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来自远古的理想《周礼》
《周礼》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官制典籍。《周礼》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载之礼，其体系最为系统。
《周礼》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官制典籍。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了西周属国。
周武王殁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且忠心耿耿的臣子，他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以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以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如此礼乐制度，正是孔子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周礼》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岛、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以及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所载之礼，其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几千年来，它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负载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宗教、艺术、审美心理、民族个性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即使对当今社会，其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聚讼千年论《周礼》
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向争议很多，说法最为集中的当是由周公旦所著、孔子整理编纂并讲授于弟子。
西汉经学家刘歆力主此说。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献，发现一部名为《周官》的书，共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可惜冬官篇已经亡佚，只好取与其相似的《考工记》补缺。
刘歆十分推崇《周官》，认为《周官》系周公所著，“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他奏请皇上，将《周官》更名为《周礼》，列入学官。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为《周礼》作注，在《天官·太宰》中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礼，谓之《周礼》。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进一步夯实了《周礼》为周公旦所著的基础。
然而，后人却提出许多质疑。
一是从文体上分析，认为春秋以前的文字著述都比较简单精练，不可能出现如此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长篇巨制。
二是从书中所列的官职分析，多与西周铜器铭文上的官制相抵牾。
三是从西周分封侯国的面积分析，许多文献都记载“百里”，而《周礼》却说：“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显然与西周之制不合。
于是出现了下列说法。
1.战国荀卿编著说
以东汉晚期思想家、今文经学研究家何休为首的质疑者认为：《周礼》是“六国所作之书”，因为《周礼》所述的农业生产条件与战国时代相符，其思想附会儒家关于古代社会的设想；所设计的公国方案，迎合了战国时代各国称霸的需要；书中所述行政制度，与齐国文献《管子》十分相似，如《周礼·地官》中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管子·立政》中说“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同时，《周礼》中存在着浓重的儒家思想，如《天官·太宰》中说，“儒以道得民”；《地官·大司徒》中说，要“联师儒”，以“六德”“六艺”教万民；还有明显的法家思想影响，如《秋官》中说，每年正月，要“布刑于邦国都鄙”；有“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
所以，《周礼》的作者，应是近于法家的儒家，即荀卿或其弟子所编著。
2.西汉刘歆伪书说
首倡此说者是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认为《周礼》公之于世之时，正是王莽谋篡之日，《周礼》以冢宰集权，托周公居摄时作，其政权机制洋洋大观，正附和王莽的行事和要求。因此，《周礼》是刘歆为助成王莽篡位而处心积虑编造出来的伪书。
进一步坐实此说者是清末的康有为。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说：“《周官经》六篇，自西汉前未之见，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
说《周礼》全是刘歆伪著，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南宋经学家陈振孙在《直斋节录解题》中说：“此书（周礼）多古文奇字。”近代学者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说：“殷周甲骨文、钟鼎文与相证合。”
从陈、顾两人的考证得出结论，《周礼》应是先秦古籍。
3.非一时一人所著说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说：“《周礼》中所记制度，有不少互相抵牾的地方。如《地官·小司徒》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而《遂人》中却说‘十夫有沟，沟上有珍；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这如何能配得起来？此外，《春官》中有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还有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鉴于此，顾颉刚得出结论：《周礼》“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
这个论断，看似折中公允，却遭到一些史学家的反对，认为《周礼》一书体系完密，不可能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续《秋官》，其主要轮廓应成于一人之手，他人只能作些小的订补。
如此种种，聚讼千年，至今没有定论。
二、天下大同的理想蓝图
《周礼》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地官司徒第二，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春官宗伯第三，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司马第四，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秋官司寇第五，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冬官考工记第六，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
六官各以官制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大一统国家而提供设计理想的蓝图。书中对国家行政规划的表述如下。
1.国都地点的选择
国都地点的选择，要通过“土圭”确定。《春官·大宗伯》中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所谓“土圭”，即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测土深”，即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做如此选择，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此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
2.九畿的设置
国都之外设有“九畿”，其分布以方千里的国都为中心，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夏官·大司马》中说：“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3.居民组织
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据《地官》“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一比，五家一邻；一闾，二十五家一里；一族，一百家一酂；一党，五百家一鄙；一州，二千五百家一县；一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一遂。此外，乡、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
4.农田规划
对于“野”的农田规划，《地官·遂人》中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沟洫、道路各有严格的丈尺规定。郑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
《周礼》分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分封、宗法、继承制度，调整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种规范准则。
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亲亲”即亲其所亲，亲爱自己的亲属，核心是“孝”；“尊尊”是尊其所尊，尊爱自己的尊长，核心是“忠”。
“吉礼”即祭祀之礼。先民祭祀为求吉祥，故称吉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示。”将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每类之下分为若干等。
天神祭：第一等祭昊天上帝（天子行祭）；第二等祭日月星辰，即日、月、五纬（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二十八宿（东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西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北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第三等祭凡是职有所司、有功于民的列星（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司民、司禄、分野星、房星、灵星、农星、太岁等）。
地祇祭：第一等祭社（土地神）、稷（谷神）、五祀（五行之神）、五岳（泰、华、恒、衡、嵩山）；第二等祭山林、川泽、四镇（扬州会稽山、青州沂山、幽州医无闾、冀州霍山）、四渎（江、河、淮、济）、城隍、四方山川、五祀、六宗；第三等祭四方百物（掌管四方百物的各种小神，如春祀户，夏祀灶，中央祀中溜，秋祀门，冬祀行）。
人鬼祭：祭先祖、历代帝王、先圣、先师、贤臣、先农、先蚕、先火、先炊、先医、先卜等。
“凶礼”即救患分灾的礼仪，包括荒礼和丧礼两类，细目有丧礼、荒礼、吊礼、襘礼、恤礼等五种。
丧礼：“以丧礼哀死亡”。华夏礼仪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核心是通过对死者遗体的处理，表达对死者的敬爱之情。
荒礼：“以荒礼哀凶札”。本国或邻国出现荒年、疫年时，以礼以示同忧。
吊礼：“以吊礼哀祸灾”。邻国遭遇水火之灾，派使者前往吊问。
襘礼：“以襘礼哀围败”。“襘”是会合财货的意思。邻国发生祸难，发生重大物质损失，兄弟之国应该凑集钱财、物品以相救助。
恤礼：“以恤礼哀寇乱”。邻国发生外患内乱，应该派遣使者前往问候安否。
“宾礼”是天子、诸侯接待宾客的礼仪，其名目有六种：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
朝礼：包括天子的五门（皋门、库门、路门、雉门、应门）、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朝位（三公、孤、卿、大夫等在朝廷中站立的位置）、朝服（冠冕、带韠、黻黼、佩玉等）以及君臣出入、揖让、登降、听朝等礼仪。
另外还有“相见礼”，即古代人际交往的礼仪，并非局限于天子、诸侯之间，士与士之间也有相应的礼仪，《仪礼》有《士相见礼》。“蕃王来朝礼”，据《明集礼》载，洪武初年制定蕃王来朝礼。
“军礼”包括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五种。
大师之礼：用众也。天子亲自出征的礼仪。天子御驾亲征，威仪盛大，是为了调动国民为正义而战的热情。
大均之礼：恤众也。应征的士兵必须自备车马、盔甲等。意在平摊军赋，使民众负担均衡。唐宋以后此礼废。
大田之礼：简众也。古代诸侯都亲自参加四时田猎，分别称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
大役之礼：任众也。为了营造宫邑、堤防等而役使民众，要求根据民力的强弱分派任务。
大封之礼：合众也。诸侯征战，当侵略一方受到征讨之后，要确认原有的疆界，聚集失散的居民。
“嘉礼”即饮食、婚冠、宾射、燕飨、脤膰、贺庆、巡守、即位改元之礼的总称。嘉是善、好的意思。嘉礼是按照人心之所善者制定的礼仪，故称嘉礼。
饮食礼：“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国君通过宾射、燕飨之礼，与宗族兄弟、四方宾客等饮酒聚食，以联络和加深感情。
婚冠礼：“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许嫁，十五而笄，有冠笄之礼，表示成年。成年男女用婚礼使之恩爱相亲。
宾射礼：“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古代乡有乡射礼，朝廷有大射礼。在射礼中，即使有天子参与，也必须立宾主，所以称宾射之礼。
燕飨礼：“以燕飨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四方前来朝聘的诸侯，是天子的宾客。天子要通过燕飨的方式，与之相亲。
脤膰礼：“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脤膰是宗庙社稷的祭肉。在祭祀结束后，将脤膰分给兄弟之国，借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贺庆礼：“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对于有婚姻甥舅关系的异姓之国，在他们有喜庆之事时，要致送礼物，以相庆贺。
巡守礼：上古时帝王有定期巡守的制度。所到之处，要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观察风俗民情，听取诸侯述职，考论政绩，施行赏罚。
即位改元礼：古人把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子夜为冬至之时称为初元（或者上元）。政权的更迭，往往选择元日，帝王即位必有盛典，典礼的仪式日益繁复。
嘉礼范围很广，除上述诸礼外，还有正旦朝贺礼、冬至朝贺礼、圣节朝贺礼、皇后受贺礼、皇太子受贺礼、尊太上皇礼、学校礼、养老礼、职官礼、会盟礼，乃至观象授时、政区划分等方面的礼仪。
三、礼乐文化的形成和影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对周公“制礼作乐”的要义给予了明确解释：“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这些说明了《周礼》之“礼”，实际上兼有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功能，既是维系政纲、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天人合一、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是君子之“德”的体现，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礼乐教化的核心是“和”。即礼主外以导其志，乐主内以和其性，使神人相和，礼乐相和，天人相和，人人相和。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在西周人看来，殷商统治者由于荒淫无道而导致灭亡，深知“天命靡常”的道理，于是构建以人治为中心的礼乐制度，把殷商尚武、尊神思想转化为尚德、修身思想，提倡敬天保民、以天为宗、以德配天，当是巫术性礼乐文化的本质体现。
他们一方面宣扬自己上承天命，突出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通过歌颂先王的功德，确立人格规范，为时人和后人树立楷模。通过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的“敬命”“敬德”，为国人树立一种自我约束的信念和模范，从而实现人伦和谐的社会理想。
1.以人治为中心体现“和”的追求
《周礼》构建的以人治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和”的追求。以礼乐为核心的统治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法制等。
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政治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原则，与分封制配合起来，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一套等级制度，严格规定了上下级和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形成了以天子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网络。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王位、宗子继承制度。它以牺牲立贤为代价，以国之“和”、贵族宗族内部之“和”为目的，避免王位纷争、解决王位和平继承与过渡问题，和“君统”“宗统”继承问题，从而达到国家稳定、和谐、有序发展、长治久安的目的。
实现“和”至上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古代君王和圣贤们的治国理想。《礼记·礼运》篇中有三段精彩的论述，一是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论述，二是关于“肥”的论述，三是关于“小康”社会的论述。“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小康者，即天下肥也。”而“天下肥”的表现则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所以，小康社会是建立在生活富裕、国家富强基础上的上下和谐、君臣和谐、家庭和谐、男女和谐。
2.影响中国哲学的“和”
《周礼》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先秦诸子之所以“百家争鸣”，是因为“礼崩乐坏”，各家都试图开出疗救社会的药方。不论是墨子的“兼爱”，还是韩非子的以法代德的思想，都是为了解决“日失其序”的大乱局面。
以“儒道互补”观为例，说明道家强调的是“道”和“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生两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一元论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明显不同。这里的阴、阳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个宇宙本源的变化形态，两仪的分裂也不是对抗性的，而是统一在“太极”之内，“道”将这些表面上对立的事物合而为一。
儒家则将最高的美德视为中庸。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认为《周礼》是礼制的典范，立志要“克己复礼”，重新回到礼制的社会。孔子毕生追求的“复礼”，即复“中庸”之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极力宣扬“礼”，视“礼”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做人的根本。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后来，董仲舒的“天人合类”、程朱以“天理”为本思想，都没有超出“和”的思想。“和”即“中庸”之德，是至高的“道”。
3.影响中华民族性格与人格形态
《周礼》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与人格形态。君子在西周指统治者，后来成为贵族阶级的人格规范，其含义渐渐被道德化、宽泛化了。
孔子进一步将有道德、有教养的人称为君子，给“君子”一词注入新的含义。“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君子，体现了和谐的中性性格特征。“君子”人格的本质，即《周礼》中的“和”思想在人伦方面的体现。后人对“温温恭人”“温柔敦厚”性格的崇尚，与《周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王国维将《周礼》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其实尊尊维护上下和谐，亲亲维护亲族和谐，贤贤维护用人和谐，明男女之别维护性别、家庭和谐。
总之，在《周礼》中，天人合一是“制礼作乐”的基础，人伦和谐是手段，政治社会和谐是目的。
附：金句解析
*金句：橘逾淮而北为枳。（《周礼·冬官考工记》）
解析：橘树越过淮河以北就会变成枳子。橘能够变为枳，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转化的结果，这个条件就是气候。这种转化是必然的。同时，这也是告诉人们，在外界条件的促成作用下可以适当采取对策，增加转化的或然性。
*金句：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干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周礼·冬官考工记》）
解析：弓人制作弓，取用六种原材料必须依照季节。六种原材料都具备后，心灵手巧的工匠将它们加工组合（而成为弓）。干，以求射得远；角，以求箭速快；筋，以求箭射得深；胶，以求弓身结合紧密；丝，以求弓身牢固；漆，以求弓身能经受霜露。制作干的原材料的质量标准分七等：柘木为上等，檀木次一等，檿桑（山桑）又次一等，橘木又次一等，木瓜又次一等，荆木又次一等，竹子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