泉屋博物馆藏。
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县,形制复杂,铸造技术高超,虎噬人的场景被表现得动人心魄,触目惊心,使之成为造型艺术品的杰作。
至于山西出土的铜器也是各地不同。西南一带铜器的锈坚实,红锈较多,蓝锈、绿锈较少,大多是东周时期的铜器。北部地区出土的铜器红锈和绿锈都有,只是没有玻璃绿及孔雀石绿,大多是汉代的铜器。
河南出土的铜器都是绿锈,而且满绿的占了十之八九,只是颜色很浅,质地不佳,绝对没有玻璃绿锈及孔雀石绿锈,全部是东周时的铜器,做工粗陋,而且大多是素器。
山东所出土的铜器,都是“干坑器”,绿锈很多,不过硬绿的较少。其锈色极其糟朽,用指甲轻刮就会掉屑。
河北易州、曲阳一带所出的铜器,锈色较佳,红锈的多,蓝锈和绿锈较少,大多是东周时期的铜器。
至于北京一带,如古北口、张家口所出的铜器,全部与山西北部出土的铜器相同。
鉴别锈色的真伪,方法是极为简单。凡是伪制的锈色,不论是何种颜色,如果用加碱的开水一刷,其锈即落,伪迹便暴露无遗。如果用加碱的开水刷真锈,真锈反而会更加明显。这是鉴别铜器真伪的绝妙方法,屡试不爽。不过对于伪造的玻璃锈,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必须用烧红的铁去烫它。如果是伪制品,则会散发出松香与胶味,真品则毫无变化。如果是用硝镪水与盐卤混合制造的伪锈,这种方法也不适用,但用舌头舔一下即可辨知。凡是有盐卤味的都是伪制品,而且伪锈大多深浅不匀,粗糙不润,锈与铜器本身有较明显的分界,终究不如真器那样深浅适度,坚实匀净,锈与铜器融合为一体,具有自然之美妙。
至于黑漆古与水银沁的真伪,就很容易辨认了。真正古代铜器上的锈色与器体同样坚硬,即使用利刃刻划也毫不坠落,即便有坠落的,遗留下的痕迹仍是黑漆古与水银沁。伪制品用指甲轻划就能剥落锈屑,而且会显露出铜质,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从外面贴上去的皮色。伪造的流金,色浮而黄,光耀鲜亮,与真锈的沉实有差别。
花纹是鉴别铜器很重要的方面,对此绝对不能不知道。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铜器,花纹少而且质朴简陋。夏朝初年,社会进步了,工具改进,做工也精细,铜器从这时才称得上珍贵。不过,夏初铜器仍有以前遗风,花纹还很简朴,都是简单的式样,成章、成幅的大段花纹还不多见,花纹的痕迹还很细浅。到了商代时,做工精细,花纹繁多,满花纹的铜器居多,而且花纹的痕迹比以前宽而深。周朝的铜器与商朝的相同。
总之,夏、商、周三代铜器的花纹虽然前后略有不同,但其内宽外窄的特点都是相同的。至于做工都是剔透玲珑,像是先铸成铜器胚胎,然后镂刻花纹镶嵌在上面。
秦、汉时期的铜器朴素的居多,带花纹的比较少。即便偶然有带花纹的铜器,其花纹也是浅而粗糙,不过三代时内宽外窄的特色还能仿制得惟妙惟肖。自晋代以后,花纹大多粗劣,不仅三代的特色见不到了,就是秦、汉时仿作的精美之处也见不到了。鉴别者根据这些知识来辨别真伪,虽然未必完全准确无误,但也差不太远了。
款识也是鉴别铜器的重要依据。古代金石之上的文字,凹者为款,凸者为识,款在内而识在外。如今则无论凹凸,无论内外,统称为款,已经不再谈及识了。夏、周两朝的铜器大多是款、识兼有,商朝的铜器大多是无款而有识,秦、汉的铜器有款者少,有识者更少。古代铜器上有没有款识是不确定的,鉴赏古玩的人不能完全把这作为证据来判断真伪。但是,古代铸器是极为精细的,任何方面都很用心,有款识的必定布置合理,字体匀整,笔画明净,无丝毫模糊迹象。而款识不清,字迹模糊,深浅不一,粗细不等,排列不匀整,样式不端正的,都是野铸伪制的铜器,无须进行考证了。
字体的变化也是极为重要的。三代以前没有文字,所以器物上只有图形;夏初逐渐出现了阳文古字,以后演变为象形鸟迹篆;商朝时虽仍用象形文字,但鸟迹篆字已经很少,大多为虫鱼篆;周朝时虽然仍用虫鱼篆,但已经间杂有大篆,而东周之后又改用小篆,象形文字也就见不到了;秦朝时大、小篆兼用;汉初仍沿用小篆,以后则纯粹使用隶书;三国时期,篆书绝迹,只存有隶书;自晋代以后至前清时期,除仿制铜器选用原来的字体外,其余的都使用楷书了。按照上面字体的变化,铜器真伪很容易就可以判别出来了。
古铜器的做工非常规律匀整,与现在的机器制品毫无差别。如果是重要的器具,则更为精妙雅致,所谓“鬼斧神工”,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是不懂铜器、不爱铜器的人见了,也必定知道是宝贵之物,也必然爱不释手。一般人常有古铜器为何珍贵、为何可爱的疑问,凡是这样发问的人,都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的古代铜器。真正古代铜器的精美,见到以后自然就明白了。伪制品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欺骗世人,不过在做工方面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前人的水平。鉴别者只要在做工方面多加小心,就不会轻易被世人欺骗了。
古代铜器的装饰物多用珍宝,如金块、珍珠、宝石等,这是秦始皇以独特手法取胜的方法,绝对不会使用平常的物品来镶嵌。后世进行伪造时没有如此实力,只能以孔雀石、青金石充当,其差距真有天壤之别。所以凡是遇到镶嵌铜器,如果没有珍贵物品,就可以判定为伪制品,不用进行考证了。
古铜器中的真品,无论是用入水、入土或传世哪种方式流传下来,只要流传的时间久,其器闻起来都没有任何气味。不过,古代铜器新出土时还带一些泥土气味,时间一久也会消失。伪制者无论伪制何种器物,在器物上装饰何种颜色,只要用手或猫皮擦拭后闻一下,必定有一种刺鼻的铜腥气味。但真品不管如何抹擦,也不会闻到任何气味。这种方法最简单,经试验也是最灵验的,考古的人应该知道。但如果伪制品中掺入水银,则制成后铜器的腥味就被水银掩盖了,无论怎样抹擦也不会产生铜腥气味。如果是这样,则从声音也可判断出真伪。古代铜器的声音微细而清脆,新制铜器声音浊重而杂乱。一经敲击,铜器的新、旧即可判明,考古的人必须知道这个道理。
铜器上凡是有天干字样的,都不是商代的器物。商代总共有二十八个君主,除成汤外,都以天干等字命名。考古者见到铜器上有天干字样时,都认为是商朝的器具,实际并上不是这样。经查证,商朝国君以“甲”命名的共有六人,除汤的父亲外并没有以“癸”命名的。为何铜器上有“癸”字者占据多数,反而没有见到一个有“甲”字的器具呢?所以,有天干字样的未必都是商代铜器。即使属于商代铜器,其天干字样也不是记年,而是记日期的。在古时,国家大事主要有祭祀与征伐。祭祀是内部事务,征伐是对外事务。外部事物选择刚日,内部事务选用柔日。甲、丙、戊、庚、壬,这些都是刚日;乙、丁、己、辛、癸,这些都是柔日。铜器上刻柔日的占十分之九,因为国家征伐之事不常有,而祭祀之事则每年都有。鉴别者必须将全部条件归纳到一起来作结论,不可以偏执一端而论真伪。
古代字体繁杂,必须考证确切后才能论断,不可以随意曲解。如古时巳、子二字最容易混淆,“子”字古作“”或作“”,“己”字作“”,不知道的人往往解释错误。如周代戢敦上的铭文为“乙子”,史伯硕文鼎的铭文是“惟王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商代元癸彝铭文是“丁子”。以干支相配的顺序来推断,丁字、乙字、己字与子字都不相配,这里的子字应该是巳字之误。
方彝
西周中期制作,高22.8厘米,口长14.4厘米。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该方彝陕西省眉县李村出土,盖和钮作五脊屋顶形,四隅皆扉棱,腹两侧上卷曲象鼻形耳。器腹和盖正中饰圆涡纹,两侧为变体夔龙纹,口沿和圈足饰窃曲纹,通体云雷纹填底。器内铭文108字,记载周天子对的赏赐和任命官职之事。
上古的甲骨文多半都是干支等名,循环的次序与现在并无差异。即使三代其他器物上的记载,在干支相配上也没有不相符的。为何只在铜器上出现了紊乱呢?这必然是不可能的事。之所以出现不相配的情况,是后人错误地把“巳”解释为了“子”字,如果换成巳字,则没有不通顺的。
还有“戊”、“戌”二字,大多解释为戈形、立旗形的。古字大多是象形的,即模拟事物形象,象形字即是古字,但模拟事物形象的并不都是字。而这样解释戊戌,是没有道理的。“戊”作“”或作“”,“戌”作“”或作“”,或作“”,前人不认识,误以为是所象之形。因此前人之说,也未必都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