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法兰西的荣光
从塞纳河西岱岛的圣母院广场向南,过了双倍桥,就来到了拉丁区。
拉丁区是法兰西文化的心脏,这个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区域诞生了巴黎最早的大学,即使今天也依然是著名学府的聚集地,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亨利四世中学和巴黎高师等学校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盛名,更不用说对于法国的历史影响了。出于这样的原因,这个区域隐蛰了很多书店,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步行几分钟就会迎面撞上一个。也常常可以在这一带的街区看见怀里裹着两本厚书的行者,恐怕大多都是言必称圣贤的学院派吧。
当然,拉丁区不仅是大学城,其他风物亦应有尽有。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至今还存留着萨特和波伏娃爱的味道,圣日耳曼教堂昏暗的灯光下埋葬着大哲人笛卡尔,美食家们总是在圣叙尔皮斯广场对面排着队购买马卡龙,卢森堡公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闲散的巴黎人。走在拉丁区,您可以想象襁褓中的萨德侯爵如何接受了圣水的洗礼,可以想象涂尔干靠着路易大帝中学某个洒满阳光的高墙下读希伯来文,也可以想象海明威曾经饥肠辘辘地快步穿过一条有面包店的街巷。在这里,几乎每一处光阴都写满了故事。
倘若有机缘多走上几步,去往圣女日南斐法山的先贤祠看看就会觉得,这里的故事让拉丁区的其他故事都简单起来,因为这里闪耀的是法兰西的荣光。
走出卢森堡公园的东门,沿着索弗洛路再向东是一个缓坡,那里早些时候是圣女日南斐法山―拉丁区东部的一个小山丘,如今已经被高低错落的各式建筑湮没了山丘本来的样子,只是块高地而已。高地上矗立着一座典型的古典建筑,高大的圆顶上是一个大十字架,周围环绕着索邦大学法学院、圣女日南斐法图书馆、五区区政府、亨利四世中学和圣斯德望教堂,真可谓众星拱月。那建筑就是先贤祠。
和大部分教堂一样,先贤祠总体上呈希腊十字形,正面看起来和罗马万神殿的建筑范式相似,但毕竟是万神殿后一千多年的建筑,自然比万神殿显得更加气势恢宏,仅仅凸出的圆顶高度就差不多是万神殿圆顶的两倍,何况圆顶上还有顶塔,顶塔上还有十字架。很难想象圆顶如何承受了那么多的重量。查了先贤祠的内部结构图会知道,在圆顶内部看不见的部分还有两层更小的圆顶,起支撑作用,这三个圆顶共同承受了先贤祠上部的巨大力量。先贤祠的正面是由“科林斯柱”组成的柱廊,支撑着三角形门楣上大卫·当杰斯创作的浮雕《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浮雕的下面镌刻着铭文: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那是对先贤祠中伟人们的至高赞颂。
先贤祠最早是源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身染重疾。路易十五的名声远没有他的曾祖父太阳王路易十四显赫,他甚至比不过他的孙子路易十六——人家至少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了断头台上。而可怜的路易十五一生碌碌无为、优柔寡断,除了奇迹般地坐上了国王的宝座和生了几次大病之外似乎一无所有,历史的卷册上总是将其一笔带过,连一个简单的注释也不曾留给他。路易十五唯一能向历史交待的恐怕就是先贤祠了。因为正值壮年在南法的梅兹患上重病,所以年轻的国王立下重誓,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康复,要兴建一座教堂感谢圣女日南斐法。也许是女神有灵,路易的病果真好了,于是他大兴土木,在圣女日南斐法修道院的旧址上重建教堂。工程堪称伟业,从法王许下诺言直到建筑完工一共用去了46年,从1744年直到1790年。虽然同那些前前后后用去几百年时间修建的世纪大教堂无法相提并论,但这46年的时间里也发生了不少故事。教堂本来交给新古典主义建筑师雅克-日梅恩·索弗洛设计,谁想他于1780年与世长辞,最后的工作只能由他的学生兼助手让-巴普蒂斯·朗德莱和马克西米连·勃雷比翁继续完成;更遗憾的是,路易十五也在更早的1774年因为天花病死在了凡尔赛,他闭上眼睛的那个时刻,先贤祠也还只是一个雏形,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因此低头叹息。但无论如何,这个镶着法兰西君主誓言金边的教堂总算是建成了,确实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然而,即使路易十五在世也不会想到,那个时代的环境远比教堂本身的结构更复杂,在波谲云诡的岁月中,旧制度将先贤祠拱手让给了大革命,于是先贤祠在1791年迎来了作为“祖国和自由之祭坛”的第一位先贤,米拉波作为杰出政治家和演说家的身份使他身死之后不但拥有一个宏大的葬礼,而且被巴黎人请进先贤祠,成为享受先贤祠第一缕荣光的人。这之后,先贤祠的命运几度浮沉,19世纪一直在宗教与政治中间荷戟彷徨,直到大作家雨果1885年长眠于此,才正式成为不再具有宗教性的圣殿,如今历经两百年之沧桑,还是原原本本地保存了下来,成为拉丁区的地标之一。
先贤祠的正殿明亮而肃穆,两边的侧道上成排耸立着具有考林辛式风格的圆柱,其中希腊十字平面的交会处四角是特别粗大的石柱,用以支撑穹顶的重量,加之宽敞的厅宇、高大的穹顶,让人身在其中顿然觉得渺小起来,同时建筑的内部也变得更加厚重了。墙壁的四周如今已经被贴上十几幅巨大的贴布画,展现圣女日南斐法的故事和法国基督教以及君主制起源的历史传说,如日南斐法的童年时光、日南斐法的奇迹和圣女贞德等,场面宏大,不愧经典。正殿的尽头是西卡创作的雕塑《国民公会》,还原了1793年议员和士兵们围住玛丽皇后的场景。正对雕塑右侧墙壁下的狭窄入口是进入地下墓室的通道,沿着幽暗的旋转楼梯下去,就是法兰西诸位先贤的长眠处了,在那里,总有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之感。
那里长眠着伏尔泰和卢梭,他们二位的棺椁位于地室门厅的左右两侧,相距不过二十步之遥。所谓门厅者属于先贤祠地室的前部,类似一个过廊,过廊两侧有石柱支撑,石柱再外侧即是两位世纪思想家安睡之处,那里灯光幽暗,庄严肃穆。卢梭的棺看上去像一个乡村教堂,木质,棕红色,有带屋檐的尖顶,棺木的侧面是为卢梭祈祷的浮雕,浮雕上面书写着“自然与真理之人”,虽简单但足以概括这位哲人的一生。如果从棺木正面看过去,会看到教堂的门半掩着,从内中伸出一只擎着火炬的手,颇具寓意,果然是大思想家,即使睡着了也不忘记拿起火把照耀后人。对面的伏尔泰棺木上则书写着:
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棺木也是棕红色,顶部有一个圆球,棺木上沿雕刻的像是帷幔,和卢梭相比,伏尔泰的棺木更显深沉。伏尔泰的墓室前方是雕塑家乌东创作的伏尔泰站像,左手挟着书,右手拿着羽毛笔,不用多看就是那个启蒙者的形象,地室的某盏灯让这座塑像在斜后方的柱子上投下黑色的影,头部格外分明,像是卢梭心中老伏尔泰让人心生恐惧的魂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同属启蒙思想家,但伏尔泰和卢梭从来就没坐过同一条长椅,他们将一辈子的恩怨和仇视一起带进了坟墓,虽然伏尔泰要比卢梭还年长十八岁。其实很多伟人都有致命的缺点或弱点,只不过历史学家们心照不宣罢了,比如卢梭,他本人从来没想过如何处理和别人的关系,甚至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也不怪伏尔泰和他针锋相对,但伏尔泰又的确太苛刻,对卢梭除了嘲笑,就是讥讽,思想上不合也就罢了,还总是拿出卢梭的私生活大书特书,没有一个思想家的胸襟,至少对卢梭没有。他们二位的故事太多,所以不妨去读读他们的书,比如卢梭的《爱弥儿》,那是唯一一本没被伏尔泰指责过的书,难怪后来的某年某月康德因为读这本书错过了在柯尼斯堡那条哲学家小路散步的时间。
相比伏尔泰和卢梭的墓室,其他人的墓室就显得寒酸多了。过了地室的门厅,是一个圆形的过渡地带,先贤祠其他伟人的遗骨就安放在教堂十字形平面的另外三面,也就是以过渡地带为中心的三个方向,墓室小而又小,每个墓室格局都相同,狭窄的走廊两侧是他们的乳白色石棺,有的还是上下分布,或葬着两三位,或葬着七八位,显得非常拥挤,但他们却都是法兰西的灵魂。这其中有拿破仑称帝之后的将军和大臣,因为为拿破仑时代添砖加瓦的历史原因,这些人占据了先贤祠墓穴的半壁河山,其中知名者如主持审议《拿破仑法典》的波塔利斯,还有奠定分析力学基础的拉格朗日。这里还埋葬着第三共和国之后为法兰西做出贡献的伟人,他们是科学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当然最让法国人引以为荣的是那里躺着三位伟大的作家:雨果、左拉、大仲马,他们共用一间墓室,分别躺在除了入口之外的三个方向。流连于此的瞻仰者无不驻足轻叹,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三位伟人,今天竟然能在此秉烛长谈,恐怕两千年的文学史上亦没有这样的佳话。如果以这三位作家说开去,回到19世纪的法兰西就会发现,司汤达、巴尔扎克、马奈、莫奈、德彪西,他们都会从历史的画布中走来,那真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而眼前的伟人墓室仿佛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样,看上去陈迹斑斑,实际上金光闪闪。
先贤祠真的像一本厚书,而人们却永远无法阅尽他的全部。曾经,米拉波以光荣之躯被抬进先贤祠,第一个享受民族的荣光,可是死后第二年就被发现他和国王的秘密,于是又被“请”出来,埋到了巴黎南部的克拉马尔墓地。曾经,马拉也被以烈士之名抬进先贤祠,就是那个被大卫画进《马拉之死》中垂死在浴缸中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后来因为雅各宾派的倒台又被迁出先贤祠,至今仍安葬在先贤祠后面的圣斯德望教堂中。真的有很多人曾经来过先贤祠,但因为各种原因又走了出去,就像米拉波和马拉那样。很多伟人都是谢世之后很多年才进入先贤祠,如大文豪雨果那样甫一凋零就被直接迎往先贤祠者真可谓少之又少。第三共和国之后很多革命者都是在纪念大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和纪念大革命胜利两百周年的时候迁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在他们结婚一百周年之时携手走进先贤祠;而大仲马在2003年从家乡墓地被请进先贤祠的时候,已经两百岁了。这些例子说明,法国人决不能容忍降低进入先贤祠的任何标准,所以先贤祠一百多个墓穴至今也只安放着七十几位伟人。因为进入先贤祠的伟人必须留有遗体或者遗体的一部分,所以几位伟人的心脏被盛放在瓮中以示纪念。《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没能进入先贤祠,就是因为至今也不能确定他离奇失踪后的尸体还在不在世,但由于他对法国和世界的贡献太大,先贤祠还是把他的名字镌刻在墙壁上。
法国人自由惯了,他们可以捧着春光在塞纳河边坐上一天,可以黎明时分在街上纵情高歌,也可以在某咖啡店谈至午夜,但丝毫不能容忍先贤祠请进了一位自己不能接受的人。关于先贤祠,即使法国人讨论最多的也是谁不该进入先贤祠,谁应该进入先贤祠,尤其是谁应该进入先贤祠。巴尔扎尔、加缪、萨特还都睡在先贤祠的外面,而当年拿破仑皇帝请进先贤祠的那四十二位伟人,连很多谙熟历史的法国人也叫不出名字。另外,也许是因为为法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伟人太多,也许是因为法国的空气太过自由,所以进入先贤祠的那份名单总是存在争议和质疑。从理论上讲,进入先贤祠的程序复杂,首先需要总统提名,之后要通过国民议会的漫长审议才能最后确定,这样一来,提名进入先贤祠的人选看上去成了法国总统的荣耀,但这只是少数人甚至总统的个人喜好。大概是迫于压力,希拉克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大仲马请进了先贤祠,理由是他的作品展现了“一个永恒、战斗、英勇与优雅的法兰西画卷”,仅此也受到非议,人们认为大仲马只是写了几部武侠小说而已,实在没什么,但真到了法国政府在先贤祠举行安放仪式的那一时刻,那些反对者又觉得心安理得,于是同大家一起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将作家送进了他的长眠之所。
在法国,究竟谁能戴上先贤祠的桂冠,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仔细想想,那些人们认为应该进入先贤祠却没能进入的,也并不是没有原因:和雨果和左拉比起来,巴尔扎克真是太过文学,他不是共和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代表;戴高乐将军生前就许愿要将自己埋葬在故乡的乡村墓地,他要和女儿葬在一起;本来萨科齐总统决定将加缪请进先贤祠,但是加缪的儿子却极力反对,称将父亲的文学和思想交给国家非其所愿;如果将德拉克洛瓦请进先贤祠,让新古典主义巴比松画派印象派的其他画家情何以堪,他们哪个不是佼佼者呢?
当然,孟德斯鸠和拿破仑没能进入并不能阻止先贤祠的光荣。
在过去两百年的时间里,法兰西已经让整个民族的精魂都来到了先贤祠,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作家,无论是建筑师还是经济学家,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将军,他们的形象会和先贤祠一起被书写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凭借这一点,走出先贤祠的时候回过头再看一眼高大厚重的圆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首《马赛曲》:
在我们的旗帜下,让胜利,
奔向你那雄壮的音符,
让你残喘中的敌人们,
看看你的凯旋与我们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