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

对于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学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但是中世纪时期作为古典时期的传承阶段，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社会的政体建设，也从中世纪时期获得诸多裨益，如果对中世纪时期的社会文化不够了解，那么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也将难以深入解读。

1.罗马人的贡献

公元476年9月4日，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奥多亚塞强迫退位，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同时也标志着欧洲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时期的开始。然而，罗马帝国的统治虽然结束了，但罗马帝国创造的诸多文明却没有随之灭亡，这就必然要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我们就必须提到罗马人创造的庇护关系和大庄园制度，以及整个欧洲社会法制建设的基础法——《罗马法》。

首先，庇护关系。罗马帝国末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虽然中央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严格限制了大地主阶层的土地面积，但是这些大地主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对抗中央政策，土地兼并根本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罗马公民沦为雇农，成为农奴或农隶。为了谋求生路，这些雇农不得不依附有势力的大地主，名义上是大地主庇护了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罗马帝国创造的庇护关系。此外，那些到边远地区开垦荒田的罗马人，为了免受蛮族掠夺，也会请求大地主的保护，条件是给出一定的赋税，这也是庇护关系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便越来越壮大，以至于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发展成为不可一世的地方势力。久而久之，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地方势力严重削弱，而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局面已然形成，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成为时间问题。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为了让自己的统治苟延残喘，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饮鸩止渴，将更大的权力下放到大地主阶层，希望依靠他们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其次，大庄园制度。这实际上就是庇护关系的升格与变种，即大地主阶级开始拥有自己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并且在领地四周筑起高高的城墙，用来武装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邦，中央政府的权力被进一步剥夺，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虽然几经文明进步，但基本上又回到了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时代，只不过此时分布在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各个城邦，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主。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官员仍然在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统治阶层已经腐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快，那些仍旧依附于罗马帝国的城邦终于不堪重负，纷纷转头去依附地方势力，或者干脆自立门户，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面对这种情况，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也曾尝试过武装改变不利局面，可惜地方取代中央的历史潮流已经形成，他们的尝试行为犹如螳臂当车，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接下来，以地方势力为主的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可以宣告瓜熟蒂落。

最后，《罗马法》。《罗马法》的建设于公元6世纪完成，由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编修，这是一部臻于成熟的法律典籍，后世称之为《罗马法大全》。众所周知，罗马帝国在形成初期实行了数百年的共和制，公元前27年由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完成军人独裁之后，才称为罗马帝国。《罗马法》也充分显示出了这一社会变革，因而具有共和制与君主制双重特性。

虽然查士丁尼一再强调《罗马法》继承了共和制度，但是共和仅仅是一个外衣，建立君主专制法律体系才是他的最终目标。在《罗马法》中，他主张王权神授，大肆鼓吹王权至上，妄图形成个人崇拜。庆幸民主共和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扎根，因而出现了诸多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因素，最终并没有让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罗马法》中既可以找到人民共和思想，也可以找到君主专制思想，实际上是一部两种思想共存的法律典籍，这也为后世的学习和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空间和张力，使得《罗马法》的生命力越发强大。

2.日耳曼人的贡献

除了罗马人之外，日耳曼人也对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建设功不可没。如果说罗马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中思想建树颇丰，那么日耳曼人则是在行动上贡献良多。众所周知，由于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日耳曼人的分布变得越来越零散，最终分成了三大分支。其中每个分支又分成若干个小分支，并且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可以说整个日耳曼民族并没有统一的联系。但是如果从民族特征来讲，他们的共同点却是一致的，而这些一致的共同点，也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崇尚武力。如果说蒙古人是天生的战士，那么中世纪日耳曼人就是天生的战争爱好者，这不仅因为战争是他们的生存手段，还因为战争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在当时的日耳曼人看来，人生需要用荣誉来证明价值，而荣誉又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得，所以日耳曼人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世界中没有战争。史料记载，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发动冲锋时，通常都是由军事首领带头，如果首领有丝毫怯弱，就会成为他一生的污点。日耳曼人的普通战士同样如此，如果他们的军事长官在战场上牺牲，而他们却生还下来，那么他们的一生都将生活在耻辱当中。

其次，土地公有。日耳曼人的土地，是由国家公有的，国家下辖若干个公社，每个公社以人口数量的多少分得相应土地。然后再由公社分配到具体个人，标准是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得到的土地越多。实际操作过程中，那些首领身边的亲兵由于建功最多，自然会得到最好和最多的土地。但是这些人心中很清楚，自己只有建功疆场，才能保住已有土地，并且得到更多土地。因此，这些贵族都忙于政治军事，并不会亲自去种田，而是交给那些专业的农民或者农奴去负责，自己仅仅是坐享其成。与此同时，这些亲兵的封地还会经常变更，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受封者利用战功以外的方式拓展土地，也能够让更多平民看到战功所带来的荣誉和实惠。如此一来，日耳曼民族人人尚武，人人以建功疆场为毕生目标，上了战场之后自然勇猛无敌。

最后，自由民主。原始时期，日耳曼人的部落内部事务基本由长老裁定，而长老的产生，是由选举大会决定，至于选举大会，则是由部落中的所有成年男子共同组成。日耳曼人的王同样由选举大会产生，唯一的限制是必须从血统纯正的王族中选取，如果被选出的王表现欠佳，部落大会还有权将其废黜另选。在大迁徙过程当中，日耳曼人开始逐渐分散，很难再选举出统一的王，但是这种自由民主的选举意识和方法，还是在每一个部族之间实行，从而确保了每个部族的领导者都是最优秀的，以至于整个日耳曼民族始终具有较为优秀的领导者，其整个民族的势力自然越来越兴盛。

与此同时，日耳曼人不仅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具体的民主方式，而且在入主欧洲之后，还能够以其强大的武力保卫着这种民主，从而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社会进入中世纪以后，日耳曼民族正值强盛时期，再加上他们对基督教文明的主动接触，民主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核心，随即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日耳曼人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对于近现代的西方民主建设更是青史可见。

3.基督教文明的贡献

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形成，基督教也作为一股重要的参与力量，而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道格修斯就曾给皇帝写信，称皇帝的威严可以凌驾于全人类之上，但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则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唯有如此，才能用虔诚感动上帝，从而得到上帝的庇护和指引。这种貌似为神明大唱赞歌的行为，实际上是神职人员在为自己揽取权力，因为所谓的神灵意志，必然要通过他们来具体传达实行，基督教的分权行为可谓志在必得，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至于基督教对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具体贡献，主要包括二元政治思想和王权神授思想。

其中，二元政治思想是指将神权和王权分离开来，即主教和皇帝的权力分别由两个人来行使，再具体地说，就是将宗教权力和行政权力区别对待。在《圣经》当中，基督耶稣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即“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当然，神权和王权也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这两种权力能够和谐共处，它们彼此都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帮助，而如果这两种权力站在了对立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甚至祸延天下。

如此一来，罗马帝国的权力就被一分为二，由基督主教和帝国皇帝共同执掌，并且主教的权力还要略高于皇帝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分配，虽然容易导致双方的争权夺势，但是也为两种权力设置了天然限制，避免因为一家独大而出现独裁政权。果不其然，当基督主教将自己的势力培养丰满之后，立即与皇帝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这便出现了中世纪著名的神权与王权之争。后世学者虽然从中吸收并创造了诸多理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都脱离不了二元政治思想的框架。

接下来是王权神授思想，即皇帝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皇帝是上帝的宠儿，从而赋予了皇帝统治天下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思想还要追溯到日耳曼人的原始信仰，后来与基督教文明进行结合，才最终促成王权神授思想的产生。众所周知，日耳曼人的王权是建立在高贵血统、部落民选和王权神授三大基础上的。在入主欧洲以后，日耳曼人逐渐受到罗马文化和基督文化的影响，最终接受了王权神授的说法，相信王权是从上帝手中得到的。

公元6世纪，王权神授的思想空前高涨，几乎所有欧洲人都认为皇帝受上帝恩宠，从而在神的庇护和引领下统治臣民。这一时期，就算皇帝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甚至没有把国家治理好，其权威同样不容侵犯，权力也不容质疑。因为那是上帝赋予的，即使要剥夺，也必须由上帝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仍旧服从于王权统治，但是对神权的信赖则更高一筹，后来王权曾一度沦为神权附庸，皇帝也成为基督教统治天下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必须依赖地方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而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这无疑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形成。

至此，促成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局面的最后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封建制度的大体轮廓也随之浮出水面。总体来说，希腊人提供了封建制度的雏形，罗马人继承并推进了封建制度，同时还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法律建设。再加上日耳曼人的公有制和民主制融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完成基础奠定，并且再也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