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3)
美国人对一切救人于危难的行动都感到兴奋。如果他救出的是“受伤的”或者“被损坏的”，则更是英雄行为。日本人则拒绝此类拯救，甚至连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安全装置，都被日本人斥为“胆小”。日本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不断强调，只有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才是美德，谨小慎微的态度一点都不高尚。他们对待牺牲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对待伤患士兵和疟疾病人的态度上。在他们看来，这些伤病员如同废物。医疗服务设施本来就严重缺乏，甚至没法保障作战部队合理有效的战斗力。而时间一久，各种各样的补给困难使得医疗不足更为严重。但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日本人对唯物主义的蔑视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日本士兵被教导：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他们认为，对伤病患者的各种照顾就像在战斗机上安装安全设施，反倒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总是格外怜悯重视，远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和平时期从欧洲来的访客也经常讨论这个现象。而这种怜悯之心对于日本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日本军队没有一支受过训练的救护队，也没有前线医疗系统、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医疗供给也少得可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那些被收治的伤病患者只能被杀死。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岛和菲律宾，日本人不得不经常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从不会带着那些伤病患者一起转移，哪怕后者仍有存活的希望。只有当部队“按照计划撤退”，或者敌人已经攻入城门时，他们才会采取一些措施。那时候，军医主管会在撤退前开枪打死医院里的伤病患者，或者由伤病患者自己引爆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自己的同胞都是采取这种“伤损弃之”的态度，那么对待美国战俘必定也一样。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日本人无论是对待同胞还是对待战俘，都犯下了虐待罪。菲律宾的前首席军医，哈罗德·格拉特利上校曾经作为战俘在中国台湾被监禁了整整三年。出来后，他评价道：“美国战俘所受到的医疗待遇甚至比日本士兵更好，因为一同被关押在俘虏营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他们，而日本士兵却没有任何医生可看。有一阵日本人给自己士兵配备的唯一一个医护人员竟是个下士，后来换了个中士。”他一年中只见过日本军医一两次。
日本这种“伤损弃之”理论的极端表现就是不投降政策。任何一支西方军队，只要尽了力却依然陷入毫无胜算的处境时，都会向敌人投降。即便投降了，他们依然视自己为光荣的军人。根据国际协议，战俘的名字会被传达回国，以便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作为士兵、公民，还是家庭成员，他们都依然保有尊严和荣誉感。但日本人却认为荣耀只属于奋战到死的人。哪怕毫无胜利希望，日本士兵也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生命，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人的炮火，进行一次集体自杀式袭击。总之，军人不应该投降。如果因为负伤或者昏迷而被俘，那么从此“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绝对颜面尽失。对于认识他的人们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军令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显然，日本官方并不需要对前线特意灌输不投降政策，因为其军队一直都忠实地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于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达到了142比17166，即1：120。这142个战俘大部分是在负伤或者昏迷的情况下被俘的。极少日本士兵会单独或者三两结伴主动“投降”。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投降和战死者的比例通常是在4：1；当阵亡人数达到了全军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时，军队必然会放弃顽抗。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投降是在霍兰迪亚，其被俘和战死者比例是1：5，比起北缅会战中的1：120，已是巨大的进步。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那些成为战俘的美国人，光是“投降”这个举动就已经够丢人的了。战俘和“废物”没什么区别，哪怕没有受伤，也没有得疟疾和痢疾，他们也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许多美国人回忆说在俘虏营中发出笑声是很危险的。这举动会激怒看守，因为日本人不能忍受本应该感到耻辱的美国人竟然毫无自知之明。许多美国战俘必须遵守的命令，日本军官也同样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遵守。像急行军，或者乘坐极为拥挤的车船转移，对日本士兵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哨兵会严格要求战俘隐藏自己的违规物品，因为日本人最不能忍受的是公然违抗。按照俘虏营的规定，战俘白天去公路修路或者工厂做工后，不允许从乡间带回任何食物。这规定形同虚设——只要把水果和蔬菜藏好就没问题。但如果美国人任由食物袒露在外，则意味着猖狂冒犯和公然藐视哨兵的权威。任何挑战哨兵权威的举动，哪怕只是一句顶嘴的话，都会受到严厉惩罚。其实，日本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对“顶嘴”一事严格禁止，所以在军中更难逃严惩。美国人需要区分日本人在俘虏营中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出于文化习惯还是纯粹的暴虐残忍，而后者才真正不可宽宥。
特别是在交战初期，日本人相信美国人会虐待并且最终处死所有战俘，因而更以被俘为耻。有个广为流传的谣言声称，美国人的坦克曾在瓜岛上碾死了所有的战俘。有些日本人试图投降，但美军认为很可疑，反而警惕地射杀了他们。美军的这种怀疑也不无道理，因为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本士兵，常常为自己能和敌人同归于尽而骄傲，甚至当他被俘后也可能会这么做。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胜利的祭坛，那么死得不壮烈、不英勇才是耻辱”。日本人自杀式袭击的可能性使得美军对主动投降的战俘更为警惕，从而减少了投降者的数目。
对投降的羞耻感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那些被日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美国人的作战习惯，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陌生的。有些美国战俘请求把自己的名字报给美国政府，以便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日本人对此非常震惊并表示鄙夷。当美军在巴丹半岛投降时，日本的底层士兵显得猝不及防，因为他们一向以为美国人会像日本人一样奋战到死。他们更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美日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异，无疑是日本人被俘后和盟军的配合。他们知道一切形势都变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都不适用了。他们失去了荣誉，不能作为一个日本人继续活着。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一些日本人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无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战俘请求盟军处决自己，但又说：“如果你们的规矩不允许你们这么做，我就只好选择当个模范战俘了。”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做得更好。那些被俘的日本老兵和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指明弹药库在哪儿，详细解释日本军力的分布，替美国人写劝降宣传单，甚至一同搭乘战机，把美国人引向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这一切就好像他们的人生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而这新一页上所有的内容都与旧篇章完全相反。但无论为谁服务，他们都无比忠诚。
当然以上描述并不对所有战俘都适用。有少数人始终顽固不化。不管遇到哪种人，美国人总得先提出一系列有利的交换条件，才有可能获得对方的合作。军事指挥官们对于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始终持谨慎态度，所以有一些部队从未尝试去获得日本人的协助。但是，对那些已经接受了日本人协助的部队来说，起初的疑虑很快烟消云散，他们对日本战俘越来越信赖。
美国人从来没想到日本人会变脸变得这么快，因为这和自己的信条是不符的。但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选定了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如果最终还是失败就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这种行为方式，究竟只是个别日本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表现，还是具有普遍性乃至在战后也可以为美国人提供参考？如同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为曾在战时迫使对手去思考一样，快速变脸也让美国人开始思考：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如何酝酿出这种行为的？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从小培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