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大时代的旋涡中浮沉——老兵代廷芳跨越三军的传奇
大概在五六年前，有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在互联网上不断传播，照片上是一名身穿德国军服的亚洲人，下面附加有这样几行字：“二战时期德军中的中国炊事员，他可是个传奇性的小人物哟！先被日军征招；参加日军对苏军的诺门罕之战时被苏军俘获，在苏联西部开始劳工生涯；1941年下半年被德军俘虏，然后一直在德法一带当炊事员；最后被美军俘获。”
跨越三军的小人物
经过考证，证实照片上的德军炊事员并非中国人，而是朝鲜人，不过其经历却基本属实。其实在二战期间的诺曼底战场上，被盟军俘的朝鲜籍德国士兵多达二十余人，通过盟军对他们的审讯得知，这些朝鲜人最初是被日军招募，1939年于日苏诺门罕战役中又被苏军俘虏。后来这些朝鲜人加入了苏联红军，在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们随苏军大部队开赴前线。战争初期，德军在“闪电战”的强大攻势下很快突破了苏军防线，立足未稳的苏军被德军击溃。他们又与其他众多的苏联红军官兵一同被德军俘虏，之后又被编入了德军序列，1943年作为“东方营”士兵被派往诺曼底驻防，最后又被盟军俘虏。战后出现的一些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如漫画《福字虎战车》、电影《登陆之日》等），反映的就是这些曾服役于日、苏、德三国部队，后又被盟军俘虏的小人物传奇经历的故事。
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位类似上述朝鲜籍士兵传奇经历的中国抗战老兵，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老兵代廷芳。与那些德军中的朝鲜人不同的是，代老所跨越的是中国国内的三支军队—地方军阀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如果说，那个传奇德军的故事让人看到的是一条从亚洲到欧洲漫长广阔的世界大战战线的话，那么代庭芳老人的故事则让人看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人们从同室操戈走向共赴国难这段起伏跌宕而又悲壮的历史。
抗战老兵代廷芳的军旅生涯起点是从在地方军阀部队中服役开始的，少年时期的代廷芳先在“末代贵州王”王家烈的“黔军”部队中当兵；后来在作战中与部队失联的他偶遇长征中过境的红军，并跟随红军开始长征之途；长征途中，代廷芳因病掉队，后来又阴差阳错的加入了万耀煌的中央军第十三师。期间，他在部队亲历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他又跟随部队投入到被称为“东方凡尔登”的淞沪战场。血战上海，他与他的弟兄们奋勇杀敌；在尸横遍野的阵地上，他从日军的刺刀下死里逃生。战争结束后，代廷芳的人生却更加坎坷……浮沉一生，老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一个“苦”字，他说：“我这辈子苦啊，从小就苦起，苦到最后来，还是在苦……”
童年不幸，少年从军
代廷芳出生于1920年8月15日，家中一共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五。虽然中国自古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说法，然而在家中排行老幺的代廷芳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并不觉得幸福。老人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寡仔，七八岁父母就没了（过世），哥哥不管事，八九岁就在我们那个叫马场（贵州开阳县境内）的地方，有个唐家，我帮他家看牛……”
等到代廷芳长大一些时，他被自己的三舅爷送到贵阳学手艺，前来接走他的是一位黔军军人。代老回忆说：“学哪样手艺？他以前在周西成的一个独立营，把我带到贵阳来以后，他就罚我给他当勤务兵，现在是叫勤务员。有什么事情没做到（侍候不好）他就打我，他说‘（你是）我花几块钱买来的。’我说‘我是我三舅爷带来交给你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代廷芳遇到了一位姓卢排长，据说是他的亲戚，在他的帮助下，代廷芳很快被分配到黔军部队中做了一名“司号兵”。代老回忆这段经历说：“我当时晓得那个地方叫南厂（南厂军营），我看到那里有人吹号，‘滴滴答答’的，我就给他（卢排长）说我想去那里学吹号，他说‘你想来就来嘛’。然后我就逃跑，跑到南厂炮兵营里去吹号了。”
93岁的代廷芳老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所在部队的番号，但他记得那是在1934年左右。照此推算，那正是“末代贵州王”王家烈治黔时期，部队的番号应该是第二十五军。我问老人，当时他在黔军中当“司号兵”时，部队是否有给他发过军饷。老人说：“那个时候，拿一点也就用一点，没得就算了，那时候很难得钱。学号兵嘛，学徒没有什么钱的。”
“在王家烈的部队里面，抽大烟的严重啊！一连当中100个人起码有80个抽大烟的，我是从来不去沾那个东西的。他们（抽大烟的士兵）起得早，起床就抽起，抽了后该训练的就还是训练，其实王家烈的部队没有多少训练的。吃了鸦片精神就好，不吃鸦片，烟瘾发了就和一个瘫子一样……打仗时候，烟瘾发了就吞，开水吞也好，酒吞也好，最好是酒。打仗也还是可以，吃了鸦片烟，烟瘾过足了，打仗就厉害，但不吃，就软绵绵得像个瘫子一样。”老人回忆说。王家烈部队中“双枪兵”的现象给代廷芳留下很深的记忆。
那时的贵州可谓多事之秋，首先是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与犹国才之间为争夺贵州省政府主席宝座战事频繁，导致黔军内部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其次，红军已经进入贵州，中央军的“追剿”部队也尾随而来。据军事史料记载：红军长征时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转兵贵州，1935年４月底离开贵州，活动时间４个多月，占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1月至4月在贵州转战，活动时间３个多月，占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间的四分之一强。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贵州转战，足迹遍及50多个县，占目前全省88个市县区的百分之七十。”
中央军和贵州军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贵州军阀内部将来相互之间也有矛盾，加之黔军战斗力弱，防务空虚等原因，王家烈不想与红军主力决战，也不敢与红军主力决战，诸多因素，为红军扭转被动局面创造了条件。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曾命令王家烈“应于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俟匪西窜时，相机堵击，阻其入境”。12月12日，蒋介石再次命令王家烈在“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州线上，赶筑坚固工事，先选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然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心中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根本就没把蒋介石的命令当回事，更谈不上执行。王家烈没按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在贵州锦屏、黎平两咽喉要地部署重兵把守，更没有在重要城镇构筑坚固的城防工事、堡垒。直到12月13日，为敷衍蒋介石，他才报称“本部兵力十六团，其精干之十一团已配置前线。饬属厉兵秣马，严阵固守”。
进入贵州的红军当时的意图是从黔东南直趋黔西北。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王家烈想到的是要如何避开红军主力，保存实力，守住贵阳就行了。王家烈曾说：“我深深感到，他们（指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
由于王家烈的消极避战，为红军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化被动为主动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红军转战贵州期间，召开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并胜利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创下红军战史上的经典战例。
1935年1月，红军主要领导人在贵州遵义柏辉章公馆召开了中共党史上极其重要的遵义会议，不久后，中央军十三师协同王家烈的黔军与红军在遵义一带发生激烈战斗，黔军王家烈八个团被歼灭，中央军亦受到重创。黔军与中央军被打退后，代廷芳与部队失去联络，但他并未回省城去寻找自己原先的部队，而是就近参加了红军。代老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认识红军，反正看见是部队（当兵吃粮），我就跟着走。”
跟随红军长征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始于1934年10月。1935年的春天，15岁的代廷芳成为一名小红军，跟随红军走上长征之途。
在红军的部队中，代廷芳依然是一名司号兵。对于红军队伍的制服和装备，代老有这样的印象：“红军的帽子上面有个红色的五星，那时候红军的衣服穿的衣服哪样都有，红军没有什么穿的，我们穿的有草鞋，到成县那边冷了，就拿粽叶来包着脚……在红军的时候我没有拿枪，红军用的枪都是老土枪、汉阳造，朱德在南昌起义拿来一些枪，走到贵州来以后，王家烈支持了一些枪。那时候红军没有什么枪的……
“1935年我就跟着红军一路走，红军要到陕西。红军在遵义打了一仗，然后又到娄山关，后来又走仁怀，接着又到金沙，然后到黔西，黔西那里有个小街记不起叫什么名字来了，在那里打过一仗。打过以后又转到大方这边，到松林堡又打过一仗，在松林堡又出发，转了很多地方，就走到毕节那边，在镇雄出来十多公里那个地方又打了一仗，打完之后就退走了。后来就过金沙江，穿去穿来地又走到大渡河。我记得在大渡河吃那个水，吃了之后肚子胀得不了。后来我们又插到四川西昌，从西昌开始跑步，一天要跑一百多里路……”
当年长征的艰苦，代老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他告诉我们，贵州、四川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有经过。据史料记载：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1月29日在猿猴场（现元厚）、土城南北地区首渡赤水河。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次让黔军意想不到的是红军重返了贵州境内，出其不意地打响了娄山关战斗，搞得王家烈黔军部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然不清楚红军从何而来。红军势如破竹，再次攻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16日至17日，红军又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渡过赤水河。3月21日至22日又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随即，红军又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突破了黔军、中央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成功战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谈到红军四渡赤水作战时，就曾把黔军戏称为“战无不败的豆腐军。”从代老述说的情况来看，代老参加红军期间，正是红军创造“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史期间。
代老接着回忆说：“长征路上，有时候吃的牛肉、马肉。有的时候吃的干粮，炒米。那个米是炒的，一个人背一袋，口干了就喝冷水。”这就是代廷芳在红军部队中的伙食，随着行军条件越来越困难，他们逐渐连这些都吃不上，按代廷芳的话说，就是“碗越吃越小，筷子越吃越粗”。
代廷芳跟着红军一路辗转，走过贵州、四川的山间丛林，终于进入到甘肃省境内。然而就在部队抵达甘肃成县时，代廷芳病倒了，正是这一病让他从此脱离了红军队伍。老人回忆说：“在成县那里我就得病，得这个疝气，走不动了。然后（红军）就把我放在老百姓家。我睡了一觉醒来，我就不痛了，病好了。那时候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是红军，我好了以后他们就把我往部队送，一送就送到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去了。”
这次阴差阳错，代廷芳脱离了红军队伍，加入由万耀煌担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成为一名的国民党中央军战士。
亲历“西安事变”
“到了十三师，我们的师长叫万耀煌，我们的连长叫郑国强。”
万耀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属于中央军陈诚系的部队，在“追剿”红军时就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一直被红军视为心腹大患，贺龙、萧克曾决议：“坚决消灭十三师，因为十三师太顽固，能打仗，如不消灭十三师，红军永无出头之日。”
1936年6月，广州西南执行部及政委会通电抗日，打着北上抗日的大旗，断然采取北上军事行动；随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陈济棠的部队很快进入湖南，国民党中央派人劝阻无效。两广异动令国民党中央坐立不安，于是决定派中央军向广西开拔。在这次事件中，第十三师作为一支奇兵，直趋桂林。7月中旬，第十三师开抵衡阳时，广东陆海空军见状即投效国民党中央。8月12日，蒋介石飞往广州，妥善解决了两广问题。解决“两广事变”是代廷芳进入十三师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久后，他便随部队驻防洛阳。
在第十三师的部队中，代廷芳依然是做一名他最擅长的“司号兵”。在老人的记忆中，相比过去的黔军与红军，第十三师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伙食上条件都要好得多。然而安定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一场举世震惊的事变也直接影响到了十三师的存亡。
“到冬天了，说是蒋介石要到西安，我们这个师就跟着坐火车到西安，我们在咸阳下车，团长以上的就在西安下车。”代廷芳开始向我们讲述1936年那个不平凡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到西安，张学良‘嘡’一家伙打在钱大钧大腿上，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起来了，我们师长万耀煌也被扣了，我们那一个师，团长以上的都在西安扣着……”
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1935年，万耀煌被提升为二十五军军长，同时兼任十三师师长）在其回忆录中亦有详细记载：“十二月十二日，天未黎明，我从睡梦中，闻人声嘈杂，西京招待所内外皆有武装事变，继枪声四起，判为局部兵变。天亮后，我和内子从窗缝看到街中，满布哨兵，遂关紧卧室待变。此时同寓招待者，如蒋百里师、蒋作宾先生、陈诚、卫立煌、陈所继承夫妇、朱绍良、陈调元、蒋鼎文、郭寄峤、李基鸿，均禁处室中，失去自由。邵元冲因越窗逃走，被乱军枪杀，钱大钧亦受弹伤，送医院治疗。”
西线惊变，南京政府内部主张各不相同，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马上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则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期间，张学良曾见过故交万耀煌，并对万耀煌说明了他的政治主张，万耀煌回答说：“我是军人，一向对政治不敢置词，不过，这几年来，国民政府声望很高，我希望副总司令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再使国家分裂，做西班牙第二。”
师长被软禁，团长以上的军官无一幸免皆被扣押西安，失去自由。不过此时驻扎在咸阳的十三师并未因遭遇突发事件而乱了阵脚，该师团级以下基层军官们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组织管理好部队，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事变的发生却反而激发了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整个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为此第十三师组织了“敢死队”，并做好随时向西安进攻的准备。代廷芳老人回忆道：“十三师就是敢死队，敢死队就是十三师。营长组织好我们，把重武器丢了，轻装走。我们这个师白天走、夜晚走，天又冷又下雪，从山卡卡（山涧）绕起走，一直绕到古城。”
由此看来，若当时南京政府主战派占了上风，下令武力讨伐张杨，第十三师必然会作为先头主攻部队向西安进攻，中国也将再度陷入内战的深渊。所幸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耀煌等第十三师军官也得以重返军中。同时，由中共方面领导的红军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共两党迎来了第二次携手合作的抗战岁月。
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拉开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此危急存亡的时刻，代廷芳曾服役过的黔军、红军、中央军都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上，中国军人共赴国难，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此时，代廷芳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旅第七十八团二营四连连部的一名司号兵。
鏖兵大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拉开淞沪大会战序幕的“八一三事变”。淞沪战事发生后，万耀煌由武汉乘飞机飞往西安，再由西安赶赴汉中，对正在那里整训的第十三师进行抗战动员。接着，万耀煌又赴南京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部队具体战力情况，不久后他就接到了开赴淞沪战场的命令。
“从宝鸡到上海，我们是坐火车走的。”代廷芳老人说。据史料记载，南京统帅部为实施“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计划，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包括第十三师在内的十多支部队驰援上海参战。这时淞沪战场上的抗日作战部队已不再只局限于中央嫡系，同时也包括了全国各省地方体系的部队。据记载，万耀煌率领的第十三师是在9月12日至20日这一周内进入淞沪战场的。
代廷芳随部队到上海集结后随即在刘行以东均家浜附近占领阵地阻击日军。第十三师曾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但是在上海，他们遇到了强敌。师长万耀煌后来回忆当时战况说：“敌人有优势炮火，上有飞机掩护，我们只有拿血肉来抵抗……”
代廷芳老人回忆起上海那场血战时说：“那天日本来打，早晨六点钟要打一阵，到了中午又要打一阵，我们的部队抵挡不住就退到二线，一线就被日本人占了。”这次，代廷芳经历了生命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一日他们的阵地迅速被日军攻占，他来不及撤退，只好倒在死人堆里假装尸体。此时的阵地上全是日军明晃晃的刺刀，只要代廷芳稍微动一下被发现，马上就会遭来灭顶之灾。我们问老人他当时是否惧怕，老人回答：“怕有啥用，怕也没办法，又走不了。只能挨着死人睡着，不动，要是一动他就要用刺刀戳。”
尽管代廷芳躺在死人堆中一动不动，但日军检查阵地时他还是受了伤。
“这是日本人用枪柄打的。”代廷芳老人指着自己额头上的疤痕对我们说，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右臂说：“这里被日本人的狗咬了一口，那时候日本人一个分队他们要养了一条军犬。”
当时阵地上的日军以为代廷芳已死，没有对他实行补枪或戳刺，这才让他幸免于难。不久后我军部队即向日军发起反攻，很快夺回了失去的阵地，代廷芳见我们的部队回来了，赶紧从死人堆中爬出来归队。
接下来的战斗更为激烈，精锐的第十三师在大上海这座“血肉磨坊”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回想当时的惨况，代廷芳老人历历在目，他说：“我们的人死得很多，白天上去一直打到天黑了，一直打到广西部队七十七师接我们的防。我们（连）下来，把炊事员、通信员全部集中起来都只剩二十多个人，一百多个人上去，打下来伤的伤，死的死，一排长负伤了，二排长死了，三排长也死了，集中起来基本上没有人了……”
1937年10月底，万耀煌奉命率领第十三师到太仓整顿。代廷芳老人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到太仓后就听说有湖北的保安团要来补充损伤惨重的十三师，结果没等来保安团，却等来了总撤退的命令。老人回忆说：“接着就听说日本的部队从杭州湾那边来了，要包围我们，所以我们就撤退。一路上我们退下来，难民也有，但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的命了，还能顾得了哪个？
“撤退时那些老百姓些都还没有走，在昆山大桥上死了好多人，马路上有坦克，走到哪里头上有飞机，飞机要轰炸，还有那个气球（日军攻陷城市后有将捷报挂在气球上放飞的习惯），走到哪里都有……”代廷芳讲述撤退乱象时直摇头，“我们到了无锡又跟日本人打了一仗，然后又继续退，当时我们要是走镇江这边就会到南京，到南京就恼火了，南京大屠杀，死的人很多。我们走的是常州这边，从徽州插往江西，一直到景德镇。”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这座东方第一大都市经过三个月的顽强抵抗，最终沦陷。
大战后的余闻
淞沪会战结束后，代廷芳跟随部队一路退至江西。在江西南昌时，他们被一位姓雷的军官介绍到军事教育团接受训练。这时又逢日军轰炸南昌，战局日益紧张，代廷芳与战友不得不再次拿起枪与日军作战，他说：“在南昌我参加保安第九团，那个时候没有当号兵了，当步兵了。当司号兵时要吹号，当步兵要打，其实哪样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是舒服的。”
参加保安团后，代廷芳与他的战友们扛起枪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游击战，直到抗战结束。期间这段经历，代老没有和我们详谈。不过，当我们问起老人对他亲历的八年抗战有什么感想时，老人哀叹一声，说：“退了火线下来倒是什么都好，就是找不到着落，能有啥感想，没有啥感想。反正那时候小，也不晓得什么死不死，十几岁，懂什么？……我这辈子苦啊，从小就苦起，苦到最后来，还是在苦。吃不得，走不得，累不得，气又短，死又不得死，活起又受罪，早点死还好一些，唉，唉，唉。”
代廷芳老人连续叹了三口气，我们知道他累了，也就不再多问。由于代老在当年的“文革”运动中深受其害，至今仍心有余悸。在与我们讲述时，从他哀怨的语气和表情上看，他对自己过去的那些传奇经历似乎并不引以为自豪。但我们在代老家客厅中还是发现了之前“关注黔籍抗战老兵慰问团”志愿者赠送给他的锦旗与挂历都被挂在客厅里的醒目之处。或许，在代老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珍惜这段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