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齐家有道，平天下自齐家始(3)

兄弟亲情，爱到极处，往往是口不择言，令人难以接受。曾国藩的兄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由于曾国藩的名望所在，兄弟们很少向他表达这种真实想法。

曾国藩对此有很深的忧虑，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给诸弟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讲道：“骨肉之情越真挚，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责备的言辞就越尖锐……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感情达到极点了。然而，为兄长的虽说‘糊涂’，也不能不责备你们，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是责备你们的不检点，这有什么耿耿于怀呢？”

虽说如此，曾国藩仍是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地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一语破的，曾国藩的兄弟之情，源自他已将自己的一切和兄弟们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谁也无法分开。

呕心沥血教导诸弟

对几个弟弟，曾国藩恪尽兄长之责，认为这是在尽孝道，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

一次，曾国藩接到家里的来信，得知四弟、六弟没有上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又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做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是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其实，世间人往往都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大道理都明白，就是不去做。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是如此，这些道理都明白，也知道哥哥说的这些都是为自己好，但实际行动起来总是那么无法让哥哥满意。如国潢懒散，国荃浮躁，国华受不得挫折，国葆缺乏自制。对此，曾国藩谆谆教导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专心致志”。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tuǒ）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老师，他都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

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哥哥。他先后让几个弟弟到京城自己身边读书。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他做这些的根本，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他常与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这其中，除了善劝，少不得严责。曾国藩严格要求诸弟讲孝悌、习勤苦、守朴拙、戒骄奢。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穷养儿，富养女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是“穷养儿，富养女”，曾国藩对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也一点不含糊；不但每日要求她们做女红，而且每日每人该完成多少，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教导她们读书识字。在他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1875年，幸运的满女曾纪芬嫁入了湖南衡山的聂家。她带去的嫁妆里面，有一份十分特殊的“功课单”，这是她父亲曾国藩为家里的每个女眷规定每日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是：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纪芬出生在北京，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曾国藩非常喜欢这个满女。曾纪芬十二岁时，曾国藩给她看相，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曾纪芬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最后成为夫家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

虽然贵为一等侯爵的女儿，但在父亲严格的家教下，曾纪芬从来没有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有一次全家去南京的时候，曾纪芬穿了一件蓝呢夹袄，配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贺夫人留下来的。结果她父亲看见之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换了一条绿色的裤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留下来，曾纪芬的三姐穿过后再给她的。

曾国藩对家人都十分严厉，只有对曾纪芬不一样。曾纪芬小时候头上生了虱子，只能把头发剪得很短，直到十一岁，才开始留长发。当时女孩子流行的发式是梳一个抓髻。梳法是先用铁丝做成一个架子，再把头发绕在架子上面。曾纪芬觉得很好看，也想照着梳一个。但是她把铁架子做得太大了，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个大抓髻，看上去十分滑稽。曾国藩看见了就打趣她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疼爱归疼爱，曾国藩对满女的督教和其他子女一样严格。曾纪芬十七岁的时候，曾国藩当时正好担任两江总督，政务繁忙，但仍旧亲自为她制定每天的“功课单”，还规定必须按期检查功课成果。

曾纪芬嫁入聂家的时候，聂家老太爷不过是个知县，跟曾家完全不能相比。聂家对这个新媳妇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曾纪芬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做派，还把勤奋、俭朴的家风带到了聂家。

跟父亲一样，曾纪芬也十分关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即使儿女后来已经长大，有了各自的成就，曾纪芬仍然随时耳提面命，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儿子聂云台后来经营工商业，开办银行，开发矿产，从事纺织，生意做得很大，聂家也成为上海的大财团。

虽然贵为巡抚夫人，工商巨擘的太夫人，曾纪芬的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只要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她决不会让别人来做。她每日起居有时，饮食有节，饭后走一千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即使是数九寒冬，也把双脚露出被外。她自号“崇德老人”，到了晚年仍然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聂家的议事堂（最高的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为名，重要的家事都要与这位老太太商量定夺。

曾纪芬一直到临死时，每年都会恭恭敬敬地摹写曾国藩的“伎求诗”数遍，反复领会父亲的德行恩泽。曾国藩的子女多不长寿，只有这“阿弥陀佛”相的满女长寿而且多子多福，活到九十岁。她有十一个子女，其中有九个为亲生，子子孙孙四世同堂，达到一百多人。

郭筠是曾国藩的二儿媳，曾纪鸿的妻子。她的父亲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跟曾国藩关系很好。郭筠从小就很受郭沛霖的喜爱。她人很聪明，求知欲望很强，不仅会诗能文，还爱看杂志报纸，关心政治时事。跟曾纪鸿结婚后，夫妻俩一直跟随曾国藩居住南京和保定，所以在学业和为人方面，郭筠也得到了曾国藩的很多指教。曾国藩并不认为曾家的媳妇应当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相夫教子上，而是多方鼓励郭筠继续读书求知。他还亲自抽出时间指导郭筠学习《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典籍。

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远见。在曾国藩去世后，管理这一大家子的重担就落到了郭筠的肩上。她事必躬亲，勤俭持家，把家里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郭筠仍坚持读书作诗，夫妇两人常常在屋内清茶一杯，诗文唱和，颇得真趣。1881年曾纪鸿病逝，郭筠带着子女回到湖南原籍，住在富厚堂，承担起督教儿女的重任。此时自己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作诗，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1974年，郭筠的诗作经长孙女曾宝荪在台湾整理出版，名为《艺芳馆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