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报告

当了两届、六年多的院头之后，我提交如下辞呈。

一般来讲，辞职要比免职、罢官体面得多。但熟悉官场和懂得政治的人都知道，有时辞职只是下台的委婉说法，多半是辞职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有真不愿意继续干的，那原因甚多，也颇为复杂，比如年限（或年龄）已到、任期届满、人际关系不善、工作不如意（或阻力不克）、身心疲惫、家属或亲朋竭力劝退等。也有无功无过，没滋没味而不想再“泡”的……

本人属于哪类、归于何种，并没有认真反思、总结过。这种“不够认真”的态度也许就该辞职！总觉得是非功过应由领导与群众评定，由时间作结，况且又不是大不了的官儿——这五品顶戴花翎并不是铸在我头上的。

自认为在职期间还算尽力。现在都讲业绩，可是这业绩并不意味着成绩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的。业绩得善于总结，否则有业无绩，虚漂而过，于是便成了有苦劳、无功劳。以前还可以说“劳而无功亦无过”，并以清廉自诩。现在要求严格了，新的口号是“无功便是过”，那是够吓人的。有些部门的组织者、管理者或领导者，“功”与“无过”是难以分清的，比如看管仓库，不失盗是正常工作职责，是“无过”，还是“功”？医院无医疗事故，无医事纠纷，“无过”，是“功”乎？仔细一想，仓库不丢东西、医院不出事故，没有一些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是难以保证的，这其中必定有管理者的辛劳。所以，你说他无过也无功，恐怕有欠公允。“功劳”不见得都惊天动地，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罗盛教救少年，固然是英雄壮举；而雷锋的平凡也是难得的伟大！

我似有为自己的无过辩解之嫌，但的确还觉得自己有点功。

在任期间不时有人指出我的宽容，诸如“和事佬”“抹稀泥”“搞平衡”之类，说不清是褒是贬。我们经历过“斗争哲学”的炼狱，结果是越斗争，敌人越多；越斗争，越不团结；越斗争，越结仇积怨。“和为贵”虽显懦弱，但仁爱之心必有感化之力。以此理对自己，则能保持平和心境：成功不可忘乎所以，勿飘飘然；失败不可气馁，莫萎靡不振。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不喜欢背后议论，更不爱背地里说人家坏话，还讨厌打“小报告”。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长短处，总可以从别人的长处中弥补自己、短处中警戒自己。用不着去说三道四，无论你怎样小范围地议论人家，迟早会传到被议论者耳里，对他无益无补，只会增加摩擦、影响团结。向领导反映情况和问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是可以直接向当事人指出就能解决的事情，又何必绕一个圈子呢？“报告者”的用心是良是苦其实不难判定。

我曾经历一件并不算大的事情，却记忆犹新。那是我毕业不久，一次接生后常规检查新生儿，或因经验不足，或略有粗疏，小儿有个很短的“六指”没有在表格中记录。我的上级医师本可以直接给我指出，甚至给予批评。可是，她竟然不给予我丁点指教，径直汇报给主任。于是，主任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通，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过错，却对那医师的做法不以为然。这以后，凡是有人向我反映某人的问题时，我便要问“你是否和他本人说过？”我欣赏开诚布公，坦率直言。虽然达不到“闻过则喜”的境界，倒可以做到“当面闻之不恼”。

我主管医疗业务时，最怕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二是医生的服务态度不好，和病人争吵或被病人及家属投诉。每有如履薄冰之感。这其中还有许多是病家对医生的不理解。

医者仁术。我也敢说绝大多数医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绝非“红包”之类可以度量。刚做医生时，学习白求恩，景行行止，亦觉高不可攀。但几年之后，则觉得“全心全意”“待病患如亲人”实在是很自然的事，这绝非自命高尚或唱高调。譬如，今天你给病人做了大手术，你会始终牵挂于她。下班以前，一定要再去看看，若情况不好，你不会走。晚上你也会打电话询问情况，第二天如果是节假日，你会自觉来看病人——无需用加班费来“刺激”，这一切都极为自然、顺理成章。又譬如，如若太太或孩子有些什么不适，你也许会稍加敷衍，拖到明天。可是医院来电话说病人有什么问题，则不论轻重真假，都不敢怠慢，必须马上赶去，亦不管深更半夜、刮风下雨。这也很正常，也不认为自己如何先进、模范。

病家和医生都不应该将“红包”看得太重，大夫更应该看重的是自己的责任，以及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结果。关于此，我很赞赏医生这样和病家的对话，病家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不这样心里不踏实。”大夫说：“你这样才使我不踏实。你是想让我踏实地做手术，还是不踏实地做手术？”病家会无言。

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病家的行为出于好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而有些则出于无奈和其他心理。我曾坦诚地告诉青年医生，医德和名誉不仅在于营造，也在于维系——医生有时得保护自己。医病或者手术常有凶吉未卜之事，非分的交易是危险的！病人来自社会，各式各样。对于医病应一视同仁，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亦无远近亲疏之别；对于交往，则不可不谨慎为之。

在谈到医德时，人们只注意到医生和病人，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即医生和医生之间，或同行之间。“文人相轻”虽是从旧而来，却未必消匿。对别个医院、别个医生贬低轻视，借而抬高自己的事不乏遇见。有些病的来源、病的复杂化，则出自这种医者之无道。请看，有的医生这样对病家说“这手术是怎么做的，一塌糊涂”“根本不该用这种药”“他们把病给耽误了”等。以前的诊断、治疗，由于当时病情、当时医院条件等，处理上的偏颇可能存在，但完全否定或攻击别人的工作，并不是正直的、有修养的医生之所为。而且，若如上所言，则给病人造成的思想负担绝不在真正的疾患之下。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相互指责就是相互拆台。这不意味着为谁隐瞒缺陷，而是为了弥补缺陷。因为医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条件、经验有别。至于只是方法观点不同，或者无端地蔑视别人，就更是医道低下的表现。

我有一个习惯，在查房、手术时，我提出问题，通常是让年轻的医师回答，当然问题也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他们答对了更好，答不对或答不出，也没有关系，反正是督促他们学习。要是直接提给高年医师，他们有时也会答不出，这会使他们非常尴尬，因为他们要经常带领那些年轻医师。要给他们面子，给他们尊严和威信。以难倒别人而标榜自己高深的人，不能称得上是好师长。各级专家、各级领导都应平等待人，盛气凌人可不是好作风。有一次我参加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生的答辩会，答辩通过后，大家都来道贺，学生又特意向导师致谢。导师却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从今天起，你我是同事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了。”讲得很诚恳、很认真。作为学生，应该永远尊重他的师长；作为老师，却不该永远以师长自居。

说到为官，的确有一个擅长与不擅长的问题，或者会与不会。或者胜任与不胜任。现在有个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词句苛刻，有些言重了。我认为，一个人的潜能是很大的，但你所能展示的只有五六分。如若从人的天资而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绝顶聪明和傻瓜属于两个极端，是少数。我们归于大多数一族，谓之天资平平，靠后天学习、勤奋，实在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诚如我自己，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却有不少不如人之处，不过得到一次机会而已。我劝那些为官者，千万不可误以为自己如何了不得，换上另一个人不见得比我们差，比我们做得好也未可知。

现今，为官、经商，做任何事，都要有各种关系，已经有了“关系学”的专著。可惜没有时间去读，也不想去读，其实也用不着去读。那些书的内容，不过是人们不愿意说的、秘而不宣的、非不能而不为的种种，作者为了“搞”点钱，把它公布于众罢了。为官之道实在简单不过，点破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有很多人在梦寐以求，还是让人们增加一点兴趣吧。当然也有“傻子”做官的，可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会说他好，也会说他不擅为官。

辞了官，下了台，会不会有一种失落？不少人会有。其实政策是很优厚的，有什么待遇不变之类，也是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一种承认。一个大夫有什么失落，不过是脱了“中山装”，换上“白大褂”而已。反着换过去的，再顺着换回来。所谓，“官位是暂时的，兼职是挂名的，职业是永久的”。说真的，把为官当做公仆，着实有很多约束，要带头遵纪守法，要清廉公正，要为人谦恭等。比如，当院长，走在路上，无论有事如何匆忙，总要微笑着和人打招呼，不管是熟悉的、不熟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否则人家会说你有架子，眼里没群众。开职工代表大会，大家给你提些意见，不论是中肯的、不太中肯的，符合实际的、不太符合实际的，你都得现虚心地接收过来。你管了人家一年，就不能让人家“数落”你两天。公仆嘛，得任劳任怨。公仆嘛，得低着点头，弯着点腰。不当院长，有一种“解放”和“平等”的感觉。我不必对每一个人都点头，我不必对每一句“骂”都忍耐，我们不都是一样的教授和大夫吗？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别了，那应接不暇的、枯燥无趣而又必须强颜欢笑的应酬，还有……

当我披露上述种种思想之后，我的确感到不适合再继续留任。那有些喧闹拥挤的门诊，那充满浓烈消毒药味的病房，那宁静的、透着某种神秘气氛的手术室更让我贪婪。于是，我不把本文当做辞职报告，而是一个医者对医术、医道的忏悔录。

作者与夫人华桂茹教授和学生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