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各就其位(3)

武士和农、工、商三个阶层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者是“普通百姓”，但武士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是装饰，也是他们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在德川时代以前，武士一向有权对普通百姓使用佩刀，而德川家康只不过是用法令的形式延续了这一古老习俗的生命。法令规定：“那些对武士无礼或者对上级不尊重的百姓，可以被就地处死。”德川家康并没有打算在百姓和武士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完全是基于严格的等级规定。百姓和武士这两个阶层都由大名领导并且直接听命于大名。但他们本身处于不同的阶梯上，而每个阶梯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法令、规则、管制和互惠原则。两个阶梯上的人们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分离的阶层之间可能会被迫搭起桥梁，但这毕竟不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

在德川时代，身为家臣的武士不仅会舞刀弄剑，还逐渐成为管理大名产业的管家和精通古典戏剧、茶道等和平艺术的专家。此外，他们还负责起草各种文书，并为大名的政治野心出谋划策。两百年的和平时期十分漫长，仅懂得舞刀弄剑显然是不够的。正如同绕过阶层限制，自我发展出了一套追求儒雅、艺术和愉悦的生活方式的商人阶层一样，武士们尽管随身佩刀，依然发展出了各种和平艺术。

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法律规定不能反抗武士，且在他们身上强加了沉重的贡米赋税和其他限制，他们还是能得到一些保障。首先，农民拥有土地。拥有土地是威望的象征。在德川政权的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这种法律保障的是个人耕作者，而不像欧洲封建主义的法律，保障的是封建领主。从表面来看，农民可以永久地拥有他最为重视的土地，并且像今天他们的后代一样勤劳且不遗余力地耕作自己的稻田，但事实上，农民就像阿特拉斯一样，养活着多达两百万人的上层寄生阶级——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机构和领取俸禄的武士。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支付给大名一定比例的收成。然而，同样盛产水稻的泰国，传统税率是10%，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达到40%。而实际税率可能比这数字更高。在某些藩国，税率高达80%，并且还要加上无酬劳的强制劳动和工作要求，占用了农民们的精力和时间。和武士一样，农民的地位也是世袭的。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总人口基本保持不变。对一个经历了漫长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停滞的人口数字足以说明该政权执政的情况。政权对靠赋税养活的武士和生产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厉限制，但上下级之间，还是相对依赖的。人们都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都被侵犯了，最贫穷的人也可能会反抗。

农民们如果身处极度贫穷中，不仅会向自己的领主，也会向将军幕府抗议。在德川家族统治的两个半世纪中，至少发生了一千起此类抗议事件。他们通常不是抗议“40%上缴给君主，60%留给耕作者”这类传统重赋，而是抗议在这基础上还额外征收的赋税。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会大量聚在一起游行抗议领主，但整个请愿和裁决的过程都很有秩序。农民把希望修正苛政的请愿书递交给大名的内臣。当请愿被阻拦了，或者大名对他们的抱怨置之不理时，他们会派代表去京城，把诉状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著名的案例中，农民保证请愿书被成功投递的唯一方式是，趁高官经过京城的街道时，把请愿书塞进他的轿子里。无论请愿书是农民冒着什么风险投递出去的，将军幕府收到后都会对它进行调查，而其中一半的裁决对农民有利。

尽管如此，幕府对农民请愿的裁决结果却可能违背法令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投诉可能很合理，英明的政府也应该尊重这些投诉，但是，代表农民抗议的首领已经逾越了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裁决结局有利于农民，可他们的首领破坏了最基本的忠诚原则，而这是不被原谅的。因此无论这种做法多么正义，首领都罪该去死。连农民自己也默认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成群结队赶赴刑场，观看他们的首领被投入油锅、被斩首，或者被钉上木架，但围观的人群绝对不会暴动。这就是法令和秩序。他们会在事后为死者修一座神祠，尊为烈士，但依然认为死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试图巩固每个藩国内部的等级结构，并使每个阶层都依赖大名。大名居于各藩等级阶梯的最高位置，有权对他的依赖者行使特权。将军最大的行政任务是控制大名。将军会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大名们结盟。各藩的官员在边境上严格监视着“出境的女人和入境的枪”，以防止大名偷偷把女人送走或者走私武器进来。若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不能随意联姻，这样便可避免由联姻带来的危险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贸易也受到阻挠，甚至彼此之间的桥梁都被堵死。将军的密探总是向将军汇报各个大名的财政情况。如果发现某个大名的金库格外充盈，将军会要求他承担一些耗资巨大的公共职责，削减他的财力至平均水准。在所有规定中最著名的一条是，每年大名都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就算他回到自己藩国的住所，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上的人质。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将军幕府便可以确保自己一直处于优势，并且加强自己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度的最核心部分，因为他的权力来自天皇任命。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财政资源比那些势力薄弱的大名还要少，宫廷举办的各种仪式也受到将军规定的严格限制。但是，即使是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不曾尝试废除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不是新鲜事。早在12世纪，一个大元帅（将军）就曾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实际统治了日本。在某几百年中，职能的分化更为严重，以至于傀儡天皇把实权委托给世袭的世俗领袖，而这个领袖再委托其世袭的政治顾问来轮流行使权力。日本总是对原来的权力进行委托，再委托。哪怕在德川幕府绝望溃败的末期，佩里上将也没有料到幕后还有天皇的存在。曾和日本在1858年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美国首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也是最终靠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位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