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学成归来——何处能报国？
1912年春，范旭东终于如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此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担任教育部次长，已经将年迈的母亲接到北京生活。在北京的一间四合院里，范母终于见到了阔别十二载的小儿子，当初的青涩少年如今已经成家。范母看着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今日得以团圆，再享天伦之乐，喜极而泣，老泪纵横。
此刻在华夏大地共和政体初立，这是东亚最早的共和政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全新的事业都在等待着归来的范旭东。
初试制盐
范旭东归国后，他在日本所学一时无用武之地，兄长范源濂便替范旭东在财政部谋得一个闲职。范源濂心里很清楚：他这弟弟刚刚归国，在日本生活12年，纵然满腹才华，却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国内的复杂情况。给他谋个闲职，让他慢慢适应国内的环境，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委以重任，发挥其所长。
果然，在任这个闲职期间，范旭东逐渐了解了当时国内的情况，他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尤其是官场所依赖的不是能力，而是资历、背景、手段等等。以袁大总统为例，他这个满清遗臣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并非是因为他有多么热衷共和，而是因为他逼退了清帝，他掌控着北洋大军，他在皇帝、革命党、洋人三者中进退自如。于是一个不懂共和的前朝忠臣，成了民国总统。他的兄长范源濂若不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或许也难以担任教育部次长，而他范旭东若不是兄长提携，又去哪里觅得这个闲职呢？
对于这样的现状，范旭东无能为力。此刻他所能想到的就是继续深造自己，寻找时机做些实际的工作。他想去德国学习，然而出国求学需要一大笔花销，范家虽然有个教育部次长，但是一来教育部是“冷衙门”，二来这教育部次长太过清廉，除了薪资根本就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根本无力支付出国的费用。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范旭东为留学经费而大伤脑筋时，一个意外消息让他看到了希望。范旭东所任职的财政部决定派一批懂技术的人，到欧洲考察盐专卖法和盐厂的制盐设备。作为化学专业的高材生，范旭东技术一流，而且他有旅日经历，更能适应西方社会。最后，经过几次交涉，范旭东成为此次考察团4名成员之一，而且他还获准在考察结束后可以继续在国外学习。
范旭东能够获得这次出国考察的机会，看似意外，实则却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1912年，清帝退位后，按照事先约定，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没有绝对优势，此时南方革命党人也控制着数十万军队，稍有不慎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为了增强北洋政府的实力，形成对全国的绝对控制，袁世凯开始寻求西方势力的支持。
他以办理“善后”为名，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团借款。未经国会同意，派赵秉钧、陆微祥、周学熙等于1913年4月26日与五国银团代表在北京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5厘，以盐税、海关税为抵押；47年偿还本息。
合同附书中有成立制造业、改良盐质条款，指定借款中用700万英镑做改良盐务费用。合同中还规定中国须聘请外国人士“协助管理”盐税征收事务，以保证盐税收入偿还借款本息。
这次“善后借款”，公然指定盐税做第一担保，由此，中国盐政主权落入帝国主义手中。由于这项借款未经国会通过，所以，借款之事遭到国会严责，坚不承认，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也强烈反对。袁世凯为了平息众怒，假惺惺地提出改革盐政，改良盐质，并派人员赴欧洲各国考察盐政，以资实施。范旭东的出国机会由此而来。
范旭东一行四人在欧洲各产盐国考察将近一年。期间，他们考察了西方的海盐生产、矿盐生产，还考察了西方盐业的管理。在考察中，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西方产盐国生产条件的先进，此时西方已经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制盐，效率高、品质好。而中国制盐还处在手工作坊阶段，生产效率低下，产出的盐还含有大量杂质，根本无法与西方工业化生产的盐相比。
不仅在盐的生产上差距巨大，就连管理上也迥然不同。在中国，食盐是政府垄断产业，未经官方许可擅自买卖食盐，最高可判处死刑。食盐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政府垄断食盐，自然也就增加了政府的收入，甚至能够成为压迫民众的手段。西方国家看到这点后，也利用这一政策从中国牟利。在西方却不同，由于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各国政府严令不得垄断食盐交易，食盐可以自由买卖，同时对食盐收取极少的税收。此外，还出台严格的法令，规定食盐中氯化钠的含量不能低于95%，即使喂养牲畜的盐，其氯化钠含量也不能低于85%。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为了确保本国公民能够有安全、可靠、稳定的食盐供应。
范旭东在考察中还发现，西方国家产盐用于食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盐用作化工原料，他们通过盐来制造纯碱、盐酸、烧碱，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他们把工厂直接建在了产盐地，就地取盐生产纯碱等化工产品，获利颇丰。西方政府对工业用盐则给予更大的优惠，直接免税使用。政府的鼓励、先进技术带来的可观效益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化工产业的发展。
在对西方盐业进行一番详尽的考察之后，范旭东又把目光转向了以盐为基础的制碱行业。欧洲当时制碱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以食盐和硫酸为原料；一为索尔维法，以食盐和石灰石为原料。索尔维法的产品纯度高，受用户欢迎，畅销全世界，故在技术上被垄断。范旭东曾向法、德、比国的几家索尔维公司提出参观请求，均遭拒绝。
虽然屡次遭拒，但是范旭东并不气馁。在英国，他几经交涉，终于被允许参观卜内门公司的制碱工厂。得到被允许参观的通知后，范旭东开始还想要赞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可是当参观开始后，他却是又气又恼。一进工厂，卜内门公司的负责人就把范旭东等人直接带到了庞大的锅炉房，一行人对着高耸的锅炉根本就看不到制碱的过程。看过这些锅炉，英国人就把他们从后门引出厂外，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一丝制碱的工艺，更不知道索尔维法制碱为何物。这一次参观再次触动了范旭东的内心。英国人出于技术保密的需要，采用这种几乎欺骗的手段应付他们，使范旭东认识到是不能依赖这些洋人发展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出纯碱。此后，范旭东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变得更坚定了。
考察工作结束后，范旭东对西方的盐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写成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同时还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盐政改革的建议，并请求改良中国盐业生产条件，提高食盐品质。完成这些任务后，范旭东才开始着手准备自己在德国留学的事。可是正当他在复习功课准备入学考试的时候，财政部突然给他发来电报，说政府准备改良食盐品质，急于建造一个新式盐厂，需要他即刻回国负责筹办此事。
这份电报彻底打乱了范旭东的计划，他在德国继续深造是不可能了，必须奉命回国。不过从现在来看，对范旭东而言，这份电报也恰恰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虽然他无法为成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而继续深造，但是却让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实业家。在范旭东看来，在德国深造最终目的还是为国尽忠，现在政府要求自己立即回国从事改良盐质的工作，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益事，既然现在就有机会报效祖国，为什么不回去呢？
打定主意，范旭东便第一时间订了船票启程回国。由于时间急迫，范旭东连在德国准备资料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在回国的途中利用乘船的时间整理资料。当其他乘客在轮船甲板上欣赏大洋的美景时，范旭东却躲在狭小的船舱里不停地研究制盐方案。轮船经过新加坡时，范旭东得知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一带有压制盐砖的技术，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他特意下船从新加坡绕道爪哇，考察制盐砖的技术。
1913年秋，范旭东乘船到达上海，准备从上海转道到北京。到上海后范旭东才得知，此刻政局又有变动，他的兄长范源濂已经辞去教育部的职位，正旅居上海；他自己所任职的财政部也有人事变动。母亲和妻子已随兄长南下，在杭州安家。有公务在身的范旭东不敢有丝毫怠慢，和家人小聚之后随即北上。
到达北京后，范旭东第一时间向财政部汇报工作，递交自己的考察报告和盐务改革方案。然而，此时的财政部人事已有较大变动，原先的上司同事多数都已不在其位，他所面对的是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前任所制定的财政部工作计划多数都已废止，现在所施行的是新部长的工作计划。范旭东的盐务考察和改良计划是前任制定，现如今也已废止。他所提交的考察报告和改革方案如同废纸一般被丢弃在角落。范旭东一次又一次询问创办新式盐厂的计划，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等等再说。”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范旭东改革盐务的满腔热情逐渐被耗尽。
为官两月
财政部虽然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对于盐务改革，范旭东并没有绝望，他认为既然政府允诺再等等，那么就一定会有结果。在他看来，一个政府机构怎么会言而无信呢？所以他一直留在北京，静候财政部盐务改革的消息。
在范旭东留京期间，梁启超出任币制局总裁，打算改革币制，把晚清广泛使用的各式银元统一为民国的标准银元（袁大头）。
银元最早是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铸造的，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开始少量流入中国。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打开通商口岸，银元开始大量流入中国。19世纪中叶以前，以西班牙银元占主要地位，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因当时国内流通银两成色不佳，这2100万银元采用了广泛流通的西班牙银元来支付。墨西哥1821年独立后，于1824年开始铸造墨西哥银元，到了19世纪后期，墨西哥银元开始代替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的地位。到了1910年，上海一地几乎以墨西哥银元为主币。此外，晚清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还有英国银币和日本银币。
1890年，广东出现清朝官铸银元，但是均是地方自行铸造，没有统一标准。到1910年9月，清政府度支部奏定，发布“币制则例”，规定了以银元（含银七钱二分）为国币，开始铸造全国统一标准的银元。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辛亥革命就终结了大清国的历史，全国流通的银元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民国建立之后，统一全国货币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梁启超开始了统一全国银元标准的币制改革。
为此，梁启超派人组织了一个币制考察团，调查全国各地的制币厂，为铸造新的银元做准备。范旭东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铸币方面有过深入的研究，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因而范旭东就在第一时间被邀请加入考察团，负责检验银元的质量。
此次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考察了国内多个地区的铸币厂，每到一地范旭东就按照标准对各铸币厂的银元进行认真检验。根据政府颁布的银元铸造标准，每枚银元的重量是七钱二分，所含纯银为96%。然而一路走来，范旭东检查过的所有银元无一合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工艺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范旭东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银元不合格，根本与工艺无关，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原来各个铸币厂上下串通，在铸造银元时偷工减料，擅自降低银的含量，从中牟利。这些内幕让范旭东大为震惊，铸造银元事关全国百姓，连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有人敢徇私舞弊，这官场要黑暗到何种程度？
调查结束之后，范旭东针对调查中的问题提出了对铸币厂进行整改的方案，计划建设新的铸币厂，改进管理方式。这一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了多方的反对，理由多种多样。但是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范旭东的改革方案彻底断绝了他们徇私舞弊的机会。在旧体制下，铸币系统众多人员通过各种制度漏洞大获其利。整个体系内，下至基层员工，上到管理领导，无一不从其中得到好处，而受损的只能是全国四万万同胞，四万万同胞的血汗换来的却是不足成色的银元。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范旭东的改革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对此范旭东感慨不已：“本来‘币’‘弊’有何不同，无须太认真，仅为多事，又多受了一番教训。”这两个月的官场生活让范旭东对做官彻底失去了兴趣，官场的腐朽令范旭东难以忍受。无法融入官场，范旭东只得另辟蹊径，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范旭东考察铸币厂的遭遇很快就被在北京的朋友知晓。朋友们先是对范旭东的遭遇鸣不平，一个个痛斥官场的黑暗，随后话锋一转，说道，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一贯的传统，官场从来都是如此，劝范旭东不要太过认真，让他安安心心领着俸禄混日子，行事只要不太过分，就不会出什么意外，即便换了大总统，也还得需要他们这些人办事。每个月三百银元，这可是难得的美差。
对于朋友的好意，范旭东自然不好回绝，只能当面称受教。朋友们的想法他并非不能理解，在这不太平的世道，能有稳定的收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应该是许多人的梦想，只是他范旭东并不是只要过安稳日子的人，若是贪图生活的安逸，他为何不留在日本继续在大学任教？
对范旭东一番劝解之后，有朋友向范旭东吐露了一系列内情：“善后大借款”中指定的700万元用作盐务改革的款子，已移作他用，不要对政府筹办新型盐场的事再存妄想，要办工业，自己招股，自己动手干。银元成色不足，除了铸币厂偷工减料之外，更重要的是能用有限的银料，铸造更多的银元，对政府而言无形中就增加了财政收入。
这样的现实让范旭东对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范旭东毅然辞去了每个月可以领取三百银元的政府职位，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范旭东感叹道：大时代不容苟安，我等有负起担子的必要，力所能及，不可放松，要争气就靠这个时候，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
离开官场后，范旭东开始谋划自己的事业。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盐业。针对中国盐业资源丰富、而制盐工艺又相对粗糙的特点，范旭东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首先改变中国食盐质量差的现状。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结果被西方国家讥笑，说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这样严酷的现实，让范旭东痛心疾首。
民国初期，盐业的落后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就连北洋政府也做出要改善盐务的姿态，只是北洋政府靠“善后大借款”的资金进行盐务改革却像一场儿戏。当时热心改革盐务的民间人士发动舆论，宣传改革盐务，与旧势力作斗争。盐务改革派与守旧派发起了激烈的论战，他们筹办各自的刊物，发表文章为己方辩护。
盐务改革派创办《盐政杂志》，宣讲盐务改革的重要性，批评守旧派的迂腐。守旧派则创办了《谈盐丛刊》，坚决反对盐务改革，维护其既得利益。《盐政杂志》认为，在当时被称为“引岸”的盐务政策应当被废止。“引岸”制度是一种区域垄断的盐务政策，盐务部门指定区域制定盐商销售，给食盐行业带来诸多不便。《盐政杂志》主笔景韬白以犀利的文笔痛斥这一制度的弊病，指出这一制度祸国殃民，而“引岸”制度下的盐商也不是合格的商人，只是官方用来征收盐税的代理人而已。通过对“引岸”制度的批判，《盐政杂志》为精盐的推广创造了有力的舆论环境。支持“引岸”制度的《谈盐丛刊》在景韬白的强势进攻下理屈词穷，黯然无光，十分狼狈。
对于《盐政杂志》的观点，范旭东十分赞成，同时竖起“打倒脏盐”给人民吃盐自由的大旗参与战斗。
范旭东调查报告中提到“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质，统一税率，特别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用盐免税……”的主张，引起《盐政杂志》主笔景韬白的重视，得到其支持，他曾邀请范旭东长谈，询问实现方案的计划，两人很快引为知己。当时财政总长张弧对范旭东的建议很感兴趣，曾问范旭东：咱们自己办一个精盐工厂如何？范旭东当即回答：我们能够办到。现在范旭东已辞去财政部公职，决心自办新型盐场，得到范源濂、梁启超、景韬白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支持，他毅然走上创办私人企业这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