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俄苏现代作家(1)
第一节俄罗斯现代文学大家
普希金
普希金，179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5月，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
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创作了《高加索的囚徒》（1821）、《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3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和30多首抒情诗都在这时完成。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的抒情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1月29日逝世，年仅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劳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阿里昂》），关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也不尊重淳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习惯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1830）所包括的5个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但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这篇小说对下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暴露了社会的不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1部描写“小人物”的短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于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恼》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个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普希金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上第1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布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凡”、“十分可爱”，同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300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扬，也有曲解和歪曲，同时他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史事件3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圆熟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果戈理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理写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小品集》中的小说后又被收入《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1842年《死魂灵》第1部问世到1852年果戈理逝世，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30~40年代农奴制俄国官僚统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专制、官僚制度的讽刺，对贿赂、盗窃公款、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俄国官吏的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武器。果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俄国民族戏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但是，在沙皇专制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专制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小说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联系。
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闹事鬼、吹牛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俄国农奴制度的化身，俄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专制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作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