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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终识得“半生瓜”(3)

(三)

我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的人了,从学业到感情,除了大的原则性问题,几乎都是选择将就别人,自己没什么一定要维护和遵守的。

而过去两年是我长这么大所遭遇的最痛苦的劫难,除了情感的部分,当然还有更多,甚至有些部分根本无法说。文章矫情如斯,大家不要见怪,因为它只是部分的故事,是可以简单说出来的故事。

这些人如何对待我,都出自他们自然的逻辑和反应,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却不知道我人生除了与他们有交集的部分之外正在经历着什么,就算累积成致命的痛苦,他们也没有理由知道。而这种情感上连续密集的挫折,一个个希望的破碎,失去一个就等于失去全部,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那些无条件爱我、关心我的人都离我好远好远,远到那人情的温暖也在电话声音延迟的那一秒里消散了……我慢慢习惯了不向人求助,因为我懂每个人都很难,也懂陌生人是不可轻易相信的,更懂只有先让自己好起来,朋友才会自然向我靠拢。

于是我现在做的,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起来,成为让自己满意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多谢这些人曾那样对我,使我懂得如何找到真正的陪伴和快乐,而且变得更加坚强。

这时候应该再次响起那首我经历过这些才听懂了的歌:《苦瓜》。

不差这会儿

经常有人,包括我,以写论文为由拒绝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我想以亲身经验告诉大家的是:真的不差这一会儿。

我遇到过的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硕士最后一学期,因为论文写作压力很大,导师也催得紧,差不多两周就要拿一章出来(当然之前有一些底子),于是我拒绝参加所有活动,包括学术的。无论是朋友相约出去觅食,还是一些系里的公开讲座和活动,我都不愿参加,更不用说那些什么朋友聚会了。然而这几个月我的论文进展不仅没有想象中那么迅速,还因长时间闷闭而心理焦虑,当时唯一愿意做的就是下楼去跑步。但有专业人士告知:体育运动后的身体劳累感会加重孤独的感受,好像确实如此。

那段时间我的心理状态是长这么大以来最差的,因为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就每天从天亮捱到天黑,从傍晚熬到凌晨,最后也就在睡觉前写那么几行字。有时候干脆一整天就睡过去或者看电视剧了。每晚睡觉的时候都非常自责,不仅身体熬得很差,心里也不断淤积对自己的不满。

事实证明,对自己的不满才是最可怕的情绪。

后来我回家休息了一个半月,在广州又呆了一个半月。最终,我的整篇论文是在广州的日子里完成并过关的。虽然过去已经写过很多,再写一定比较快,但在广州的效率却使我重新找回了自信,从大脑到身体都告诉自己可以有效率、有规律地完成既定的目标。

那我在广州就是苦苦闭关吗?不是。

刚去的前两周,师友们会组织各种局,无论是晚饭还是读书会,都叫我一起去。刚开始答应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儿纠结,害怕因此没时间干活。但没想到每次跟这么多好朋友、好老师相聚聊天喝酒之后,心里的快乐已经慢慢累积起来,成为后来彻底清除负能量的第一股助力。而且师友们也并不觉得闷着就能写出东西来。

最感动的还是L老师邀请我跟他家人一起过中秋的那天,我们从中山市回到城里,老师说:“今晚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吧,我怕你一个人对着月亮写不出论文会哭啊!哈哈!”而其实那天,论文的第二章已经迫在眉睫,但看老师这么热心,我还是答应去了。席间从老师的父母到他弟弟的女儿,都围在一起吃饭聊天,好像就是一家人,饭后我还去老师家帮师母弄了弄电脑,跟她家小猫玩了一阵。无比温暖。

后来我发现,所有积极参加这些聚会的师友,无论师兄、师姐或老师,都是效率极高的人。他们一周有不少课要上,还要准备参加许多学术活动和会议,甚至还有行政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但每周他们都有空的时候,总会一起寻到一家好吃的餐馆去边吃边聊几个小时。一个人飞信出去,大家都来了。而我绝对可以保证的是他们的水平也是界内前列的。

最后完成稿子的那天正好是我生日,L老师和C老师决定晚上等我交稿之后带我去吃点儿东西庆祝。可我一直熬到晚上九点才搞定,到餐厅坐下时已经快十点了。号称不离书桌的学霸申兄和二位老师都来了,而文章已经发给一位师友帮我最后看看,L老师看我还时不时紧张地查邮件,生怕有什么不好的反馈,于是拿了菜单递给我说:“告诉他你在过生日!不差这一会儿!来,看有什么要吃的!”

我想我们一生的时间应该只留给两件事:一是专注地创造价值;二是完全地享受快乐。

那个让你漂泊的城市

香港是我漂泊的第二个城市,也是目前让我受伤最深的城市。和很多人漂的地方一样,这是一个充满世界各地各色人种的国际大都市,但她却拒绝进入一些人的心里。

校园里有参天的松树和坚韧的椰树,昏黄的灯光下,在那些圣诞、中秋、春节、感恩节冷清无人的假日里,我曾经独自一人戴着耳机跑到海边看天水合一。我开始记录吐露港四时的变化,那几百张照片有香槟金、有天空蓝……同一处山海之景,成为两年里我最忠实的伙伴,那出海口外一望无际的海就是无边的孤独,无法挪动。

有些粤语歌是那样真切地描述了一颗冰心撞击无言的自然的感觉,清脆冷酷的碎裂声,整晚回荡。于是我开始听懂陈奕迅的《陀飞轮》和《苦瓜》,当然还有薛凯琪的《给十年后的我》这些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粤语歌迥然不同的情感,前者伤感无奈,后者唯美热情。

记得有一天我跟导师说:“老师,我可能有点儿神经衰弱。”他却轻轻一笑回答我说:“香港好多人都神经衰弱,之前有过统计,你看地铁里他们听不得一点儿噪音就知道。”于是我觉得自己的求助好像有点儿懦弱和无知,我告诉自己这没啥大不了的,外面有那么多奔波劳顿的人比你还惨好多倍呢!所以在这个城市,“脆弱”几乎是最可笑的词汇。你看公交车上那些头发花白却仍戴着蓝牙耳机跑订单的老人,就会知道这是个多么自强而残酷的社会。

有过那么几个同学,时不时对我表示过关心,也许是自己累积的负能量太多,而他们毕竟不是普度众生的佛祖和前来救世的耶稣。回想我初到香港时积极热情的社交态度,或许过早消耗了一个正常人两年的定额。

不仅是语言将人划分开来,就算是都说普通话的内地同学和台湾同学,大都习惯了各忙各的。记得跟住同一栋楼的同学约一起吃饭也要排到三日之后。我希望的那种热络温暖或许就是软弱的表现。

冻死人的商场里或许留下最多我一个人晃荡的影子。曾经一度香港对我来说只剩下购物这一种意义了。虽然不敢买什么奢侈品,但流连在橱窗与橱窗之间,似乎是打发孤独的最便捷方式。我与售货员冷冰冰的交谈,有时只用说句“唔该”,而大多数时候我一连几天不用跟人说一句话。

所以我跟肯德基和必胜客的外卖大叔曾经有过几段那两年中最有趣和最有人情味的内地人与香港本地人的对话。大叔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我曾经是警察来的!退休了还不是要继续工作!你知道香港生活就是这样的。”(掏出他过去的警员证让我看)再后来就是他给我看他儿子照片然后我们沉默五秒之后再没见面。

于是,那些关于内地的政治新闻成为许多内地生关心的话题,一方面出于本能的一种联系,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是找一种对立或紧张关系来替代缺乏的存在感。而这些破事反过来作用于我的结果就是,有一段时间完完全全成了脑残的“愤青”——不是成天说内地不如香港,就是炫耀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如今看来都毫无意义。

略使人感到欣慰的是,硕士期间在香港的最后半年,我开始更加深刻和细致地去观察周遭的这个社会,包括爱聊八卦的大妈,艰辛却专业的高龄雇工,港岛得瑟臭屁的白人金领,置地广场里空虚的贵妇,和离岛社区庙会上豪爽的渔民……看清一些事实,抛离外加的幻象,尽管香港不再让我觉得炫妙,却更加真实和亲切。而这些真实的故事绝非港铁沿线近十五年修建的购物广场所能表达的。如果说新界所见的其实是清代广东新安县和八九十年代后边界社会的重叠,那更多尚未被我了解的故事都在英殖民踏上港岛的那刻开始,而这些故事贯穿了今日的香港社会等着我去发现和感知。

文章写到最尾,开始让我知道如何克服之前对香港形成的挫败的条件反射,这是在开始写的时候并未预想到的。我想我会重新把它当作一块等待好奇心和求知欲去开发的热土,努力去做的人定能体会到不一样的觉悟和经验,相信是一种积极美好的新开始。

祭那一刻

(一)

不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她车祸的噩耗忽然传来,人人网头像上她那高傲不驯的脸庞依旧鲜明,我甚至依然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听她的密友说,是在腾冲山路上发生的车祸,就这样,她成为我最早离开人世的同学。

高一高二我们同班,文理不分,九门课程我们学了两年。她的成绩中等,理科偏好,但在我心中,她的桀骜不驯始终是这个生命最珍贵和坚强的部分。她很少和女生玩,只有极其聪明的几个才能理解她的情绪和表达,而我始终有点儿害怕,又有点儿自卑地观赏她们。倔强孤傲的女孩总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而再高傲的生命也躲不过致命的伤害。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她乘坐的汽车翻下山谷的场景,脑子里好像放过灾难题材的默片,悲伤至极,却无处呻吟。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如此遗世独立的生命,对于这种毫无征兆的离去,我只能被迫接受生命的纤弱与无常。

(二)

2009年10月28日,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与这世界上最致命的癌症搏斗了半年之后,终于被推上了抢救的手术台,而一个初尝学术甜蜜的女孩站到了她人生第一次学术会议发言的讲台前——这就是爷爷和我的人生在那一刻的差别。

我激动而混乱地做了发言,八分钟的时限我讲了十五分钟,主席用笔使劲儿敲了敲我的手,我依然热情不减地做了一个意犹未尽的收尾。下来后收到好几位老先生的纸条,纸条上说了些鼓励的话。作为这次会议最年轻的发言者,我兴奋异常。前辈们的包容和鼓励是多么温暖的正面力量。

晚上校方领导请大家吃饭,我坐在一位学界大佬的旁边,他笑着跟大家聊天,迎接一杯杯敬酒。而扶着碗筷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我给导师发了条短信,说爷爷今天凌晨去世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正常发挥就没有告诉我,直到傍晚吃饭前。

这是一个温暖的生命,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离去似乎瞬间抽干了我身上所有的温度,医院里那些曾经在他的鼓励下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人活着的时候都说:你爷爷真的很乐观很坚强。肝癌能坚持半年的人不多。而他的离去是那样平静而自然,让所有人做好了心理准备。哪怕是在异乡的我,冰冷中一个寒噤后,体温的快速回升就像他再次来到身边,温暖无比。

于是,我用我刚学到的知识给他写了墓志铭,用短信发回之后,又重新投入与所有与会者结识寒暄的聚会中。

无论是哪一种离开,总是一再宣告了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代早已逝去。我也需要变成一棵坚强的梧桐树,慢慢学会成为别人的树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