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群体心理(5)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1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多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比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第四节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我们已经说过，群体并不理性，也说过他们对观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对他们进行的那些暗示会侵入到他们的整个思想领域，使他们立即就想要把这些暗示变成行动。我们还说明了，受到适当影响的群体时刻准备着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牺牲自己。我们也看到，他们只具有狂暴和极端的情绪，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厌恶几乎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为了仇恨。这些常规性的解释，已经让我们对群体信仰的性质有了些了解。
当我们对这些信仰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的时候，不论是在以狂热的宗教信仰为标志的时代，还是在那些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十八世纪——可以发现的一点是，它们总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情感之外，再找不出其他比这更好的称呼了。
这种情感具有非常简单的特征，比如对一个想象中的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他的权力的畏惧、盲目服从他的指令、不敢讨论他的教义、传播这种教义的渴望、倾向于把不接受他的所有人都视为仇敌。这样一种情感不管是用到一个无形的上帝身上、一具木刻或者石刻的偶像上，还是用到某个英雄身上或者政治概念上，只要表现出了上述的特征，其本质便总也离不开宗教的范畴。超自然和奇迹呈现出了同样的情况。群体无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赋予政治原则或者获胜的领袖，只要这些东西在当时激发出了他们的热情。
一个人在他仅是崇拜某个神的时候，还算不上虔诚，但是当他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资源、彻底归顺的精神意志、全身心的狂热激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并将其作为他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指南的时候，他就真的虔诚了。
偏执与狂妄是宗教情感必然的伴侣。那些自信拥有世俗的或者永恒的幸福秘密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来。这两种特征也会在所有因受到某种信仰的激励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中表现出来。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存在着同样的根源。
群体的信仰呈现出盲目的顺从、极端的偏执以及对狂热宣传的需要等，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征，也就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就是这个群体中一个货真价实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神都拥有更多的忠实崇拜者和把人送上黄泉路的便利条件。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那些想入非非的感情，这些感情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偶像奉献他们的生命。这在任何时代都概无例外。甫斯特尔·德·库朗热[16]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很中肯地说到，维系罗马帝国的绝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很肯定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帝国的30个军团居然就能让上亿人俯首帖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顺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帝国伟大之处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在那些曰子里，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这个宗教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许多年里，由60座城市所构成的整个高卢地区，无一例外地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一座庙宇相似的神庙供奉奥古斯都皇帝……其祭司由高卢城市联盟选派，同时也是当地的首脑人物……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畏惧和奴性。整个民族不会卑躬屈膝，尤其不可能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人，而且不仅仅是罗马人，还有高卢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和亚细亚人。”
今天，大多数支配着人们思想的大人物不再拥有圣坛，但是，他们有雕像，或者有崇拜者手里捧着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与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只有通过对群体心理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才能够理解历史的本质。在其他的所有要求之前，群众首先需要一个神。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过去时代的迷信，而且理性肯定已经把这些迷信彻底清除了。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来就没有失过手。群众固然不再能够听到神或宗教这样的词语，他们曾经长期地被这样的名称奴役。但是，在过去100年间，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众多的崇拜对象，而且过去的神也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众多的供奉他们的塑像和神坛。那些在近年研究过群众运动的人知道，打着布朗热主义[17]的旗号，你就能看到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悬挂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权力，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只要他的人格与他传奇般的声望能够匹配，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应该是很伟大的。
因而，信誓旦旦地说宗教对于群众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话，完全就是毫无用处的老生常谈，因为所有的政治学说、神学理论以及社会信条，如果想要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呈现出宗教的形式——一种能够排除讨论这个危险的形式。即便有可能诱使大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的各种狂热的偏执，而且从它的外部形态看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有力证据。虚无主义者的故事总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位大思想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很快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发生了。某一天，他被理性之光照亮，打破了教堂祭坛上供奉的所有的神和圣人的像，灭掉了蜡烛，没容自己缓一口气，他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毕希纳[18]和莫勒朔特的著作替代那些被砸碎的东西，做完这些之后，他又虔诚地重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改变了，但是否就真的可以说他的宗教情感也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