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专题(1)

革命之子

撰文：罗伯特·基尔德（Robert Gildea）

翻译：尤学圣

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竟的事业。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

法国大革命为其之后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标记。这标记关乎对于新时代的渴望，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向往。同时这标记也关乎悲剧——一场经历了混乱无序、流血牺牲、苛刑暴政的悲剧。它宣示了理性在这现实世界中创造人类进步与幸福的能力；它宣告了应为政府所保护的公民享受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它宣示了人民的主权，民选政府的优势，以及法兰西公民向全世界受压迫人民传播自由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大革命也创造了三种新的暴力。第一，大众的暴力。此种大众的暴力肆意践踏并无视民选代表的权威。第二，革命者的极权。这极权让它的反对者时刻处于恐怖的阴影之下。第三，从民意中诞生的拿破仑个人极权。他利用大众的愤怒与不满将个人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由被牺牲，献祭给了公平；差异被强行抹灭，以大众利益之美名。一种新的革命狂热取代了宗教狂热。它处决敌人，但最终也在革命集团内部的斗争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它向外部挑战，使整个欧洲在长时期内都处于全面战争的阴影下，动荡不安。

大革命使法国人分立于完全相左、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都有他们自己对于理想法国的认识。他们强调本方的完全合法性并将对方妖魔化。一方希望复辟皇权，重新建立由贵族领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恢复受皇权保护的天主教的至高地位。此阵营痛恨革命，但却忘了皇权、教会、革命有过三年的共存期。他们痛斥自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克后的一系列暴力行径。对于天主教改革的努力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对天主教的破坏，教堂被关闭，教士与修女被杀戮，教堂的钟声沦于沉寂。皇权被共和取代，国王被共和处死。恐怖统治用诸种残忍手段处置反革命者。因此，反革命者也不可能接受革命者的任何妥协：任何妥协投降的提议都会被立即终止。投降的革命者，自赞成弑君者始，会被一律处死。除此之外，反革命者也不可能与大革命的衍生物——拿破仑政权有任何的妥协交易：在他们眼中，拿破仑是不合法的暴君暴徒。

与此同时，另一阵营的人以同样的激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推翻故步自封、剥夺人民自由自治权利的旧有政权。当然，旧有政权并不会轻易投降，它雇佣外来军队并挑起在外省的内战。革命者相信他们必须武装起来反抗并消灭暴君、贵族及天主教教士这些反革命力量。他们认定共和体制才是保护自由、公平及革命同仁的完美政治体制。共和体制可以通过诸如公民教育、共和庆典集会及兵役等多种媒介树立爱国主义情绪，以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公民道德。随着人们加入革命军，保皇军与革命军的力量会此消彼长。革命军终会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将自由与革命理念带给那些尚在压迫中挣扎的其他人。他们认为，那种共和国在1804年便夭折，大革命在1814——1815年间随着皇权的重新建立而宣告失败的印象，恰恰证明了革命者对于公民的教育尚有不足，抑或是对于反革命的镇压还不够有力。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竟的事业。他们分别在1815、1830、1848、1871年重拾革命路线，以期达成较之前更为完全、完善、彻底的革命。

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当然，同代人的定义并不总是以相近的出生时间作为标尺。更多的时候，同代人是那些尽管出生时间不相近但却经历了相似历史事件的一群人。这些历史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789、1830、1848、1871年的革命事件，可能是1815年自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回法国直至滑铁卢战败的百日王朝，可能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可能是1898年英国与法国在东非殖民地争夺中的剑拔弩张，也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905、1911年涉及法国与德国的两次摩洛哥危机。鉴于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经历这些事件的不同人生阶段，此类事件对其后的每代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有些人可能在某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前出生，另一批人在此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后出生，但只要他们或以同仁或以导师或以学生的身份同时受此事件影响，那此历史事件便可算作这“同时代人”的另一个“生辰”。当然，并非同时代的所有成员都会对同一历史事件有同样的反应。举例来说，同时代的某些人会被革命激情感染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却会因无尽杀戮、颠沛流离而对革命恨之入骨。在十九世纪，人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同时代人中的异见，甚至是敌对阵营是否能找到达成政治共识的共通点，以平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衍生出的各类冲突。[1]

在大革命期间及大革命之后，五个时代的人在被革命与战争塑造的同时，也塑造了法国。第一代人——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大部分生于1750——1770年间，而其中生于1760年左右的那一代人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导力量。最初，由享有特权的教士、贵族及第三等级（无特权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等）组成，处于绝对皇权下的法国似乎有希望融合成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新法国。天主教士西哀士在他1789年写成的政治手册《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基于公民概念的国家定义——“在同一法律制度下，受制于同一立法机关的主体”。在为解决政府经济危机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中，作为代表中的一员，西哀士在1789年5月17日提议建立一个由教会、贵族、第三等级组成的国民议会，并由此议会为新法国置立宪法。此后国民舆论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达到了高潮。由35万普通民众组成的国民卫队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集会，向国家、法律及国王宣誓效忠。此次集会的两位领导人都为国家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奥顿的主教塔列朗主持了弥撒；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军首领及巴黎国民卫队首领拉法耶特侯爵则尽其所能劝说国王接受了大革命。

由革命者创造的新秩序触及了法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将法国划分为83个由民选行政机构管理、在面积上大抵相当的区，用以取代过去基于省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地理划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允许公民选举教士及主教，信仰新教的民众以及犹太人也获得了宗教自由，这些都保证了大革命与天主教会在一段时间内的共存。特权制度的取消使具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长子继承权的取消使所有子女有了平等继承的权利。为解决政府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天主教地产充公及随后与之相关的地产交易，扩大了有地产权的民众的数量。随着离婚的合法化及众多修女教会的解散，妇女也从婚姻及宗教的束缚中被解放，随之，她们得以用普通公民或鼓动者的身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另外，出版自由、演艺自由也刺激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政治讨论氛围。

但境内及海外的敌对势力随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威胁。作为回击，同时代人中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推翻王室、宣布共和、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他们迎合了民众对于一个能够打击革命敌对势力的强力恐怖统治的需要。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的一年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专政（由十二名成员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控制并领导了共和国。他们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使各个省、区及城镇间的矛盾加深，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他们视宗教为革命的威胁，故而终止了宗教改革的努力并发动了去基督教运动，以期铲除所有组织化的宗教。原先享有特权的贵族与教士阶级为躲避审判，或转入地下销声匿迹，或选择流亡遁走他乡。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因被认为在商品短缺时囤货不法哄抬物价而遭受同样的审判。女性被剔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异见人士的言论与作品受到层层审查。雅各宾专政及恐怖统治使法国分裂成水火不容互不饶恕的两派。在反对雅各宾专政的阵营中，有如年轻贵族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一类人。夏多布里昂在恐怖统治时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在流亡前他加入了反对革命的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英勇向前。

1794年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争斗，那些在内斗中存活下来的势力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并且寻求以更为长远稳妥的方式重建共和国。此时，1760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希望建设一个以自由而非专政为根基的共和，他们希望由一个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组成的议会来管理共和，以取代暴徒与暴力的统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法王路易十六的财相内克尔的女儿德·斯塔尔以及她的情人——一位年轻的瑞士知识分子，邦雅曼·贡斯当。但当这种自由渐渐演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向在比利时、荷兰、莱茵、瑞士、意大利建立过功绩却被革命军抛弃的军事极权寻求帮助，便成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虽然在1760年代出生的革命军将军中有多位人选可供选择，但最终是拿破仑，这位在1796年征服了意大利、在1798年征服了埃及与叙利亚的将军，成了法国新的极权统治者。以暴力为形式的革命结束了，新的革命原则融入了对秩序的需求。他将法国的行政管理中央化。官员须由中央政府任命。军方人物及社会精英阶层成为新的“贵族”。宗教方面，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的协约使法国的天主教会得以恢复，但新的教会开始受制于政府并不再具有独立性。女性的个体自由再次牺牲给家庭的整体利益，夫妻可协议离婚的法令被废除。艺术创作或需为意识形态服务或需经历层层审查。举例来说，革命派画家让－路易·大卫及他的学生们便被政府雇佣，为拿破仑及他的英武行为创作肖像。

在1800年前后出生的第二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大革命，但他们却是在政府管理或沙场战斗中创造保卫了大革命的那代人的后代。他们成长于拿破仑帝国时期，并在1820年左右成人。诸多历史学家讨论过这代人的身份辨识，有的历史学家将这代人特定为在1792——1803年间出生的一批人。[2]这代人生长的年代满是激情与伟岸，而这种激情与伟岸却又随着拿破仑百日政权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兵败戛然而止，因此这代人有着非常强的存在感及整体自我意识。埃德加·基内，一位法国军事官僚的儿子，如此回忆他的母亲带他去莱茵的韦瑟尔探望他的父亲：“我们住在普鲁士王子的宫殿中，我们整日看到的都是佩剑的士兵。他们是从奥斯特利茨返回的骑兵，他们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整天跟他们粘在一起。”他回忆在他12岁时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我开始对他，而不再仅仅是法国军队，充满强烈的兴趣。”在拿破仑滑铁卢兵败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埃德加·基内的父母将他送至学院学习。“如果我因为我的英雄即将开始被囚禁的生活而可怜他，那我将会鄙视我自己。”[3]与之类似的，另一位法国作家及军事官僚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记录道，他的同时代人“成长于两场战役之间，在校园的静谧中，幻想着金戈铁马的浑雄”。“在整整十五年中，我们想象着莫斯科的冰天雪地，想象着埃及的骄阳似火”，但这些广袤的地平线在1815年后渐渐模糊。1815年后，“当这些孩子们谈论光荣，他们会被告知‘当一名教士’；当他们谈论理想‘当一名教士’；当他们谈论爱，生命，力量……他们只会得到同样的回复：‘当一名教士’”。[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