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银河奖征文(1)

中国百科全书（3）

文/夏笳

三、晚安，忧郁

小西（1）

我还记得小西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模样。她抬起小小的脚，踏在光洁的木地板上，好像孩子第一次踏进新落下的积雪中。那战战兢兢的步伐，像是害怕把雪踩脏了，又像害怕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重量会拉着她陷下去。

我拉着小西的手。她柔软的身体里塞满棉花团，白绒布上的针脚不太整齐——是我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我还为她缝了一件猩红色毡绒斗篷，像我小时候在童话书里看过的一样。她的两只耳朵一长一短，长的那只耷拉下来，有点没精打采的样子。

看到她，会让我情不自禁想起过去人生中所有的失败经验：手工课上捏坏的蛋壳娃娃、画脏了的画、笑容僵硬的照片、烤成焦炭的巧克力布丁、没有通过的考试、惨烈的争吵与分手、语无伦次的课堂报告、千辛万苦修改却没能发表的论文……

冬冬转过毛绒绒的小脑袋打量我们，高速摄像头正在扫描分析小西的模样，我几乎听见他身体里算法运转的声音。冬冬的程序设定使他只对能说话的对象作出反应。

“冬冬，这是小西。”我向他招手，“来打个招呼。”

冬冬张开嘴，发出像打哈欠一样的声音。

“好好说话。”我像个严厉的母亲一样提高声调。

冬冬不情愿地嘟囔几声，但我明白那是一种撒娇的表现，他希望用淘气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这些模仿小孩子行为的算法精妙而复杂，却是语言学习机器人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反馈与互动，冬冬将会像个自闭症儿童一样，即便掌握了完整的语法和词库，也没有办法同他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冬冬伸出一只毛绒绒的前爪，瞪大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小西。设计师将他做成白色小海豹的模样是有原因的：你看到他憨态可掬的模样和水玻璃一样黑漆漆的大眼睛，就会情不自禁卸下心防，想要抱一抱他，摸摸他的脑袋，跟他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相反，如果把他做成一个光溜溜的婴儿模样，反而会让人感到恐惧。[1]

“你——好——”他按照我教他的方式，字正腔圆地发音。

“这就对了。小西，这是冬冬。”

小西也打量着冬冬。她的眼睛是两枚黑色纽扣，摄影机藏在纽扣后面。我没有给她缝上嘴，这使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单调，好像一个被下了魔咒、不能笑也不能说话的小公主。但我知道小西并不是不能开口说话，她只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环境而紧张，太多信息要处理，太多选择需要比较衡量，就像一盘复杂的棋局，每一步背后都蕴藏着万千变化。

我拉着小西的手，掌心在微微出汗，仿佛也感受到了这份紧张。

“冬冬，让小西抱一抱好不好？”我提议道。

冬冬支起身体，一蹦一跳向前挪动两步，然后努力抬起上身，张开两只短短的爪子。他的嘴角向两边拉起，形成一个好奇而友善的笑容。多么完美的笑，我不禁暗暗赞叹，多么天才的设计。过去的人工智能专家都忽视了交互行为中这些非语言的要素，他们以为“对话”就只是一个程序员对着一台电脑一问一答。

小西还在思考。但这是一个不需要用语言回应的情境，因此对于她而言运算量大大减少了。“是”或者“否”，就像扔硬币一样简单。

她俯下身，用两只软绵绵的小手抱住冬冬。

这就对了，小西。我在心里默默说。我知道你其实渴望被拥抱。

艾伦（1）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的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解读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三十年后，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几个技术宅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起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作“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发现了一条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 Morcom），正是图灵在十六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2]，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十八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作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小西（2）

iWall上黑漆漆一片，角落里闪烁着小小的数字图标，提醒我有一大堆未接电话和未答复信息，但我顾不上查看。这些天太忙了，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去应付人际关系。

一盏小小的蓝灯亮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像是有人在敲门。我抬起头，看见iWall上弹出一行醒目的大字：

下午五点钟，带小西出门散步。

医生说，小西需要阳光。她的眼睛里安装有感光元件，可以精确测算每天接受的紫外线剂量。每天待在屋子里不运动对康复没有好处。

我叹一口气，感觉脑袋沉甸甸冷冰冰的，像一只铅球。照顾冬冬已经够累了，现在又加上一个——不，不能抱怨，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应该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任何一种情绪都不是单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而是产生于我们内心深处对这个事件的理解。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无意识层面，仿佛习惯成自然，在你还没察觉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你感受到了情绪，却不明白原因，这个时候想要靠意志改变情绪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半个苹果，有的人看到会欣喜，有的人会悲伤。那些经常感受到悲伤和无助的人，只是习惯了将那残缺的半个苹果与人生中所有的失却联系在一起。

这没有什么，不过是出门散个步，一个小时就回来。小西需要阳光，而我需要喘口气。

懒得花工夫收拾打扮，又不愿意让自己窝在家里好几天的邋遢模样被人看见，我把头发扎成马尾，戴上一顶棒球帽，换上帽衫和球鞋。帽衫是我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买的，上面写有“I SF”几个字，这些质地和色彩会让我想起很久以前那个夏日午后，想起海鸥，寒冷的风，水果摊上红得发黑的樱桃堆。

我紧紧拉着小西的手，出门，坐电梯，下楼。管道车与iCart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从城市这一端到另一端，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只要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抵达。与之相比，下楼走到屋子外面去反而显得无比麻烦。

天气阴霾，微微有风，安静。我向楼房后面的一片花园走去。五月，姹紫嫣红的花都开过了，只剩下纯粹的绿。空气里隐约有洋槐甜幽幽的香气。

园子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影，在这样的下午，只有老人和小孩才会来户外活动。如果说城市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那么他们就生活在机器的缝隙之间，以人的步速而不是信息传递的速度丈量时空。我看到一个扎小辫的小女孩，正在机器保姆的帮助下蹒跚学步。她两只胖嘟嘟的小手紧紧握住iRobot细长结实的手指，黑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那眼神让我想起冬冬。走着走着，小女孩重心不稳，一头向前栽倒过去。iRobot敏捷地将她拦腰抱起，孩子高兴地咯咯咯笑了，仿佛从这突然发生的变化中得到很大乐趣。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新的。

在小女孩对面，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中的老人抬起眼皮，倦倦地盯着小女孩看了一阵。她的嘴角耷拉着，好像并不快乐，又好像是因为经年累月的重力牵引所致。我看不出她的年龄，这年头老人们都很长寿。过了一阵，老人的眼皮垂下，指尖抵着白发稀疏的头皮，像是陷入了昏睡。我陡然间感觉到，自己与这老人、这孩子，其实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世界，其中一个世界正朝我而来，另一个世界则离我远去。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是我自己正慢慢走向那个黑洞洞的、不可回返的世界里去。

小西一声不响，挪动小小的脚走在我旁边，好像一个影子。

“天气多好啊，不太冷，也不太热。”我低声说道，“你看，蒲公英。”

路边草丛里，许多白色绒球随风摇摆，没有一点声音。我拉着小西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像是要从那些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看出什么意义来。

意义，那是不可言说的东西。既然不能言说，又如何能够存在？

“小西，知道你为什么不快乐吗？”我说，“是因为你想得太多。你看这些小小的花草，它们也有灵魂，却什么都不想，只管跟随同伴一起快乐地舞蹈，任凭风把它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苇草，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如果苇草真能思考，那该多么可怕。大风一来，所有苇草都会七零八落地倒下，它们只会为这样的命运而忧郁，又怎么还能够舞蹈呢？

小西不回答。

一阵风吹过。我闭上眼睛，感觉到头发在脸上拍打。风过之后，绒球变得残缺不全，但蒲公英却不会为此悲伤。再次睁开眼睛时，我说：“我们回家吧。”

小西站在那里不动，耳朵垂着。我弯腰抱起她，朝家的方向走去。她小小的身子比我想象中要沉重得多。

艾伦（2）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提问：“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到某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

假想有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一男（A）一女（B）两个人，房间外面还有第三个人（C），C可以不断向房间里面的人提问，并通过打印在纸条上的文字来读取他们的回答。如果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女人，那么外面的人有极大可能性会猜错。

如果把一男一女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B）和一台机器（A），如果在若干轮询问之后，C不能根据回答来分辨A与B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A具有像B一样的智能呢？

一些人会猜测，这个男扮女装的模仿游戏，是否与图灵本人关于身份的困惑有关？在彼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艾伦·图灵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从“柜子”里出来。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留宿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对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发生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主动写了一份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些表现令警方深感震惊，“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他真的相信自己做得对。”

图灵相信，皇家委员会早晚会将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超前。最终法院判定图灵有罪，他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雌激素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