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梁启超：“他的最伟大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传略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不已，遂投其门下。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他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他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他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赴欧洲，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总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反差 清末在野的风云人物，非康有为梁启超莫属。他们因提倡维新变法登上历史舞台，一度触及权力核心，可惜“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灰飞烟灭。流亡海外时，康梁关系出现裂隙，政治主张、思想观念分歧越来越大。民国时期，康梁在张勋复辟问题上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梁启超对康有为从未忘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始终以弟子之礼事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点在梁启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由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世人以康梁并称。除了1899年至1903年，梁启超因倡导革命与康有为有所不合外，大体上态度是一致的。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梁启超放弃民主革命而倡导君主立宪以后，师徒一唱一和，搭配得天衣无缝。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仍与康有为相呼应，要求中国采用英国的立宪政体。岂料革命形势已成，民主共和成为全国大势，虚君立宪之说遂淹没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中。梁启超尽管曾向袁世凯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永嘉海陆军之权”，但他很快就顺应时代潮流，抛弃了虚君立宪的主张，转变为积极的共和拥护者。

梁启超正式与康有为分手是在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清帝逊位前夕，康有为写给梁启超一封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于虞渊。梁启超作答，坚定表示绝不再为“虚君共和”这个缘木求鱼的想法去与袁世凯、北方军人及各省督抚相周旋，更不屑与那些清朝遗贵相合作。他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如若不然，“趋舍异路，怆恨何言！”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选择民主共和，再也不肯对康有为百依百顺了。两人的分歧既源于政见不同，思想的矛盾，也有个性因素。

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为人做事过于武断：“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此外，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可谓说中了康有为的要害。

康有为的强势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康有为的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启超的与时俱进、久领风骚，形成巨大反差。

梁启超与康有为公开的分手，是在张勋复辟帝制上的形同水火。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回国，便与赵熙乘船去日本，劝梁启超慎重行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结果，梁启超当了一两年的司法总长，眼看袁氏的专制独裁日甚一日，他便辞了职。袁世凯搞复辟，首先需要制造舆论。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于1915年成立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准备发表，斥骂“筹安会”诸公，大戳袁世凯的痛处。文章刚刚脱稿，便有人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惊慌万分，急忙派杨度送上20万元银票，为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请梁启超销毁成文，否则后果莫测。结果是，梁启超断然拒收银票，毅然发表文章。

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

在全国的声讨下，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就呜呼哀哉了。顽固的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合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矛盾，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溥仪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后也逃入美国使馆。康有为躲在美国使馆“美森院”里做诗品画，直到1917年12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准备专车，派兵护送康有为离开北京。

与康有为不同，张勋复辟发生后，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一面强烈谴责“贪得无厌之武夫”，一面斥责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对此，梁启超理直气壮地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态度，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反复辟斗争成功以后，1917年7月，梁启超进入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情浓 梁启超的元配夫人李惠仙是位千金小姐。她的父亲李朝仪在北京居高官，其兄李端棻是广东乡试的主考官。在1890年梁启超17岁时，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李端棻从这个穷书生身上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就主动牵线搭桥，帮助梁启超与他的妹妹李惠仙订了婚。

第二年三月，梁启超参加京城会试，不幸落第。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并不嫌弃他，而是如期与梁启超完婚。完婚后，李惠仙跟随梁启超回到老家广东新会。梁启超的父母务农，生活并不宽裕。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家，连一间新房也没有，只好与邻里借了间房作为新居。

李惠仙从北京来到广东沿海地区，气温高，湿度大，生活很不适应。可是她并不计较这些。到家后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尽守妇道，从无怨言。梁启超的生母早就病逝，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但李惠仙对继母孝敬有加，开口闭口以母亲相称，从无半点不恭行为。因此梁氏家族无不称赞其美德。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很欣赏梁启超的文采，但在召见他时，他的一口广东方言，让光绪大为扫兴。为此，梁启超在爱妻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官话。不久就能用官话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交了。

1898年6月，光绪下诏变法，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不到百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梁启超和康有为逃往日本。李惠仙扶老携幼避居澳门。梁启超在日本读书写作十分繁忙，但一封封家书不断，与同经忧患的妻子对话，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他还将一张身穿和服的照片寄给妻子，信中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1913年梁启超回国，1915年，他参加了护国战争，因而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可是李惠仙却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爱妻的深明大义给梁启超极大的鼓舞。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积劳成疾，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涕泪纵横，步行好几里从回回营到宣武门外回灵。不久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了夫人逝世后的心情：“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也嗒然气尽了。”

为纪念他的夫人，梁启超做了一篇饱含悲痛之情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我有疑事，君摧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喑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

情止 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到美国檀香山宣传成立保皇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尽管梁启超很有辩才，是一位宣传变法维新的鼓动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后，他才发现宣传变法维新，不应只是面对美国的华侨，还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语，使他一时很犯难。在何氏侨商为他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求大家给予帮助。他的话刚一落音，何先生就让侍女唤来自己的宝贝女儿何蕙珍，并介绍给梁启超说：“这是小女，从小在美国长大，英文极好，可以给你做翻译。”梁启超见到这位芳龄20的小姐，十分高兴，就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何蕙珍也很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更让梁启超听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讲大会上，很多华侨和美国人出席，梁启超心情振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见解，以及组建保皇会的意义。何蕙珍小姐为他做翻译，流利晓畅，准确通达，很受听众的喜欢。在口译过程中，何蕙珍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仅拥护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更敬慕他的演讲口才和翩翩风度。演讲结束后，便向梁启超表达了纯真的爱慕之情：“我万分敬爱先生，但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等到来生。但望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了。”

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有个朋友建议，将待字闺中的何小姐娶进家里。梁启超的内心很是矛盾，何小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是位难得的知音。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于1900年5月24日，他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来信，表现得很大度，给他回信时表示这件事要请父亲大人做主。因为她料到公公是不会认可儿子娶个美国华侨做妾的。梁启超接到李惠仙的来信，急忙回信劝阻爱妻不要让父亲知道此事，并表示：对于何蕙珍的关系保证做到“发乎情，止乎理”，今后绝不再谈此事。当然，梁启超当时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儿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缉他，怎能让这位年仅20岁的小姐跟着自己受牵连呢！于是他婉辞谢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过，这件事也触动了李惠仙，她考虑要设法牵住这头不安分的“小鹿”，于是在1903年，主动将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给梁启超做了妾。

拜师 梁启超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中举时的主考官、尚书李端棻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遂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那个时代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李端棻没有看走眼，梁启超的确是一位对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统统接受、吸纳的天才，也是识时务的俊杰。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有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师康有为：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以传神之笔，道出遇到名师的心理感受，梁启超文中提到的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英年早逝，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他死了，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落到梁启超的身上。从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海外流亡，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思想的代言人。

1901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以崇敬的口气说到乃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包括《大同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其师看得透彻，并未被崇敬所遮蔽：“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

康有为的众多弟子中，数梁启超的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的历史功劳在于开启民智，育作新民。戊戌变法的失败，对他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经过改良还是革命的徘徊之后，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能拜师康有为门下，是梁的幸运；同样，康有为能拥有梁启超这样的弟子，也是康的幸运。康有为晚年，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为的七十大寿，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梁撰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的寿文，并奉上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将康有为比作“至圣先师”孔夫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

为师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以《君子》为题演讲。他勉励清华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健全人格，要做“真君子”。他说：“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他希望：“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还对清华学子寄予厚望：“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启超的字字箴言，后来便成了永远镌刻在清华人心中的信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梁启超文名扬天下，讲课也叫人称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梁启超讲课到紧张处时，便成为表演。此时，他往往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中“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时，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他又从涕泗中摆脱，张口大笑起来。

自省 有一次，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任公想了一想，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对各类学术皆有研究的兴会，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三者是其治学的大病。梁启超颇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便对自己的痼疾痛下手术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梁启超“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这一点，外人难以理解，多有责难。他曾对学生李任夫等人作过自辩：

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康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夺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例如在清朝末季，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已是危如累卵，随时有瓜分豆剖之忧。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只能希望清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张是对的，我以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历史悲剧。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清朝既倒，民国建立，已经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观武断，抱着老皇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还要一意孤行到底，这是不识时务。为了救国，我不能不和他分开。至于孙中山，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稳健派，我是主张脚踏实地走的。我认为中国与法国、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良，走日本维新的路，较为万全。我并不是没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定则是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在此定则之下，其见解、行动则是不断流变的，维新保皇——君主立宪——护法民主共和，仿佛三级跳远，助跑之后，他就必然会有一连串的腾挪。现代作家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多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趣味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一开头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他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

梁启超对学问最有趣味。他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

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打牌（即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之大。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学术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却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梁启超是约好了麻将局。

长辞 1924年9月，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因病逝世，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身体衰弱得很快，血压不稳，并有便血，几次进出医院，用西医诊治，但效果甚微。

其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重，遂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引荐前来给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遂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函告萧龙友梁的病情，然后由萧龙友对症开出处方寄回。

服用萧龙友开的中药，梁觉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因梁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病情又出现反复。

当谢国桢将梁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遂复函谢国桢说，梁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没想到，当谢国桢将萧龙友的意见转告梁时，梁并没有采纳萧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当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这句话后，一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深感无可奈何。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死在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