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禁令与卖淫
虽然成堆的书籍证明奴役制度是极好的事，但我们从没听说过有人希望成为奴隶，好从中得利。
——亚伯拉罕·林肯
在拜访完比哈尔的米纳·哈西纳与鲁奇拉·古普塔之后，尼可[6]从印度的一座边界村庄进入了尼泊尔。该村摊位林立，出售衣服、点心和极不人道的商品——数千名尼泊尔女孩就是从这个地方跨越边界，被贩卖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妓院里的。在那里，她们要是肤色较浅、面貌姣好、乖巧顺从、不会说当地话（降低逃脱的概率），价值就会比较高。尼可在边境检查站填写规定的表格单时，看到尼泊尔人大批涌入印度，并不需要填写什么入境单。
在简陋的边境办公室中，尼可跟一位英文流利的印度官员交谈了起来。官员表示他是情报局派来监视边境的。
“那你到底在监视什么？”尼可问。
“我们在看有没有恐怖分子，或是恐怖行动的补给品。”官员说，他并没有监视得非常仔细，一辆又一辆的卡车从眼前开了过去，“‘9·11’事件之后，我们这里要严加管制，我们也查看有没有走私或盗版的商品，要是发现的话，就会没收充公。”
“那么被贩卖的女孩呢？”尼可问，“你们检查吗？一定很多吧！”
“噢，多得不得了，但我们不担心她们，反正也无能为力。”
“你们可以逮捕人贩子啊！贩卖女孩难道不跟盗版DVD一样值得重视吗？”情报局官员哈哈大笑，举手作投降状，“卖淫是不可避免的。”他轻声笑道，“各国一直都有卖淫活动，要不然男人从18岁以后，一直到30岁结婚之前这段时间要怎么过？”
“可是绑架尼泊尔女孩，把她们囚禁在印度妓院里，这真的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
官员耸耸肩，不为所动。“的确是不幸，”他附和道，“但是只有牺牲这些女孩，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良家妇女才能够安全。”
“可是这些尼泊尔女孩很多也是良家妇女啊！”
“噢，话是没错，但她们是农村女孩，完全不识字，是从乡下来的，所以印度中产阶级的好女孩就能安全了。”
尼可咬牙切齿地说：“我懂了！要知道，美国在社会和谐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来绑架印度中产阶级的女孩，强迫她们在美国妓院工作！这样一来，年轻的美国男人就爽了，你说是不是？那我们社会就更和谐了！”
接着是一阵不祥的静默，但最后官员捧腹大笑。
“你真会说笑话！”官员咧嘴笑说，“我差点被你耍了！”
尼可只好作罢。
人们对于奴役乡村女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跟200年前大家容许把黑人当作奴隶的原因是一样的：受害者从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印度政府派遣情报官员搜查盗版商品，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在乎知识产权。只有当印度政府感受到西方对奴役的重视等同于盗版DVD时，才会派人到边界逮捕人贩子。
粉碎现代奴役的技术手段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政治意愿。政治决心一定是任何废奴运动的起点。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是西方的过错，所以西方人要为此负责。西方男人并非大多数贫穷国家卖淫业的主角。没错，在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伯利兹，也有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性观光客，但他们依然只是嫖客中的一小撮，大多数毕竟还是当地男人。此外，西方男人通常是跟多少出于自愿的妓女在一起，因为他们想带她回到旅馆房间，而被迫卖淫的妓女一般是不能离开妓院的。因此，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是祸源，所以西方人有责任带头处理。我们之所以特别点选西方，是因为我们虽然处于奴役的外围，但我们的行动在克服可怕的人口贩卖方面是必要的。
现代废奴主义运动的效果有限，原因之一是处理卖淫的政治立场分裂不合。20世纪90年代，美国左右两派并肩合作，共拟了《2000年人口贩卖受害人保护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这是在全球议程上提升国际反贩卖意识的里程碑。当时的反贩卖运动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两党合作，该运动同时受到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等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以及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等保守派共和党人士的强烈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是这项议题的领导者，而最伟大的斗士非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女士莫属。此外，小布什时代留下来的少数几项具有正面力量的国际方案中，其中一项就是大力抵制人口贩卖。“生命之声”（Vital Voices）和其他自由派团体在反对性交易方面也坚毅不屈。“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其他保守福音派教徒团体同样毫不逊色。然而，左右派虽然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但大多时候是各自为政。要是他们能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团结合作，其效果将远大于现在。
不合的一项原因，是两方对于如何看待卖淫各持己见。左派经常是不带批判性地称其为“性工作者”，并且只要是彼此自愿的法定成年人，左派往往能够容忍这样的交易。至于右派人士，当中有些女性主义者参与，倾向于称之为“妓女”或“卖淫妇女”，认为卖淫本身就是有损尊严和道德的。两方争吵不休的结果就是无法并肩合作、共同打击人人皆深恶痛绝的事情：强迫卖淫和雏妓。
“在大学里，这方面的辩论正在理论架构中进行。”创办“世界自救妇女”的鲁奇拉·古普塔一边说一边翻白眼，这时她正坐在比哈尔的家里。她白天已经在红灯区忙了一整天。“那些理论家很少来到基层看看问题有多棘手。辩论这个问题该怎么称呼，根本无关紧要，重点是孩子正被逼着卖淫。”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杜绝性奴役？一开始，我们同意这个观点：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效果不彰，现在禁止卖淫行为，效果也不会更好。我们当初认为不应该徒劳无功地禁止卖淫，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合法化并立法规范。那种务实的“减害”模式是许多救援团体喜欢的，因为能够让医护工作者分发保险套，抑制艾滋病的扩散，此外也准许当局进入妓院，因此更容易检查是否有雏妓。
后来我们改变了想法。在卖淫通常是受到强迫的国家里，那种合法与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来是那些国家的政府通常管理无力，因此立法规范没什么用处。二来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会吸引类似的少女买卖及强迫卖淫等非法勾当。相反，如果结合职业再训练及戒毒等社会服务，倒是有实证表明强制取缔是可以成功的，这也是我们后来喜欢的方式。在人口贩卖猖獗的国家，我们偏好执法策略，推动警方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以及警方定期检查是不是有雏妓或强迫卖淫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除了立法之外还要执法，紧盯着有多少妓院遭到强制取缔、有多少皮条客遭到逮捕。监狱般的妓院应该关闭；对于购买少女初夜者，警方应发动诱捕行动；政府应向全国各地的警政首长施压，要他们致力于打击贪污腐败的风气，因为贪污与贩卖息息相关。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要减少妓院老板的不当收益。
我们很难消灭卖淫活动。在伊朗，妓院是被严格禁止的，首都德黑兰市市长向来以遵纪守法闻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闻报道警方突击检查一家妓院时，发现市长正与六名一丝不挂的妓女在一起，他被当场逮捕。强制取缔虽非最佳手段，但往往会导致收保护费的警方忐忑不安，他们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红包，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皮条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会关闭那些没有警员包庇的妓院。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关在牢笼里直到死于艾滋病的14岁少女的人数，必定能够降低。
“这是可行的。”国际正义使命团负责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个人，只要取缔足够的数目，就能带来涟漪效应而改变结果。这会影响皮条客的行为，也会驱使买卖农村处女的人贩子转换跑道，比如改成买卖偷来的收音机。”
许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义者对于我们提倡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大为震惊，认为这只会驱使性集团地下化。他们主张合法与管制的模式、赋权性工作者，最后还援引成功案例：索纳加奇计划（Sonagachi Project）。
索纳加奇的意思是“黄金树”，指的是加尔各答市不断蔓延的红灯区。在18、19世纪，这里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区。今天，这里有几百家沿着窄巷搭建的多层楼妓院，容纳的妓女超过6000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卫生专家对于印度艾滋病的扩散忧心忡忡，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发起了索纳加奇计划。该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联盟，即“杜尔巴行动”（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通过鼓励使用保险套来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染率。
这项行动似乎相当成功。向民众宣传使用保险套的重要性，这是实际解决卖淫所衍生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好方法。一项研究发现，索纳加奇计划使得从业者持续使用保险套的行为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项研究指出，参与索纳加奇计划的性工作者中，只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较之下，在没有性工作者联盟的孟买，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尔巴行动懂得利用媒体，他们筹办观光团，带领旅客游览索纳加奇红灯区，强调联盟的成员里杜绝了雏妓或非自愿娼妓，而卖淫至少是没有专长的女性劳工赚取像样收入的一种方式。索纳加奇模式也得到国际救援组织“关怀”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间接支持，这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组织。许多专家也赞成这样的模式。
不过当我们细探数字时，发现它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严谨周密。刚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岁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携带艾滋病病毒。研究也显示，一开始，索纳加奇接受访谈的所有性工作者都声称几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险套，但是在进一步逼问下，她们承认频率没那么高：只有五六成的人表示与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终都使用了保险套。此外，与孟买的比较有误导之嫌，因为印度南部与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东部高得多。的确，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索纳加奇计划在加尔各答发起时，孟买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高达51%，而加尔各答只有1%。杜尔巴行动虽然鼓励使用保险套，但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拥护者宣称的还有限。
尼可在博客上批评杜尔巴行动，一位印度人如此回应：
照理说，你算是思想前卫的女性主义者，但当女性真的在性与工作上有选择权时，你却经常成了软脚虾。
这点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性工作者都想为自己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现在终于有了些进展，你却利用她们的悲惨故事，把这些当作是反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论据，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你的立场显示西方在把棕色皮肤的野蛮人从他们的宿命里解救出来方面，是采取男上女下的传教士姿势。
许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赞同上述看法，但是我们从一些女性那里听到了相反的观点，而她们都拥有在加尔各答的红灯区长期打击贩卖人口的经验。其中一位是鲁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苏（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会”（New Light Foundation）的负责人，为目前从事及曾经从事卖淫的娼妓奋战。鲁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尔巴行动已成为妓院老板的“门面”，出于善意支持杜尔巴行动的西方人反而为人贩子提供了掩护。
娥米带我们认识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绘的索纳加奇，跟参加杜尔巴行动观光旅游团所见所闻的开明景象有天壤之别。吉塔在孟加拉国的贫穷村庄长大，11岁时，为了逃离施暴的父母，她离开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帮助，把吉塔带去索纳加奇，她后来才知道这位阿姨是老鸨。吉塔从来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杜尔巴行动确实在阻挡人贩子贩卖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
起先，阿姨对吉塔不错，但是吉塔长到12岁时，有一天阿姨帮她梳妆打扮，做了个新发型，换了紧身洋装，然后把她锁进一个房间，跟一名阿拉伯客人关在一起。“看到面前这么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吓坏了。”她说，“我一直哭，还跪在他脚边求他，但是没办法让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连续一个月，他都这样强暴我。他要我脱光了睡在他旁边，他喝酒喝得很凶……那是个痛不欲生的记忆。我流了很多血。”
在索纳加奇卖淫的头三年，吉塔不能踏出妓院一步，完全没有杜尔巴行动宣称的人身自由。她不时会被棍棒毒打，还会遭到屠刀的威吓。
“屋里有个巨大的污水排水管。”吉塔回忆，“嬷嬷说：‘你要是胆敢逃跑，我就把你碎尸万段，丢进这个排水管里。’”就吉塔来看，杜尔巴行动推行的杜绝人口贩卖运动只是骗骗外人的假象。就连当她好不容易获准站在妓院外头的街道上招徕客人时，也一样受到严密监视。跟一般的观念相反，这些女孩并没有得到像样的收入，吉塔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卢比的工资。这是奴役，而且还在死亡的威胁下执行。在杜尔巴行动开展之后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其他妇女，也告诉过我们类似的故事。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晚上穿过索纳加奇时亲眼看到雏妓。尼可走访索纳加奇好几次，佯装客人进入妓院。他看到许多少女，但是老鸨不准他把女孩带出去，应该是害怕她们趁机逃走。此外，她们只会说孟加拉语、尼泊尔语或印度语，而尼可不会说这三种语言，无法采访她们。耶鲁大学会说印度语的医学系学生阿努普·帕特尔（Anup Patel）在2005年做过研究，调查加尔各答的保险套使用率。他发现，在索纳加奇，性交的价钱是由顾客与妓院老板（而非女孩个人）商谈的，不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板一些卢比，就有权不使用保险套。女孩毫无置喙余地。
阿努普参加了杜尔巴行动的观光旅游团，一位老鸨告诉他，几乎所有妓女都是自愿来到索纳加奇，自愿踏入“性工作这个高尚的职业”。在一家妓院里，阿努普和另外两个研究人员坐在后方的一张床铺上，旁边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听老鸨对前来参观的游客夸夸其谈。老鸨表示这些女孩都是自愿选择来这里快速赚钱的，享有杜尔巴行动保证维护的人权。阿努普说：
在老鸨跟其他游客滔滔不绝地讲述该联盟的成功之举时，我们三个偷偷用印度语问那名妓女这些是否属实。胆怯的妓女不敢作声，我们向她保证不会让她惹麻烦，她才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告诉我们，来到索纳加奇的妓女几乎没有一个是以成为性工作者为抱负的，大多数人都像她自己一样是被卖来的……当我问她想不想离开索纳加奇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但是她还来不及回答，杜尔巴行动的高层职员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说要准备动身了……
观光团继续参观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几百名妓女。有人问能否参观青莲妓院（Neel Kamal），传言这家妓院依然有雏妓。那名高层职员立刻拒绝了，声称杜尔巴行动没有事先争取许可，不希望贸然闯入侵犯妓女的权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说大话是很有效的——这名高层职员在面临要是不合作我们就会“打电话给相关人士”的严厉威胁下，还是被唬住了，只好带我们前往恶名昭彰的青莲妓院。
在这栋多层楼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条客守卫着上锁的大门。一名皮条客解开大门门锁时，其他四名迅速跑进去，用响亮的声音喊道：“访客来了！”我们团体冲进去，爬上阶梯到一楼，却在半途中刹住脚步：几十名年纪小于16岁、涂着鲜艳口红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东窜西逃，然后消失在了密室之内。
杜尔巴行动的职员叫我们站着别动，而那四名皮条客继续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里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窜。我好不容易堵住一个门口，只见里头有两名不超过14岁的少女正张开双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里头的阴部。
索纳加奇计划虽然在防范艾滋病方面有些许成就，却跟孟买采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孟买的妓院向来比加尔各答的情况更糟，并且以关在妓院监牢里的“牢笼女”闻名。但是因为西方国家施压，警方强制取缔，孟买市中心的娼妓人数在过去几年急遽下降。今天，孟买市中心红灯区也许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却高达3.5万名，而索纳加奇的娼妓人数却十年来保持不变。
孟买警方的强力取缔，的确驱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导致取缔的功效难以判定，也更难为娼妓提供保险套和医疗服务。她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们无从确知，因为我们无法检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强制取缔也让妓院老板无法获取高利，使得孟买妓院买进或卖出一名女孩的价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贩子开始把少女运到加尔各答，以便卖个更好的价钱。现在女孩被贩卖至孟买的情况减少，至少代表了些许的成功。
荷兰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显了“大棒”手法及“合法与管制”模式的差异。2000年，荷兰正式把卖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检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贩卖受害者被迫卖淫。瑞典采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务的交易判定为犯法行为，但不是惩罚出售性服务的妓女，会被惩罚的（理论上会被判刑高达六个月）是付钱买性服务的男人。这种策略反映了一种观点：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后，瑞典的强制取缔似乎在减少人口贩卖及强迫卖淫方面较为成功。根据一项统计，瑞典的娼妓人数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价钱也降低了——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同时，由于价格下降，瑞典对人贩子的吸引力减弱了。的确，一些人贩子认为把女孩卖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图，应该把女孩送到荷兰。瑞典认为这个策略大为成功，虽然当初制定法律时备受争议。一项民调显示，81%的瑞典人赞同该法。
在荷兰，卖淫合法化有助于替合法妓院的娼妓进行健康检查，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性传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趋势。荷兰的皮条客依然在供应雏妓，贩卖人口和强迫卖淫仍继续存在。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非法妓女的人数是增加的，这显然是因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观光产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发现，性观光与犯罪确实令人忧心忡忡，他们在2003年停止实验，不再让街头妓女于“容忍范围”内拉客，但是依然允许合法妓院继续存在。所以，重点是什么？顾客可以轻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东欧来的雏妓，但是在斯德哥尔摩却找不到。
其他欧洲国家论定瑞典的实验较为成功，开始趋向于采用相同模式。我们也希望美国的一些州能够试着评估这样的模式在美国是否可行。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难以达成共识、造成两极化分裂的辩论，大多只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严格来说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说，它们却无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贫穷国家，法律通常无关痛痒，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改变现实状况上，而不是改变法律上。
美国国会在2000年往该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国会要求国务院发布年度《人口贩卖问题报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据各国对付人口贩卖的表现来排名，名次最低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制裁。这就意味着美国驻外大使馆必须着手搜集人口贩卖的相关资料，这还是头一次。驻外大使要与当地外交部的官员展开讨论，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贩卖列入重大关切事项，与核武器扩散及恐怖主义等量齐观。这样一来，各国的外交部就会询问他们的警政署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的成果。
光是询问，就能把问题提上日程。各国开始立法，布局突击行动，汇整概要文件。皮条客发现贿赂警方的费用扶摇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实这个方式还可以更进一步。在美国国务院，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的办公室已被边缘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栋办公楼里。要是国务卿公开积极地支持该办公室，比如有相关的出差就带领办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则能提升人口贩卖的曝光率。总统前往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可以拜访“世界自救妇女”这样的收容所。当初欧洲商议是否该让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应该把人口贩卖当成一项议题；对于土耳其而言，这点还来得及补救。[7]
主张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应特别应用在处女贩卖方面。尤其在亚洲，这种交易在贩卖收益方面所占的比例极高，也是少女遭到绑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惨遭强暴，往往会认命地下海卖淫，直到死去。买方通常是富有的亚洲人——把这种人送一些去坐牢，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处女市场将快速萎缩，人贩子集团将转攻风险较低、利润较高的营业项目，娼妓的平均年龄会提高，强迫卖淫的数量也会缩减。
我们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转变。该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况最为严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里时，在该村的妓院看见过七八岁的女孩。尼可假装成客户，获准与一名被卖至妓院的13岁女孩交谈，她正恐惧地等待售出初夜。后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严厉谴责柬埔寨，媒体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恶行，而“国际正义使命团”也在该处设立办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认为妓院老板送来的红包不值得惹上国际舆论的烦扰与因此带来的难堪，于是下令警方强制取缔了妓院。
尼可拜访西瓦帕克的最后两三次，妓院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让女孩们在门口招揽客人，妓院前门也上了锁链。妓院老板以为尼可是客人，紧张兮兮地把他从后门带入，然后叫一些妓女出来，但是人数似乎只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处女，老板说他们必须安排一下，一两天后才能带一名来跟他会面。这个迹象显示，实质的进步是可能的。某种程度的卖淫可能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横行天下了。
解救女孩容易，防其重操旧业难
我们以旧时的方式，成为21世纪的奴隶主：我们支付现金，换取两名女奴和两张收据，接着就可对这两名女孩为所欲为。
然而，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是容易的，困难之处在于：防止她们再回去。女孩们获得自由后，回到社会却时刻感受到耻辱，再加上依赖毒品或受到皮条客的威胁，种种这些情况，往往导致她们重回红灯区。善意的救援人员不辞辛苦监视警方突击检查妓院，把女孩救出，带回收容所，给她们提供食物和医疗护理，最后却看到她们攀爬后墙逃出去，这不能不让人心灰意冷。
在柬埔寨西北部卖淫猖獗的地区，尼可与当时担任《纽约时报》摄像师的那卡·纳撒尼尔（Naka Nathaniel）有过两次不寻常的购买经验。到波贝镇后，他们登记住进一晚八美元的宾馆兼妓院。这次的采访焦点是两名十几岁的少女娜思和茉姆，她们在不同的妓院卖淫。
娜思相当美丽，个子矮小、肤色较白，看起来十四五岁，但是她认为自己年纪还要大些。她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生辰年月。被老鸨带到尼可的房间后，她坐在床上，恐惧得发颤。她来到妓院才一个月，这是她的第一个外国客人。尼可需要口译同时待在房间，这让老鸨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随了他们的意思。
娜思黑发过肩，粉红色的紧身T恤，同样紧身的牛仔裤，脚上配双凉鞋。她虽然脸颊丰腴，但是全身纤细，看起来弱不禁风。她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化妆品，跟整个人极不相称，像是个偷偷把妈妈的化妆品拿来胡乱涂抹的小女孩。
尼可通过口译询问娜思的成长背景及家人情况。生涩的对谈进行了一阵子之后，她逐渐平静下来，不再颤抖，眼光大多时候瞟向墙角的电视，尼可刚才打开了电视，好遮掩他们的声音。她简短地回答着问题，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
头五分钟，娜思表示她是自愿卖身的，坚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但当她明白这不是老鸨安排的测试，讲实话并不会挨打时，才娓娓道出了她的故事。
一个堂姐把娜思带出村庄，告诉家人她在镇上帮娜思找了个卖水果的活儿。但一到波贝镇，娜思就被卖到妓院，并遭到严密看管。医生检查证实她的处女膜是完好的，于是妓院把她的初夜拍卖给一名泰国赌场经理。经理把她锁在旅馆房间里好几天，跟她上床三次（后来他死于艾滋病）。现在娜思被幽禁在宾馆里，因为年纪够轻、肤色够浅，嫖客找她必须出高价。
“我可以在波贝镇走动，但是一定要有老板的近亲跟着。”娜思解释，“他们密切监视我，不让我单独出去，担心我会逃走。”
“那为什么不晚上逃走？”尼可问。
“他们会把我抓回来，那我就惨了，可能会被打。我听说有几个女孩试图逃跑，被抓住后锁到屋子里一顿毒打。”
“那么警方呢？女孩可以向警察求救吗？”
娜思不感兴趣地耸耸肩。“警察不会帮我，他们都被妓院老板收买了。”她像机器人般面无表情地说道，眼睛依然盯着电视。
“你想离开这里吗？要是得到自由，你想做什么？”
娜思突然把目光从电视上转开，眼睛亮了一下。“我会回家，”她说，似乎在判断这个问题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回到家人身边。我想开一家小店。”
“你真的想离开吗？”尼可问，“要是我把你买下来，带你回家，你百分之百确定不会再回来？”
娜思无精打采的样子一扫而光，目光完全离开了电视，眼中的呆滞也烟消云散。“这里简直是地狱！”她不屑地哼了一声，第一次显露出了心中的激动，“你以为我想做这行？”
于是，尼可和娜思私下里仔细研拟了计划。一阵讨价还价之后，老板以150美元将她售出，给了尼可一张收据。
我们在另一家妓院认识了茉姆。她是一个瘦弱的女孩，眼睛大得有点不合比例，从业五年，似乎因为身心过劳而濒临崩溃。茉姆这一刻还在说说笑笑，下一刻就情绪激动地啜泣。她请求我们把她买下，给她自由，带她回家。我们与茉姆的拥有者协商，最后以203美元把她买下，有收据为凭。
我们把这两位女孩带出波贝镇，让她们回到家人身边。娜思的家比较近，我们留给她一些钱，让她在村庄里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一开始生意兴隆。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同意照顾并协助她。娜思才离开六周，家人能够接受她出去卖蔬果的故事，毫不起疑地欢迎她回家。
茉姆就不同了。她住在柬埔寨遥远的另一边，在这一趟长途车程中，离家愈近，她就愈加担忧，拿不准家人是会接受她还是抗拒她。她离家已经有五年了，这期间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联络过。当我们终于接近茉姆的村庄时，她紧张得如坐针毡。突然间，她尖叫了出来，车子还在开动，她就猛力把车门打开，跳了出去，朝一名纳闷地打量我们车子的中年妇女飞奔过去，接着这位妇女——茉姆的姑姑，也开始尖叫，两人相拥而泣。
不一会儿，似乎整座村庄的人都尖声大叫地奔向茉姆。茉姆的母亲在一英里之外的市场看摊儿，一名小孩跑去跟她说茉姆回来了，她一听，连忙冲回村庄，边跑边流泪。她紧紧抱住女儿，女儿试着跪下来请求原谅，结果两人都跌到地上。一两个钟头之后，尖叫喧嚣声才慢慢停歇，泪水也渐渐干去，大家临时办了一场宴席。家人可能怀疑茉姆当初是被人贩子给卖了，但是当她模糊表示这几年一直在柬埔寨西部工作时，他们并没有继续追问。家人决定让茉姆去市场卖肉，就在她母亲的摊位旁。尼可也留下一些钱，用来资助这个计划。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同意照看茉姆，协助她转换人生跑道。接下来几天，茉姆一再打电话报告进度：“我们已经把母亲旁边的摊位租下来了，我明天就会去工作。”
她告诉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再也不会回到波贝镇了。”然而，一周之后，我们的口译洛·钱德拉（Lor Chandara）发来一封令人痛心的电子邮件：
超级坏消息。茉姆小姐的父亲说她已经自愿回到波贝镇的妓院了。我问她父亲是否有人打她或责怪她，但他说茉姆没有遭到任何负面的对待。茉姆星期一早上八点就不告而别，但是把手机留给了家人，昨晚打电话跟他们说她在波贝镇。
就像许多妓女一样，茉姆染上了甲基安非他命[8]的毒瘾。妓院老板常给旗下娼妓注射甲基安非他命，让她们听话，并因依赖毒品而无法离开。她回到村庄之后，毒瘾发作无法自拔，不得不回到妓院注射毒品。
但一旦注射了毒品，她就想离开妓院。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又把她送到金边两次，并且资助她在那里安定下来，但是她每一次都在几天之后逃走，拼命想回到毒品的供应处。茉姆绝非“难缠的女人”，她很甜美，甚至甜到令人有点厌腻。她总是买礼物送给朋友，天天在佛龛前为朋友祈福。她渴望永远离开妓院，但是无法克服毒瘾。
我们再到波贝镇时，已经是整整一年之后了。尼可走进茉姆的妓院时，正好撞见她，她流着眼泪连忙跑开了。直到冷静下来后，她才出来跪在地上请求原谅。
“我从来没撒过谎，但是我骗了你。”她楚楚可怜地说，“我说我不会回来，但是我回来了。我不想回来，但我还是回来了。”
娜思和茉姆的例子表明，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茉姆回到妓院之后，老板准许她自由地和嫖客离开，她要是想逃跑，也很容易做到。但就因为毒品和欠债，她想走也走不了。
几年过去了，茉姆年纪越来越大，接客价降至一回1.5美元。后来她多了一名室友，不接客的时候，两人就共享她在妓院的小隔间。这名新室友名叫温柔，年方十六，她是离家出走的：有一天她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出去，结果摩托车失窃，她无法面对父亲的责骂，就跑了。人贩子说帮她在波贝镇找个旅馆清洁女佣的工作，却把她卖到茉姆待的妓院，她在那里被毒打，直到同意接客。茉姆成为她的看守者，确保她不会逃跑。
茉姆在妓院里被虐待了多年，现在却似乎不知不觉地滑入了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继续下去，她就会成为年轻女孩进入情色行业的推手——或是打手，就像她自己曾经被打那样。奴隶晋升为监督者。
然而那样的命运并没有实现——警方强制取缔妓院，结束了茉姆的经理之路。茉姆的老板是名中年妇女，叫作娑蔻儿，她总是抱怨这个行业艰辛。“赚来的钱仅能糊口，要做的活儿可多啦！”她坐在妓院兼全家住所的门厅里，总是这样哀叹，“再加上那些醉汉总是酒臭熏天又讨人厌，而警察只会伸手讨红包。”娑蔻儿的美梦幻灭了。一来是她丈夫在妓院里从不做事，只会没完没了地和妓女上床，这让她怒不可遏，最后终于跟他离了婚。此外，她也替13岁的女儿担心，女儿在门厅做功课时，随时都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只要看到是女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摸乱抓。2008年，柬埔寨当局因西方逐渐增强的施压而强制取缔了性交易，这导致人贩子或妓院引进新女孩的成本提高，警方也开始向妓院老板索求更大的红包。附近任何一名警察都会顺道进来，勒索五美元。这样一来，波贝镇大约一半的妓院倒闭了。娑蔻儿气愤地表示她会改行试试看，说：“既然没赚头，不如早点收手，也许可以开个小杂货店。”
其他妓院也没有一家要买进女孩。茉姆突然发现自己自由了，这让她既兴奋又恐惧。她嫁给了一名警察恩客，两人在男方家安定下来。2008年的圣诞假期，我们带上三个小孩，全家五口一起去柬埔寨，在波贝镇与茉姆愉快地相聚。“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了，”她春风满面地跟我们说，“我再也不用接客了，我永远摆脱那样的日子了！”
至于娜思，一开始因为村里没有其他店面竞争，她的杂货店生意很好。但喜上眉梢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后来其他村民看到娜思财源广进，也相继开起店来。很快，村里就有了五六间店面。娜思的生意萎缩不少。
更糟的是，娜思的家人还是把她当没有权利的傻ㄚ头来看，家里任何一名男丁只要需要东西，就直接去她店里拿——有时候付钱，有时候没有。有一次过节，娜思家族的男丁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准备盛宴，就去她的店里洗劫一番。娜思抗议了。
她母亲后来说：“娜思气疯了，她说我们整个家族都不准再靠近店铺一步，否则就完蛋了。她说她需要钱来进货。”但是在柬埔寨的农村，没有人会听一个没上过学的女孩说话，大家继续我行我素，她的店很快被掏空了，她也没有钱再补货。店面开张四个月，她的经商计划宣告失败。
娜思觉得很丢脸，她跟几名闺友计划去城里找工作。人贩子答应帮她们在泰国找份洗碗的工作，但是要偷渡到那里得交100美元，她们没有这笔钱，只好欠人贩子的债。这是掌控女孩的经典方式：借她们高利贷，要是无法偿还，就把她们卖到妓院。
娜思担心这样的风险，但是赚钱是当务之急。她父亲患了肺结核，不时会咳血，他们急需钱给他治病。娜思决定放手一搏。当她和她的闺友正要动身去泰国时，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一名救援人员顺道来访，得知了娜思的情况。救援人员担心她们中了人贩子的圈套，劝娜思不要冒这个险。但是她还能怎么办呢？
该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尝试了另一个方法。他安排娜思搬到首都金边，在莎波美容院学习理发，那是该市一家顶尖的美容院。娜思住在援助机构的大楼里，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美容院工作，学习剪头发和修剪指甲。在一次化妆比赛上，她得了第三名，这鼓舞她更踏实地生活，把一切精力都投注在学习上。
“我很满意娜思小姐的表现，她学得很认真。”老板莎波·蓝道说，但他觉得娜思有一个问题，“她不想帮人按摩，我已经跟她讲了好多次，但是她非常抵触。”娜思从来不敢跟莎波解释她畏惧按摩的原因。在“莎波”这样体面的美容院，按摩是跟性无关的，但是对于有娜思这种经历的女孩而言，想到要替人按摩，不管是哪一种，都会激起可怕的回忆。
慢慢地，娜思更柔和了。她原本瘦，带着些忧郁，但现在圆润了些，也松弛了下来，有时候还很活泼，喜欢咯咯傻笑。她回到了一个少女该有的样子，男孩子也注意到了。他们喜欢逗她，她则一概视而不见。
“我离他们远远的，”娜思冷冷地说，“我不想跟男生打情骂俏，我只想学做头发，想有一天能自己开美容院。”
娜思打算等学业完成之后，先在一家小型美容院当美容美发师，积累些经验，一两年之后，她要在家乡附近的马德望市（Battambang）开自己的美容院，这样既可以照顾父亲，也能赚钱给父亲治病。
没想到的是，娜思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她莫名地发烧和头痛，持续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增加的体重又降了下来。她去马德望的诊所检查，医护人员给她做例行的艾滋病筛检。半小时后，他们交给她一张纸条，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
娜思如遭晴天霹雳。她走出诊所，那张纸在手中被揉成一团。在柬埔寨乡村，被确诊艾滋病有如被判了死刑，娜思不知道她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她日日以泪洗面，彻夜失眠。她这种人不习惯跟别人透露心中秘密或表达情感，但是压力在她内心愈积愈大，最后她终于告诉了我们。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试着安排她接受治疗，但是她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她的神经因为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愤怒而紧作一团。她打算回到村里，好在家人身边死去。这时，一名叫作索西亚的男子开始追求她。对于娜思这样的乡下女孩来说，他真是魅力四射：上过大学，会说英语，身材高挑，文质彬彬。他比娜思大，看起来更成熟。能找到娜思这样漂亮的姑娘，他也欢喜无比。但是造化弄人，娜思没有办法，只能板起脸把他打发掉。这对一个陷入爱情的男人来说，可没那么容易。
“我爱上了娜思小姐，她却要我打退堂鼓。”索西亚说，“她跟我说：‘我很穷，又是农村的（他来自首都金边），别爱上我。’但我跟她说我依然爱她，至死不渝。”
娜思也爱上了他。不久之后，索西亚求婚，她同意了。娜思跟索西亚说她曾经在波贝镇工作，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是朋友，但是她不敢承认曾经当过妓女，更不敢说她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心中的秘密时时啃噬着她的良心，但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实话。
婚后不久，娜思怀孕了。带菌孕妇要是在分娩前服用卫滋这种药物，生完孩子后也不喂母奶，就可以大幅降低母体垂直感染的风险。但这样一来，她就得告诉丈夫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是在从妓时感染的。看着娜思和索西亚夫妻经历这些，我们感到非常心痛，因为索西亚是如此深爱着这个秘密危害他及他们孩子性命的女子。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他们家外头聊天，索西亚跟我们说他父母瞧不起娜思，因为她曾经在餐厅工作过，他们认为女孩子做这种工作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父母气疯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会爱娜思一辈子。”索西亚说，“父母永远不准我回去了，说：‘选娜思还是选我们，你自己看着办！’我父母想把我们分开，把我送去马来西亚，但是在马来西亚虽然吃得好住得好，我还是非常想念娜思，我必须回到她身边。就算惹上麻烦，也永远不会离开她——即使挨饿，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听到这一番公开示爱的表白，娜思看起来心事重重，但是当他们四目相对时，便一起笑了起来。这原本该是娜思人生的巅峰，但是她骨瘦如柴，满脸病容，似乎已经进入艾滋病晚期。
“她变得越来越虚弱了，”索西亚担忧地说，“通常孕妇会想吃东西，但是她食欲没那么好。”
索西亚走开的几分钟，娜思转向我们，满脸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听起来内心正经历一番天人交战，“我想跟他说，我试着跟他说，但是他那么爱我，他该怎么办啊？”她摇着头，哽咽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爱我，我开不了口。”
我们跟她说她要是爱索西亚，就得跟他明说。索西亚回来时，我们试着把话题导向娜思的健康。“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在生产前做艾滋病病毒检查，”尼可建议道，语调故作轻松，像是随意地提起，“感染方式无奇不有，现在检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亚温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确定我太太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没上过妓院，她怎么可能感染？”
我们后来又去拜访过娜思好几次，给她带食物和奶粉，让她吃得有营养一些，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时间，带给她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而这个绝症正在让她、她丈夫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穷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刚有好转，却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后来产期将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检测。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的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阴性。这次的检测比上一次还先进可靠，娜思之前确实看起来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结核病、寄生虫或精疲力竭之故。无论如何，她没有艾滋病。
结果一出，娜思立刻觉得好了起来。她体重眼看着增加，很快地看起来更健康了。索西亚的父母因为孙子即将出世，原谅了他们夫妻，全家再度团圆。
2007年，娜思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看起来强壮又健康。娜思在院子里抱着他时，眼里散发出喜悦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们全家顺道再次拜访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儿子抱出来给我们的孩子看，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路时，娜思乐不可支。她回到学校，修习美发的最后课程，她婆婆打算买下一间小店面，让娜思经营美容美发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么，”她说，“就叫作‘尼可与伯纳德[9]’。”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与障碍后，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经在妓院里恐惧得发颤的女孩，已经被永远埋葬了。
对我们而言，这则故事有三个教训。
一、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不仅复杂和困难，未来也是个未知数。解救她们有时候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预防及终止妓院运营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弃。帮助他人是困难重重且变量很多的，我们的介入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这些胜利之举无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无法全面解决，能够减轻和缓和也是值得的。我们可能无法教育贫穷国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妇女死于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里的“所有”女孩解救出来，但是我们想到娜思的经历，就想起一则夏威夷寓言，这是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那卡·纳撒尼尔告诉我们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滩，发现到处都是被潮汐冲刷上岸的海星。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边走边把海星捡起来丢回海里。“小子，你在做什么？”男子问道，“海滩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做都没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顿一会儿，又捡起一只海星，把它丢回海里。“至少对这只是绝对有用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