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3)

电报发出之后，段祺瑞真的将自己的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保定，做出了要率兵入京的姿态。

2月6日，袁世凯召集王公大臣，把代奏电交给他们传阅。看完这份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清室的兵谏式通电，人人都相顾失色，噤不敢言。只有恭亲王溥伟愤然骂道：“本爵因朝廷愿让政权，已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祺瑞此电，逼迫太甚！”

虽然他这话听上去还算有点勇气，实际也是色厉内荏，已无半点招架之功。溥伟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敢再对清帝逊位说三道四了。于是会上就拟定了赞成共和的长电。

看到清廷已支持不住，段祺瑞趁热打铁，于2月9日参与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的电报，要求“宣布共和”。10日，他又在信阳发出电奏，“力催解决”。

除了硬的一手外，袁世凯、段祺瑞还有软的一手，这就是南北代表所共同商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尽管王公亲贵们对拱手让出江山和特权仍心有不甘，但他们更怕段祺瑞带兵入京，导致最后连优待条件都得不到。2月11日，隆裕太后承认优待条件，第二天便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退位诏。

共和之局至此大功告成。毫无疑问，段祺瑞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他所领衔的前后两份主张共和的电报更为许多人称道，“一造共和”的赞誉也由此而生。

舍我其谁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和革命党人虽然合力推翻清廷，建立了共和，但自合作初期开始，相互之间就不是完全信任。清帝退位后，为了对袁世凯进行约束和限制，孙中山在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时，又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以及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暗中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对来京接他南下的使团进行恐吓，从而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这一附加条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开始组阁。既然在定都上已经占尽便宜，他在组阁问题上就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内阁中相对不太重要的一些部的总长职务，都让给了同盟会。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部，袁世凯仍紧抓不放，尤其是陆军部。兵权重要，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陆军总长一职，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取。南方推荐黄兴担任此职，袁世凯坚决反对，而他反对的理由就是黄兴还不够资格。

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改朝换代、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国体虽非清社稷，朝纲仍是汉官仪”，在袁世凯主政时期，仍然特别强调资格。这种所谓的资格，又主要侧重于前清官阶，因为袁世凯自己在前清就已经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像他这样资格的人本来不多，就算有一两个资格较老的遗老，由于缺乏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也难以成为他假想中的政敌。

以前清官阶作为资格，袁世凯便给同盟会以及其他新晋官僚设置了一道很高的门槛，黄兴等人就这样被“卡”掉了。

袁世凯的“资格论”倒不是只用于对付政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嫡系人马用的也是同一标准：一般文武官僚即便什么错都没犯，也得按部就班地进行升迁，要想平步登天是不太容易的。这么做的用意，就是为了在部属的脑子里奠定根深蒂固的“旧属”意识，以巩固和提高他“袁宫保”作为老上司的威望。

以资格来衡量，段祺瑞虽然在辛亥一役中表现突出、功勋卓著，但要当陆军总长，还得排在王士珍后面——王士珍为前任陆军大臣，段祺瑞此前则从未进入过内阁。

王士珍也是“北洋三杰”之一。“三杰”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备生，同时充任新军要职，又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才得以迅速发迹。不同之处则是三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各异，王士珍为人大度雍容，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经常扮演卧龙先生的角色，故被时人称为“龙”。

相对于“段虎”的锋芒毕露，“冯豹”的木讷迂钝，“王龙”的低调和淡然显然更让袁世凯放心。

问题是，“王龙”在政治态度上与“段虎”截然相反，却与“冯豹”完全一致。王士珍也是一个保皇派，在段祺瑞发出逼宫通电后，他曾致电责备段祺瑞，称皇恩浩荡，作为清廷高官不应发那样大逆不道的电报。

清帝退位之后，王士珍便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虽然袁世凯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了辞呈，但王士珍执意不肯再留于京中。

王士珍一走，袁世凯只能属意段祺瑞，调他来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作为军人出身的军界要人，段祺瑞绝非一介武夫。实际上他在辛亥革命中所展示出来的也不是用兵打仗的才能，而是过人的组织能力以及在权力场上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气势。

一到北京，段祺瑞就打算提拔自己的首席幕僚徐树铮为陆军次长，但由于在内阁通不过，只得改提南方的蒋作宾。不过在蒋作宾到任前，他却抢先荐任徐树铮为陆军部总务厅厅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五位司长。

蒋作宾当然对此不满，段祺瑞则毫不相让，他强调总长有权委任厅长、司长，蒋作宾这个次长无权插手过问。

亲信中的亲信

总务厅厅长的权限本身也可大可小，全凭跟主管长官的关系而定——如果与长官的关系不深，便只能办理一些文书、庶务之类的事务性工作；而如果是长官的亲信，其权限就可无所不包，整个陆军部的工作都可以被“总”在里面。

徐树铮是段祺瑞亲信中的亲信。众所周知，段祺瑞起来得快乃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结果，而段祺瑞提拔徐树铮也跟袁世凯提拔他自己一样，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段祺瑞进京后，不但北京军政界的要人经常要来段公馆问候起居，就是由外省进京的官员也免不了要到段公馆禀见、禀辞、禀谢。按照段公馆的规矩，每天晚上都要在号簿上登记这些宾客的名字、官衔，有时还要把对方的住址、电话也一并记下来。在这本号簿中，“小徐”属于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小徐”是段家人背后对徐树铮的称呼。段公馆来宾，无论官职大小，一般都要预约和通禀。只有小徐是个例外，他是随来随见，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便可径直闯入，而且闯入的还是内客厅——段祺瑞会见其他宾客都是在外客厅！

新来段公馆的家人往往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对小徐这么信任呢？时间一长，他们也就慢慢明白了。首先是小徐对老段的确忠心耿耿，一心护主。其次，小徐是真有学问和本事。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和负责人的电话从不用查问，全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丝毫不差。如果有某个问题需要找有关部门联系，他会立刻亲自打电话去问。

除此之外，徐树铮竟然还能做到五官并用：办公的时候可以会客；会客的时候，可以一只手批公文，另一只手拿着话筒跟别人通话……

清末时，有人说张之洞有这种五官并用的本事，而在北洋时代，似乎只有徐树铮能够做到这一点。

徐树铮虽然暂时没能当到次长，却胜似次长。因为段祺瑞对他太信任了，徐树铮可以在段祺瑞面前说一不二，段祺瑞从不驳回，反过来，段祺瑞吩咐下来的事，他却可以不照办。

徐树铮的说一不二，并不是那种表面的骄横跋扈。事实上，别人找他办事时，他一般都是满面春风、彬彬有礼，从不当面让人下不了台，但客气归客气，办起事情来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通融余地。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姓李的军官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有饭吃，他写信给段祺瑞，请求段祺瑞给他个差使干干。段祺瑞看他说得可怜，便答应给安排个职位。

文件批交徐树铮办理，但徐树铮签呈后又打了回来，打回来的文件上只有简单一句话：“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段祺瑞看后没说什么，于是李军官重新谋职的事就只好拉倒了。

如果是面谈，为了照顾来人的面子，徐树铮一般不会一口回绝，而总是说：“这可要向老总（段祺瑞）请示。”只要他这么一说，对方就只能绝望了，因为知道事情肯定办不成。

陆军部的实质状况是，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由徐树铮一人说了算，不仅有职无权的蒋作宾做不了主，就连身为总长的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可也正是在徐树铮的辅助下，陆军部的日常运作保持了较高的效率，而段祺瑞则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思考和主持一些大事。

段祺瑞履职时，国内军制比较混乱，北方军队沿用的是前清旧制，比如部队编制中有镇、协、标、营、队。段祺瑞仿照南方革命军的体制，相应改称师、旅、团、营、连，军官官阶也从原来的都统、参领、军校分别改称将、校、尉。此外，地方军政长官一律改称都督，并设都督府。

袁世凯看到段祺瑞办事有主张有魄力，且善于体察自己的心思，对段祺瑞也更加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重大措施，像各省裁军、改革军事官制、决定各省军民分治等，几乎都要先与段祺瑞商量，然后再做决定。

身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兼政治盟友，段祺瑞对袁世凯同样忠心耿耿，政治策略上始终紧随其后。时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与袁世凯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便站到袁世凯一边，与唐绍仪对抗。

唐反对总统垄断一切大权，段就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凡事都要由大总统亲自决定；唐坚持内阁集体负责，段就否认国务院为有机组织，强调各部应奉行“独立主义”，各行其是；唐欲与同盟会合作共事，让接近革命党人的王芝祥当直隶都督，段就策动直隶各路的北洋军队集体发通电，反对王芝祥督直。

在袁世凯、段祺瑞的夹击之下，唐绍仪度日如年，不得不辞职走人。

当然这种紧随有时也是有压力和风险的，最典型的便是张振武被害事件。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之一，他很瞧不起黎元洪，从黎元洪被推上台起，就“既推重又加以贱侮，甚至抽刀拍案，嘲弄辱骂”。

北洋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这时全国各地因为欠饷和裁军，不断有哗变事件发生。湖北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鄂人喜动恶静，武昌起义中的部分有功官兵也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在湖北发生的一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就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而且张振武还曾公开宣称：“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

1912年8月15日，袁世凯、黎元洪合谋，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逮捕杀害了张振武。在杀张的执刑命令上，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身份签字副署，使之生效，因此对此案负有直接责任。

张振武被害事件发生后，舆论为之大哗，认为张案的办理不符合法治精神。参议院立即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

袁世凯见势不好，赶紧将皮球踢给黎元洪，而黎元洪为了逃避责任，又赶紧发长电委托段祺瑞到参议院登台答辩。

开始坐不住了

建立共和，并不意味着民主法制精神也相应而立。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日报——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便指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唯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

张案的最大问题和漏洞，恰恰在于决定“生杀人”的不是司法官，而是大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的质问案也将重点集中于此，声明：“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8月23日，段祺瑞在参议院为张案的处理进行辩护，其辩护理由主要包括：张振武的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行刑前已“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张案涉及国家安全，只能执行“临时办法”。

这样的答辩不能让参议员们感到满意。在他们的连番追问下，段祺瑞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手续“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

参议院最初以同盟会占优势，在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成立后，同盟会的优势才逐渐转为劣势。接下来，唐绍仪内阁的垮台更使同盟会失去了在政府的立足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8月25日，同盟会与一些小党合并，组成了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国民党，国民党成为民初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在当时的参议院内，基本处于国民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8月28日，部分国民党籍参议员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认为“副署之国务员段祺瑞辅佐乖谬”，要求按“临时约法”将其免职，“以彰国法，而固国本”。该弹劾案一经提出，共和党就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参议院议长几乎无法维持秩序。最后由于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张案遂不了了之，段祺瑞才得以免遭弹劾和免职。

尽管参议院在张案上颇有虎头蛇尾之嫌，但能够让陆军总长在参议院接受质询，以及差一点弹劾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民初民主法制的进步。

类似事件让国民党看到了自己的能量和潜力。国民党中心人物宋教仁更是热切希望通过组织责任内阁来架空袁世凯，夺回革命党人失去的权力。事情也似乎正朝这个方向发展，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全国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在参众两院共870个议席中，国民党一家就获得392席，而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其他三个政党总共才获得223席。

随着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俱占多数，本来对国会并不是十分在意的袁世凯开始坐不住了，特别是宋教仁所力倡的责任内阁更令他寝食难安。

责任内阁与唐绍仪内阁、赵秉钧内阁不同，它是由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的。从选举结果来看，也就是内阁成员将主要由国民党员组成，到时段祺瑞等袁氏嫡系人马别说掌握不了重要部门，多半连内阁都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