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成熟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
1．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现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2．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结束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并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它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以列宁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帮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共产国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二）共产国际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对中共发展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
共产国际作为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于1919年3月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1]“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2]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有一个总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3]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展既得到过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又是在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作斗争中实现的。
其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婴幼时期，共产国际帮助、指导制定重大政策与策略，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有益的扶植。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但其最具持久意义和决定性影响的贡献，则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使其接受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避免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为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先天的良好的思想基础。而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缺少理论准备，他们只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的影响，便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既没有领导革命的经验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由共产国际大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策略是相当必要的，对中共自身的成熟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
其二，共产国际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介绍给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共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倡导和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客观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了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并用以分析中国国情，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翻，土地收回国有”[4]。受此启发和会后继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得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的结论。随后召开的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此外，共产国际还运用马列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和统一战线策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民族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支持开展北伐战争，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懂得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并开始初步地锻炼了使这两者相结合的能力。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对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卓越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3年的三大上，毛泽东坚决赞成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批评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观点，得到指导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赞许，被提名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得以进入党的领导核心。1927年年初，在四大上落选中委的毛泽东到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英、中文版和《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载译介绍。“毛泽东已经在共产国际产生了影响”，不久，毛泽东在五大上重新入选候补中央执委，这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早日形成，都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其三，共产国际承认各国党的独立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最初阶段，虽然也强调各国党对其具有服从指导和执行决议的义务，但它承认各国党的独立性，允许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策略的差异性。列宁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曾联合宣布：“共产国际完全承认每一个党的独立性”，“承认每个党在本国健康发展的必需的范围内的自治”；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党的斗争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而且在作决议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中的种种条件”[5]。特别是，列宁还鼓励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应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6]。所以，中共中央于1922年年初便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7]的结论。
其四，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指导，在初期和中期是基本正确的。斯大林正确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等问题，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革命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中国革命的前途应首先“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8]。另外，斯大林还强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9]这一系列著名的正确论断，帮助中国共产党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从党员不足五百人变为拥有党员近六万人的、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群众性大党，并且使党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初步锻炼。同时，共产国际还通过创办外国语学社，选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等途径，积极为中国培养干部，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晚期，却出现了重大失误。一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列宁逝世后，联共党的领导人忘却了列宁关于“不要俄国味道太浓”的告诫，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要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无异于俄国革命的翻版，只要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的公式，胜利果实就会唾手可得。于是，他们通过共产国际组织硬性推行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想象和照搬俄国革命的公式出发，在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发展阶段的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二是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和家长作风。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10]，确立了其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共作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并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广泛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种强加于人的近乎包办代替的领导体制，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发挥。总之，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生搬硬套俄国的革命模式，对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反共倾向只强调团结不主张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中共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严重地滞缓了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形成。
（三）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严重阻碍了中共的独立与成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一方面及时地帮助中共实行了政治战略的转变，在客观上为红军创建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则是对中共实行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消极、阻碍作用。
这种积极、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篇章。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方针。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11]于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中共六大正确地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和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积极地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六大制定的新政策，放弃了立即夺取大城市的策略总方针，开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对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舆论宣传和干部培养等方面也给予了积极的声援和真诚的支持。这种声援和支持，在对待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毛泽东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但是，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总体情况而言，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共产国际主要起的还是消极、阻碍作用。这种消极、阻碍作用集中体现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尤其是在1927～1935年，共产国际支持“左”倾中央的领导，使毛泽东屡遭排挤、打击。
1．思想禁锢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帮助中共实行政治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上脱离了中国国情，陷入了对十月革命模式和经验的迷信之中。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十月革命经验模式化，将想当然的类比和推论结论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生搬硬套书本上的结论，对其进行俄国化的解释，并使苏联党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便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和经验，而这个模式和经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只有由他们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宗的”。因而，他们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相信由他们解释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运用俄共在三次革命中取得的经验。为把俄国经验应用于中国，斯大林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机械地进行类比，于1927年七八月间推导出一个与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对应的中国革命广州时期四个阶级联盟、武汉时期三个阶级联盟和苏维埃时期只有工农两个阶级联盟的“三阶段”的理论。共产国际六大则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将导引一个新时代，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又提出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三阶段”理论导引了是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第三时期”理论则导引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这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被贯彻到中共党内来，造成连续三次“左”倾路线错误。
其一，共产国际由于受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个阶段”理论的影响，教条地主观地设计了一条不合中国国情的方针路线，并直接影响中共中央的工作，过重地打击了中间势力，加上对当时革命形势低落的情况估计不足，而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党组织普遍发动武装暴动，把党的工作从农村起义直接引向组织大城市起义，导致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这第一次“左”倾错误与“三阶段”理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一是斯大林认为经过前两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先后叛变革命，成为敌人。十一月会议决议也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告诫全党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二是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有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十一月会议决议便指出中国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三是斯大林认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成立苏维埃是完全成熟的问题了”。十一月会议决议也肯定“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也就是说，在革命形势与任务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正在走向新的高潮的错误估计，始终成为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在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上，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的理论，导致了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政治策略上的“左”倾，使共产国际不能正确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和革命所要依靠、所应团结的力量。十一月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在所难免。
其二，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等，对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并成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些重要内容的直接来源。一是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作为立三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形势而得出的“左”的错误结论。二是在革命道路上，共产国际一直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机械地向各国推行，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理解，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准备和组织城市武装起义。李立三正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思想和要求，制订实施了一系列中心城市暴动的冒险计划。三是1929年共产国际和联共党内反布哈林所谓右倾的斗争，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国际政治声势，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倾向斗争，盲目地追随反右实则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
其三，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指示、决议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一是在中国革命形势问题上，共产国际不承认中国革命仍处于低潮，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全盘接受，极力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搞同盟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二是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混淆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中间势力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全盘接受，顽固地把中间派断定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并将“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推向极端，错失了许多革命良机。三是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主张“城市中心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以城市为中心的观点和苏联革命模式，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四是在党内倾向问题上，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重申党内存在着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右的倾向，全力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总之，共产国际凭借自身权威，执意推行国际路线，从思想上禁锢了中国共产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头脑，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严重受阻，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尚待时日。
2．组织控制
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理论和“第三时期”理论，分别成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
在共产国际包办代替式的组织干预与全面控制下，瞿秋白大起大落，向忠发出人意料地当上了总书记，李立三、瞿秋白来去匆匆，王明一步登天。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全力支持“左”倾领导者，致使连续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盛行，使本国土生土长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特殊关系的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派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屡遭排挤和打击。尤其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党和革命事业遭到惨重损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盛行，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错误批判，严重地阻碍了党成熟的脚步。
总之，共产国际六大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从思想上禁锢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从组织上培养了一批唯共产国际和苏联之命是从的教条宗派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打破了这种严密监控，确立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
（四）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共的成长成熟创造了有利条件
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产生的新中央，支持中共以毛泽东为领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是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采取了积极的现实的态度。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借助与共产国际失去电信联系的有利条件，彻底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的组织问题。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及其决议并没有积极地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其原因有四：第一是事实已经证明受自己支持的博古“左”倾中央的领导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选择。第二是陈云的汇报使共产国际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并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12]第三是共产国际一直比较欣赏毛泽东的才干。第四是国际七大改变了政治策略，强调不能对于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给一个万应的药方，各国共产党人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列主义原则以实施共产国际的策略。随之共产国际也改变了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宣布共产国际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形和特点，一般的不要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事宜，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替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二是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实现统一领导。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真理报》头一次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大幅照片，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与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的充分的讨论后，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声明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13]。为认真贯彻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左’倾，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14]。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顺利召开六中全会的基本保证，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指责了王明的错误言行，对加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发起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王明为代表的多半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错误并不满意，但并没有强烈反对。斯大林也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粗暴、蛮横的态度。尽管王明在不断煽动，毛泽东又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的方针，长期信任王明而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的斯大林，最终还是尊重事实和真理，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团结统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15]
但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规定，还只是作为对自身工作的原则提出来的，并没有提高到作为各国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要求。同时，共产国际并未真正放弃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各国党的监控权力，它仍然坚信只有通过它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和特点为各国党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因此，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作用。
第一，“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1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倾向开始出现并日益成为主要的危险倾向。中共中央对这种右的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和必要的预防。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由他在中共中央贯彻上述共产国际的“新政策”。[17]派王明回国本身，就表明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信任产生了动摇，“企图使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完全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这就不能不犯错误”[18]。回国后的王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19]。这种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子，大肆宣扬右倾主张，在中共党内造成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这种结局，共产国际虽不负主要责任，但它摆脱不了干系。
第二，“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20]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是“大国沙文主义”，违背了国际共运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共产国际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活动中完全服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活动中完全服从苏联共产党的指挥，取消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性，按照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来开展活动。而且，共产国际对中共发起的延安整风的态度变化也是说明问题的。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关注。最初，共产国际只是担心在苏德战争的紧要关头和抗日战争的严重情况下，这样一场运动会妨碍中国共产党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保卫苏联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上来。[21]1942年5月，共产国际和联共党派出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飞往延安，设法敦促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弗拉基米洛夫对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抱有成见，“对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谈话”和“整风运动所包含的清除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的目的”极为不满，他接连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发报，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极不正常”的情况。这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中共的整风运动一直不赞成，但开始并未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但是，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却改变了态度。此信指责中共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统战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22]。共产国际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否定和指责，无疑是对中共组织上的干涉，所起的作用也是消极的。
注释：
[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第37页。
[2]《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摘要），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5]《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页。
[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
[7]《先驱》创刊号《发刊词》，1922年1月25日。
[8]《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00页。
[9]《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60页。
[10]《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25－326页。
[11]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05页。
[12]杨云若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13]《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
[1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15]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页。
[1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17]《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18]《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9]《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21]杨云若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5页。
[22]《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