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展开的这一次技术革命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将引发经济、社会和文化多个领域的变革，其影响非比寻常，我们几乎无法预判。尽管如此，本章还是要描述并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企业、政府、国家、社会及个人的潜在影响。
在所有这些领域，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可能来源于赋权，即政府如何与公民互动；企业如何与雇员、股东和客户互动；超级大国如何与小国互动。因此，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被赋权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分散的权力系统，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加强协作，方能取得成功。
经济：爆发式增长和就业困境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且涉及众多领域，所以我们很难对某个影响进行孤立的分析。事实上，你能想到的所有宏观变量，包括GDP、投资、消费、就业、贸易、通货膨胀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在此，我想重点阐述两个最关键的方面：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产效率这一长期决定因素来观察的）和就业。
增长还是衰退？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也莫衷一是。一方面，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革命的关键性贡献已经完成，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反方阵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则称，技术和创新正处于拐点，将很快推动生产效率的大幅上升，加速经济增长。
虽然两方观点都有道理，但我仍然保持务实的乐观主义态度。我清楚技术对通货紧缩的潜在影响（即便被定义为“良性通缩”），及其分配效应是如何轻视劳动力而偏向资本以及挤压工资（由此挤压消费）的。我也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助于很多人以更低价格享受更多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行为更具可持续性、更加负责。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增长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参考最近的经济趋势和其他增长因素。在2008年发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前几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约为5%。如果能保持这一速度，全球GDP每14~15年即可翻番，从而让数十亿人脱离贫困。
“大衰退”刚结束的那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将恢复到先前的高增长态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经济似乎止步于3%~3.5%的年增长率，低于“二战”后的平均水平。
某些经济学家已提出“百年衰退”（centennial slump）的可能性，还提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后面这个词是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创造的，最近被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重新拾起。“长期停滞”描述的是需求持续不足，即便是采取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也无法扩大需求。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如果这个观点属实，则意味着全球GDP增长可能会进一步降速。假设在极端情况下，全球GDP年增长率滑落至2%，那么将需要36年才能实现翻番。
对于目前全球增长放缓的情况，有很多解释，诸如资本分配不当、过度负债、人口结构变化等。我将在下文分析其中两个与技术进步关系尤为密切的因素，即老龄化和生产效率。
老龄化加速
据预测，2030年前，全球人口将从今天的72亿增长到80亿，到2050年前增长到90亿。人口增长理应扩大总需求，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口趋势：老龄化。传统观点认为，老龄化主要影响西方富裕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地区，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一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欧洲（出生率最先下降的地方），还有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南部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包括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如黎巴嫩、摩洛哥和伊朗。
老龄化会对经济发展构成挑战，因为除非退休年龄大幅提高，让老龄人口继续工作（这是势在必行的经济措施，经济效益明显），否则受赡养老人比例增加的同时，工龄人口就会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青壮年人口减少，住宅、家具、汽车、电器等大件商品的购买也会减少。此外，愿意承担创业风险的人也会随之减少，因为老龄工作者倾向于保留必要资产，相对于创立新企业，他们更愿意安享晚年。另一方面，随着人们退休并用光积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抵消了这种影响，从总体上降低了储蓄和投资比率。
当然，随着老龄化社会适应了形势，这些习惯和模式可能会改变，但总体趋势是，老龄化的世界注定增长缓慢，除非技术革命引发生产效率（简而言之，即聪明工作而非勤奋工作的能力）的大幅攀升。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让我们过上更长寿、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在如今发达国家出生的婴儿中，超过1/4的人预期寿命可达100岁。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工龄人口、退休和个人生活规划等问题。
许多国家在试图探讨这些问题时面临很多困难，这进一步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充分、主动地认识到变革的力量。
生产率悖论
过去10年里，尽管技术进步和创新投资都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全球的生产效率（无论以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依然止步不前。生产率悖论的一个最新表现是技术创新未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个悖论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经济谜题，在“大衰退”发生之前就出现了，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以美国为例，1947~1983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8%；2000~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6%；2007~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3%。增长率走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和创新对效率贡献的最常见指标）的降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间1.4%的水平。尽管在近5年的时间里，实际利率一直在零利率上下徘徊，但鉴于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已经积聚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现金资产，生产率下滑的现象就更令人担忧。
生产效率是长期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如果它在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停滞不前，意味着我们的长期增长和生活水平都要打折。一方面，数据显示生产效率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我们期望技术与创新的大幅进步能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如何才能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一种主要观点认为，挑战在于如何通过衡量投入和产出来评估生产效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创造的新商品和服务，其功能和质量都会显著提高，但其投放的市场与我们过去惯于衡量的市场大相径庭。许多新商品和服务都“没有竞争对手”，边际成本为零，并且（或者）通过数字化平台驾驭竞争激烈的市场，这些导致了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消费者剩余不再反映在总体销售额或更高的利润中，传统的统计方式很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价值增长。
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举了几个例子：通过移动应用打车，或依据共享经济模式租用汽车，这些都提高了效率。其他许多类似的服务一般也能提高资产效率和生产效率，但由于它们本质上是免费的，这些服务在家庭和工作中的价值就无法计算，所以在通过特定服务实现的价值与国家统计的价值增长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也说明，我们实际的生产和消费效率要高于国家的经济指标。
另一个观点则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升生产率的势头已经减弱，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那波核心技术还没有导致生产效率真正爆发。
事实上，作为一名务实的乐观主义者，我强烈感觉到，我们才刚刚开始感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的积极影响。我的乐观源于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将20亿人尚未被满足的需求纳入全球经济，通过为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人和社区赋权，并将他们彼此连接，扩大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大大增强我们处理负外部性问题的能力，以及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的能力。以负外部性较高的碳排放为例。直到不久前政府大力补贴时，绿色投资才具有了吸引力。但形势现在发生了变化：可再生能源、燃油效率和能源储存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不仅让这些领域的投资获利越来越丰厚，有力促进了GDP增长，还有效缓解了一项重要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
再次，如后文所述，许多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领袖都告诉我，他们正在努力改造所在组织，以充分实现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我们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需要打造全新的经济和组织架构，才能充分实现此次工业革命的价值。
事实上，我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经济的竞争规则与以往不同。国家和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各方面处于创新前沿，这意味着与过去的低成本战略相比，以创新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战略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如我们当前所见，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国家的颠覆者与创新者给老牌企业带来了极大压力。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认识到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那么这个国家今后也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颠覆和创新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我认为，结构因素（过度负债和老龄化社会）和系统因素（平台和共享经济的产生，边际成本下降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等等）将共同发挥作用，迫使我们改写经济学教科书。第四次工业革命有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纾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部分重大挑战。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并管控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不平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被改写的劳动力市场
尽管技术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应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至少在近期要缓解技术对就业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关于技术影响就业的担忧并非今日才有，早在1931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警告说，当“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时，技术就会导致大范围失业。这个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万一这次对了呢？在过去几年，计算机取代了许多工种，尤其是记账员、收银员和接线员等工作，这些事实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前言部分，我们已经介绍了为什么新技术革命会比前几次技术革命造成更激烈的剧变，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速度（所有一切发生的速度都比以往更快）；广度和深度（许多剧变同时发生）；以及整个系统的全面变革。
鉴于上述因素，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事实：新技术会大大改变所有行业和职业的工作性质。最不确定的事情是，自动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人工？需要多长时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技术对就业产生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对就业是有破坏效应的，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和自动化会让资本取代人工，从而导致工人失业，或者把他们的技能用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这样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
作为人类，我们的适应力和创造力都非常卓越，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化效应取代破坏效应的时机和程度，以及这种取代会有多快发生。
关于新兴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人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乐观观点，他们认为工人被技术取代后就会找到新的工作，而且技术也会激发新一轮的繁荣；另一派则认为技术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冲突加剧。历史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会介于两者之间。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让结果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帮助处于转型期的那些人？
技术创新总是会淘汰部分工作，但是技术创新又会以其他形式或者在其他地方提供新的工作机会。以美国的农业为例，在19世纪初，90%的劳动力都在从事农业，但是今天这个比例不足2%。不过美国农业人口的巨幅下滑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其社会破坏力相当小，只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失业情况。
应用经济就是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案例，这个经济模式开始于2008年，当时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决定让外部开发者为iPhone手机开发应用。截至2015年年中，全球应用经济产生的收入规模预计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高于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影行业的收入规模。
技术乐观者会问：如果从过去推测现在，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同了呢？他们承认技术的颠覆性，但是他们也声称，技术最终都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这反过来又会扩大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催生更多的新工种来满足这些需求。这个观点的实质是：人的需求和欲望无穷无尽，所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过程也无穷无尽。除了正常的衰退和偶尔的萧条，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呢？它对我们未来又有什么启示呢？有早期迹象表明，许多行业和工种均已出现可以替代人工的创新技术，在未来数十年，人工很可能被这些创新所取代。
劳动力被取代
许多工种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尤其是那些需要机械重复、精准操作的体力工作。许多其他工种也会逐步实现自动化，因为计算能力在持续快速增强。即便是像律师、金融分析师、医生、记者、会计师、保险承保人、图书管理员等各种不同的职业，也可能部分或全部实现自动化，而且这一天会比大多数人的预期来得早。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证据是：相较于以前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就业机会似乎变少了。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技术与就业项目评估显示，21世纪之初在美国尚未出现的那些行业，现在只接纳了0.5%的就业人数，这个百分比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生行业分别接纳的大约8%和4.5%的就业人数。美国近期的一次经济普查也验证了这一点，揭示了技术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普查结果显示：信息和其他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是通过取代现有人工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创造新产品从而需要更多人力参与制造。
经济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机器学习专家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是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他们量化了技术创新对失业的潜在影响，并根据自动化发生的概率，对702个职业进行了排名，涵盖了自动化风险最低（0分表示完全没有风险）和自动化风险最高（1分表示该工作存在被某种计算机替代的一定风险）的职业。我在表3–1中介绍了自动化风险最高和最低的部分职业。
表3-1 自动化风险最高和最低的部分职业
资料来源：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牛津大学，2013年。
这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在未来10~20年，美国47%的就业人口可能会面临失业风险。相对于此前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改变，本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此外，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为严重：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但是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减少。
有趣的是，劳动力被取代不仅是因为算法、机器人和其他非人资产能力的增强。迈克尔·奥斯本还注意到，自动化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近年来在努力更准确地定义并简化它们的工作，以便它们在外包这些工作的时候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比如利用亚马逊的网络众包平台“土耳其机器人”）。通过简化工作，算法就可以更好地替代人类，因为各项准确定义的独立任务更便于监控，也可以产生更多更高质量的任务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优质的数据库，进而让算法可以替代人工开展工作。
在思考自动化和劳动力被取代现象的时候，关于技术对就业和未来工作的影响，我们应该避免让自己的思维走向极端。弗雷和奥斯本的研究显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必然对全球就业市场和职场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面临人与机器对抗的困境。当前的变革是由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的结合推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结合会增强人类能力和认知力，这意味着领导们要对员工进行培训，并开发相关学习模式，让员工可以与那些能力、互联程度和智力水平越来越高的机器一同工作。
对技能的影响
在可预见的未来，自动化风险较低的工作是那些需要社交技能和创造力的工作，尤其是在不确定状态下做出决策和提出创新思想的工作。
但即便是这样的工作可能也不会长久。写作算是最需要创造力的工作之一，但是人们已经开发了自动写作技术。复杂的算法可以根据受众特点，生成相应风格的文章，而且内容看起来很像是人的作品。《纽约时报》最近做过一个测试：被测试者阅读两篇类似的文章，他们根本无法判断哪一篇文章是人创作的，哪一篇文章是机器人生成的。目前，这项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美国自动写作技术公司（Narrative Science）是一家专业研发创作自动生成技术的公司，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哈蒙德（Kristian Hammond）预测，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90%的新闻将通过算法生成，且其中大部分内容将完全不需要人的参与（当然，算法设计除外）。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里，有一种能力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而言都愈加重要，这个能力便是从知识和技能角度预测未来的就业趋势和需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会有不同趋势，所以我们应该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特定行业、特定国家的影响。
通过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未来工作”研究项目，我们从15个经济体的10个行业中选取了当今最大的企业，针对从现在起到2020年科技对就业、工作和技能的影响，调查了这些企业首席人力资源官的意见。如图3–1所示，受访者认为，到2020年，对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交技能和系统性技能的需求会远远高于对身体能力和知识性技能的需求。该研究报告发现，未来5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型期：总体来看，就业前景没有太大波动，但是部分行业以及大多数职业技能会发生巨大变化。尽管大多数职业的薪酬以及员工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预计会稍有改善，但是在一半被调查的行业中，职业安全感预计会有所恶化。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受到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同的，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参见专栏3-1）。
图3–1 2020年的技能需求
资料来源：2016年《未来工作报告》，世界经济论坛。
专栏3-1 性别差距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第10版）揭示了两个令人忧心的趋势：第一，按照当前的进展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领域的男女平等还需要118年的时间；第二，性别平等的进展相当缓慢，甚至可能会止步不前。
鉴于上述趋势，我们必须考虑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性别差距的影响。随着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技术变革加速前进，女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角色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男性主导的职业和女性主导的职业，哪一个面临的自动化风险更大？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工作报告》显示，这两种类型的职业都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尽管制造业、建筑业和安装业等男性主导行业的自动化会导致更多失业，但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日益增强，以及服务业可以对任务进行数字化处理，这意味着不论是新兴市场的呼叫中心岗位（这是许多年轻女性员工的生计来源，她们通常也是家庭中首先出来工作的人），还是发达经济体中的零售和行政岗位（这是中低层女性的主要就业领域），都面临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
失业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在那些曾经赋予女性就业机会的领域出现大范围失业，就会引发累计效应，这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具体来说，如果低技能女性是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她失业就会让家庭面临风险；即使家庭有两份收入来源，女性失业也会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失业还会导致性别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
那么会有新的岗位和职业类型提供给女性吗？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就业市场的背景下，女性会有哪些新的就业机会呢？虽然我们很难预测尚未出现的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合理推测出这样的结论：市场需要更多能使工人与技术系统共同设计、建造和工作的技能，以及能够填补技术创新空白的技能。
因为男性仍将主导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工程等领域，所以对专业性技能需求的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性别差距。但是那些机器无法胜任的、依赖人类特质和能力（比如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工作，其市场需求则可能会增加。比如，在心理学家、治疗师、教练、活动策划、护士和其他医疗工作人员等职业类型中，女性就非常普遍。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女性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需要不同专业技能的工作，其相对回报是否合理，因为个人服务和其他目前由女性主导的职业依然可能会面临价值被低估的风险。如果这样的话，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导致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出现更大分歧，这也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负面结果，因为它不仅会加剧整个社会的不平等，还会扩大性别差距，使得女性在未来的工作中更难发挥自身才能。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组织所有层面的团队都能做到男女均衡，组织的创造力和效率就会得到提升，但是如果出现上述的负面结果，那么男女均衡带来的多元化和效益价值都会面临威胁。要知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许多曾经与女性和女性职业相关的特质和能力将更加重要。
我们无法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会给男性和女性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经济转型的机遇，重新设计我们的就业政策和商业实践，确保男性和女性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未来的世界会涌现出许多新的岗位和职业，这不仅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因为许多非技术因素，比如人口压力、地缘政治变化、新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今天，我们无法精确预测这些因素，但是我坚信关键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人才。因此，限制创新、竞争力和增长的因素更有可能是人才的匮乏，而不是资本的短缺。
这可能导致就业市场逐渐分化为低技能的低薪工作和高技能的高薪工作，就像硅谷的作家兼软件创业者马丁·福特（Martin Ford）预测的那样，就业技能这座金字塔的整个底部将逐渐空心化。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好应对准备，社会不平等就会加剧，社会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这样的压力也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高技能”的含义应该如何界定。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技能依赖于高等教育或专业教育，以及在某个职业或专业领域拥有相应的能力组合。鉴于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更重视并要求员工具有在不同环境下不断自我调整以及学习新技能和新方法的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工作”项目研究还显示，对于所在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能否应对上述变化，只有不到50%的首席人力资源官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信。这些企业之所以没有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主要有如下障碍：企业对颠覆性变革的性质缺乏了解；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的创新战略之间缺乏协调配合；资源制约；以及短期的赢利压力。因此，尽管面临即将发生的巨大变革，但企业为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措施却少之又少。企业必须要转变思维，才能满足自身的人才需求，缓和变革对社会的不利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我们还有必要思考一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尚未惠及世界上所有人（许多人现在还没有用上电、自来水、拖拉机和其他机械设备）。鉴于此，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对发达国家产生变革性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工业革命必然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在过去几十年，虽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扩大，但是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大幅缩小。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各经济体之间在收入、技能、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第四次工业革命会不会逆转这样的趋势呢？还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和快速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是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呢？
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棘手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使发达经济体在全力应付自身的各项挑战时也不能忽视它们。不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落伍并非是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大规模移民等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会引起国际动荡，而实现上述目标就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如果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就很可能回归发达经济体。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低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困境。在世界经济中，依靠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是一种常见的发展路径，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积累资金、获得技术并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一旦这条发展道路走不通，许多国家就需要重新思考其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发展中国家能否把握并利用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对于世界来说非常重要。为了理解、制定和调整相关战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另外一个风险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在国内以及国家之间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和冲突，降低社会凝聚力，加剧社会动荡。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人们对于社会不公和国家间生活水平差异的情况更了解，同时也更加敏感。除非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袖们向公众保证，他们正在实施正确可行的战略改善民众生活，否则社会动乱、大规模移民和极端暴力情况会更严峻，从而对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国家产生威胁。要让人们坚信自己可以通过有意义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万一劳动力需求不足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万一技能与需求不匹配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新型弹性工作革命
15年前，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在《自由工作者的国度》（Free Agent Nation）一书中描述了未来的工作更像是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一系列交易，而不是一种持久的关系。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这种趋势得以加快发展。
今天，共享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也改变了这种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雇主利用“人力云”（human cloud）来完成工作：他们把专业工作细分为多个精确的任务和彼此独立的项目，然后上传到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组成的虚拟云上。这是新型共享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提供劳务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员工，而是从事特定工作的独立个人。在记者法哈德·曼佐（Farhad Manjoo）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阿伦·桑德拉拉詹（Arun Sundararajan）教授说：“未来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获取收入——你既可以是优步司机，又可以是Instacart的采购员，Airbnb的房东，也可以在Taskrabbit上做临时工。”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尤其是飞速发展的初创企业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因为人力云平台上的工作者都是自由职业者，至少从目前来看，雇主无须为他们支付最低工资、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英国MBA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ghan）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按照你的方式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人。而且因为他们不是你的雇员，所以你无须处理与雇佣和合规相关的那些麻烦事。”
对于在人力云平台工作的那些人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自由（是否工作的自由），同时因为他们属于全球虚拟网络的一部分，所以也具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有些个体工作者认为这样的工作模式压力小、自由度大、工作满意度高，是一种理想的工作状态。尽管人力云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但已经有许多传闻表明人力云催生了“无声离岸外包”（无声是因为人力云平台没有上市，无须披露数据）。
这就是新型的弹性工作革命，任何一个人只要接入互联网就可以获得工作，同时技能短缺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不禁要问，这场革命已经开始了吗？还是说在这个无人监管的、由虚拟血汗工厂组成的世界里，这场革命必然会导致逐底竞争？如果是后者——全世界那些朝不保夕的劳动者这个社会群体必须得不停地工作才能养家糊口，与此同时却又没有劳工权、谈判权和职业安全感——这会不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呢？最后，人力云的发展仅仅是让人类从事的工作加速自动化吗？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必须为社会契约和就业合同设定新的形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队伍和工作性质。我们必须限制人力云的负面影响，避免可能出现的剥削现象，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压制就业市场的发展，不应阻止人们选择自己的工作方式。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对未来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分裂程度加深，人们的隔离感和排斥感增强。伦敦商学院的管理实践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在《转变：未来社会工作岗位需求变化及应对策略》（The Shift:The Future of Work is Already Here）中对这一影响进行了阐述。
正如我在本书中始终强调的，选择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监管增强的风险，从而进一步增强政策制定者的权力，抑制一个复杂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目标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记住，这并非仅仅与人才和技能相关。技术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这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结果，但是他们也希望自己并非只是流程中的一个环节，而是希望自己能成就更伟大的事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专业化过程会弱化人对工作的目标感。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也曾警告说，过度专业化的风险会“关闭宽频带可调谐搜索，导致人们无法进一步发现强大的一般性原则”。
现在，我们身处一个日益错综复杂、专业分工高度细化的时代，人们渴望有目标的参与，这一点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经常感觉企业的工作限制了他们寻求生活意义与目标的能力。在当今这个界限日益模糊、理想不断变化的时代，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和谐融合。我担心，未来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工作中获得这种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