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要素分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

跨国公司推动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向纵深方向发展，产品生产超越了国界，国际分工已经逐步开始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换，从单一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向多层次混合分工转换，并呈现出两个新特征：一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比例越来越大，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不断上升。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以最终产品为研究对象，无法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国内外学者纷纷尝试运用新概念和新术语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包括“价值链分工”、“垂直一体化”、“外包”、“分段化生产”等等。

Hummels、David and Yi（1998,2001）首先对产品内分工进行界定，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即以出口产品中所含外国中间产品的价值含量为标准来衡量产品内分工。李扬（2006）在这个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我国产品内分工指数在出口产品贸易中占比增加。卢锋（2004）进一步指出当前的国际分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已经表现出生产工序的分工特征，越来越多国家参与了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供应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产品价值链上的各项生产活动能够在技术属性上逐步细化并独立出来从而导致国际分工日益细化，表现为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部不同工序、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国内学者张二震（2005）和张幼文（2005）几乎同时提出“要素分工”的概念并对此进行描述，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是以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主要特征，随着国际分工的界限已经从产品向要素转变，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开放收益的获取不再取决于国家层面的资源禀赋，而是取决于企业微观层面的要素质量。

随着要素分工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微观层面的要素与宏观经济，尤其是全球经济失衡的联系。华民（2006）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与商品和服务在国际间的流动性相比，人口、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导致生产要素呈现非对称性的流动格局，并进一步促使全球产业格局出现差异性变化和全球贸易失衡问题趋于严重。尹翔硕（2007）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发达国家不断将边际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保持实现内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获取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并得出资本充足的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作用下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结论。顾国达等（2007）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在国际间的不同流动性，是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陈继勇（2007）指出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与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密切相关。知识经济时代下无形投入尤其是知识要素逐渐取代资本要素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大量无形资产随着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实现跨国流动，成为其经济活力的因子和获取收益的源泉，但并未在传统的统计方法和体系下得以体现，从而表现为失衡。

张幼文（2006）在《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影响》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性，阐述生产要素与分工地位、分工收益的关系，并提出了要素流动及其稀缺性决定全球化经济利益分配的原理。并基于此提出国际收支失衡是全球财富重新布局的结果，失衡的调整不在于减少或消除这种布局，而在于缓和其所带来的不公平分配。

二、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的不同解释

1．汇率——收入机制

一国贸易或经常账户收支与两种变量相关：一是实际汇率，决定一国与外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通过“替代效应”影响对外贸易关系。二是本国与外国的相对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收入效应”或进口收入弹性影响贸易收支。依据这一原理，一国贸易收支或经常账户收支，受到包括本币汇率、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Obesfeld、Rogoff（2005）从汇率影响一国进出口贸易流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低估本币汇率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Edwards（2005）和Enrique（200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政策因素，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政策等都影响国际收支失衡，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有着正相关关系。Mussa（2005）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元升值、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不当组合结果。进入90年代以后，经常项目赤字则是美国国内需求增加的表现，是其他国家经济基本面不佳，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的结果。王义中（2004）认为，在私人消费需求过旺、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实际汇率贬值以及实际利差减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经常账户保持持续逆差。Obstfeld（2004）建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得出结论：若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则美元实际汇率需要贬值16%，名义汇率需要贬值12%；贸易品的份额越低、经常账户赤字削减的速度越快，美元所需的贬值幅度越大。Mussa（2005）假定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之比若降低到2%，则美元实际汇率所需的贬值幅度为20%。

2．投资储蓄不平衡机制

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Y-（C+I+G）=CA，其中，C、I、G、Y分别代表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和国民收入。这一等式表明逆差意味着国民收入小于国民支出。S-I=CA，其中，S和I分别代表储蓄和投资。这一等式表明：开放条件下，当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国投资时，就会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相反，若储蓄大于投资，即出现盈余，则会出现贸易顺差的形式。

Ben S.Bernanke（2005）的全球储蓄过剩论（global saving glut），成为投资储蓄视角下最有影响力的论述。他认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应从资本流动和金融循环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储蓄不足，而东亚地区储蓄过多才是美国经济账户赤字的根源。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过度储蓄转换成大规模投资，进而大量出口是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原因；这些国家以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又以低成本融资方式回流美国，助推美国在较低储蓄水平下维持高消费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Clarida（2005）认为美国一直依靠世界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弥补其巨额储蓄缺口。

随着全球储蓄过剩论的兴起，东亚尤其是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除了以往研究中强调的金融深化程度、人口因素、社会保障水平、文化等因素，不少学者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东亚的高储蓄现象。Richardo J.Caballero（2010）的研究发现，不同模式的收入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尽相同：由生产率增加导致的收入上升会增加储蓄率；而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上升会减少储蓄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7）通过建立全球经济模型，得出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储蓄和投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信贷/资产价格比率和产出增长/劳动生产率比率的变化的结论。从储蓄投资视角出发，IMF对失衡经济体的建议是：美国应提高国内储蓄率、亚洲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促进经济增长、欧元区进行结构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Richard Portes（2009）认为，要使亚洲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放弃扩大预防性储蓄，接受经常账户从盈余向赤字的转换，建议扩大IMF的可使用资源和改革其使用方式、设立央行互换额度和建立储备池等。Bernanke, Boivin and Eliasz（2004）建立因子扩展性向量回归模型，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路径方面得出如下结论：即美国提高居民储蓄率即可减少经常账户的赤字；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以及产油国则应当以增加国内投资促进进口增加的方式化解外部失衡；日本和主要欧元区国家可以考虑提高实际GDP、扩大需求的方式缓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压力。

3．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Dooley et al.（2003,2004）以“新布雷顿森林体系”（New Bretton Currency System）的概念描述自1973年牙买加协议以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并自由浮动的状态，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在黄金本位后形成了事实上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对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组成的贸易账户区，对美保持贸易顺差，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为美国融资。由欧洲、澳洲、加拿大及部分拉美国家组成的资本账户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美私人投资较多。美国处于国际经济支配者和调节者的地位，其经常账户赤字可以得到贸易区官方流入和资本区私人流入的融资支撑。在现行货币体系下，美国享受以美元为中心货币且不受限制的发行权利，亚洲国家以积累美元储备和投资美元资产的资产抵押方式来支撑美国的经济体系。Eichengreen（2004）认为“外围国家”对于美元资产的旺盛需求是其不断为美国经济提供融资的动因。麦金农（2005）则从美德冲突、货币错配的角度分析，亚洲国家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认识到本国货币由于货币和期限的双重错配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危机，由此关注和重视外汇储备的积累，并完成了国际金融市场上从净借款者向净放款者的地位转变，全球过剩储蓄流向了储备货币国——美国。

张纯威（2008）指出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国际供给有贸易和金融两条渠道。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原理，美元的两类供给渠道必然相对应两类回流渠道。由此形成了两类美元国际循环模式：美元环流Ⅰ：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美元环流Ⅱ：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而当前的美元循环机制正是以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刘昌黎（2009）认为：由于美国具有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实力和世界尚未出现能够替代美元的新的国际基础货币，从而形成了美元从美国流出再向美国回流的循环机制，在美元环流中，美国得以资本账户盈余来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徐明棋等（2006）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借助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其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美国过度占有全球商品资源和货币财富，在获取资源财富的同时获取数量可观的“铸币税”，牢牢掌控着整个世界。周小川（2009）明确阐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这些研究都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影响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制度因素，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弱化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中的超中心地位，有利于减少货币错配等制度性扭曲的发生概率。

4．金融优势差异下的跨国资本流动

在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中，大多数学者关注到金融体制差异是重要因素。当美国经常账户长期失衡时，资本与金融账户必然为之提供了一种资金长期流入的渠道。由于国际收支差额=经常账户差额+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净差错与遗漏。在不考虑误差与遗漏项时，X-M=Kout-Kin。其中，X是出口，M是进口，Kin和Kout分别代表资本的流进和流出。该式说明：经常账户的赤字一定意味着资本账户的盈余，因此，一国经常账户为逆差时，必须得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本，以弥补开支来支撑消费。

Ricardo Hausman（2005）以“暗物质”（dark matters）的概念对现行国际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的原因进行解释。他认为暗物质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美国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出知识和技术；第二，美国通过储备货币的发行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服务；第三，美国在投融资活动中凭自身信用获得的信用溢价。他认为，美国低成本借入资金的实质是以提供优质的金融体系服务的方式获得信用溢价。

国内外学者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研究分为两个视角，一是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缺陷的视角，另一个是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优势特征及其对吸引全球资金流入所起作用的视角。朱民（2005）从金融资产收益率和金融体系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全球资本流动的动机与规律，认为贸易顺差国愿意持有美元资产是美国金融市场收益率和金融体系效率较高的体现，美国在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流动性上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祝丹涛（2008）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体系和受到抑制的金融功能是导致微观市场主体无法在国内市场上获得有效融资的重要原因，迫使他们只能向外部市场以取得FDI的方式实现融资，国内受到金融限制的剩余资金则因此被迫流向国际市场。李扬（2006）认为导致中国资金外流的原因是金融压抑下的财富转移以及外资享有比内资更优惠的条件。如果将资金受到国外便利金融服务的吸引而流出视为“主动流出”，那么受到国内金融压抑的影响而被迫选择流出的资金则可以视为“被动流出”。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是其国内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下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异造成的。Caballero等（2006）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优先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促进金融深化，解决金融抑制问题，以拓宽国内投资渠道，使国内储蓄能顺利转化为投资。Richard Portes（2009）建议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币国际化进程，他认为如果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则发展中国家就会放弃不断累积外汇储备，接受经常账户赤字。

5．国际分工格局变化

张建清（2007）构建理论模型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而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则起到催化剂作用扩大失衡的规模。蒲华林（2010）从产出格局的角度分析，认为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分工领域的生产重组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只有某个中间环节是在国内完成，因此在本国内实现的经济增加值远远低于出口商品总值。张海燕（2009）认为，国际投资的发展推动了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并由此带来产业在国际间的转移，形成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制造业对外转移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加上服务业产品多为非贸易品，从而表现为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赤字。张幼文（2008）以要素集聚来描述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即世界各国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人才、技术和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向少数国家流动并集聚的现象。要素集聚促使中国和美国分别成为生产型国家和消费型国家，并导致两类不同国家的投资与消费失衡格局。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国内外学者对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判断与他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机制的研究息息相关。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中有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学者主张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促使全球经济平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受到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性因素（如人口、资源、技术水平和金融体系等）影响的学者则提出短期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状态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美元过度扩张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稳定性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在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可持续性论

可持续论者认为美国由于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较为发达，且美国科研实力较强，有可能长期创造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理应吸纳较多外国储蓄，资本净流入具有经济合理性。Marc Labonte（2005）和Rechard Cooper（2005）认为在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国际循环是对美国和经常账户顺差国都有利的循环，全球资金循环的链条是可以持续的。Warwick McKibbin和Andrew Stoeckel（2005）预计美国未来吸引资金的能力不会被削弱，从资本账户流入的资金可以继续支撑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朱民（2006）则提出：金融主导型的全球经济发展和美元的金融霸权是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性的“保险”。尹翔硕（2007）认为美国外债的增加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美国运用财富资金对外进行FDI等形成的投资，获得较高的收益报酬，而美国本土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股价变化反映出来，由此吸引更多的财富资金流入美国，形成正向的可持续的资金循环。

2．不可持续性论

不可持续论者对当前全球经济商品与资本的双循环系统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是政策失当导致的不可持续状态。如Edwin Truman（2005）和Robert Rubin（2005）担心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增长太快，一旦到达美国无法维持的地步，美国最终将不得不提高利率和紧缩开支并最终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以长期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的方式增加美元供应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必然会对美元的币值稳定性造成影响。美元一旦发生暴跌不仅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也会对美元未来的国际地位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正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代价终结美国持续已久的贸易赤字。Summers, Lawrence H.（2004）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已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将导致破坏性的调整，即美元汇率无序贬值，美元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入美国的资本骤然下降，最终导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减缓或衰退。

四、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本书从要素分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全球经济失衡的机制、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相关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目前全球经济失衡规模较大，且经常账户的赤字和盈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尤其是集中分布在美国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这些国家所持有美元债券的规模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规模远远超过正常水平，难以自发回归到均衡水平。因此，本书认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严重，对其调整势在必行，但调整目标不是实现全球经济的绝对平衡，而是将赤字国的债务规模保持在全球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进行归纳和梳理后，可以得知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属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因素，如国际分工、人口、技术和资源差异性等；第二类属于政策调整的临时性因素，如汇率扭曲、加工贸易和对待外资的优惠性政策、美国国内宽松的信贷、货币政策等；第三类属于现存框架体制内的制度性因素，如金融体系下的金融扭曲以及需要改革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等。当前世界经济融合程度逐步加深，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并互相影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有的因素具有主导性、决定性作用，有的仅是次要原因；有的因素属于深层次机理，有的则是浮在表面的现象而已。

本书认为第一类因素，即基于人口、资源、技术等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全球经济失衡实质是一种结构性失衡，而其他原因都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各自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汇率很难充分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事实上，在过去30多年内美元汇率经历了若干个升值和贬值周期的前提条件下，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却保持长期逆差。美元在长期“双赤字”的情况下，周而复始进行着升值、贬值、再升值、再贬值的循环，而全球经济失衡则是经过长期积累以后，近几年才逐渐呈现恶化状态。因此，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背后一定有着更为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第二，尽管储蓄与投资失衡可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并成为被大多数学者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之一。但投资储蓄失衡却不能解释日本、韩国等同样存在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其对美贸易顺差在整个东亚对美顺差中所占比重出现下降的现象。因此，本书认为投资、储蓄失衡仅仅是伴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背后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日益增大，难以通过政策、汇率等因素的调节在短期内得以改变，由此可以推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诸如经济结构等长期性因素所导致。正是基于人口、资源、技术等长期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全球产业结构存在差异，除非美国出现了可以产业化的重大科技创新浪潮，或者产业转移趋势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才能得以根本扭转。反之，在基于要素差异的产业差异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各国经济增长并存的动态均衡，无法逆转。

现有的文献主要以全球经济失衡下各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失衡为研究对象。其中多数文献是对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成因和可持续性进行考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问题，但未能充分考虑中美两国分属于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及其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独特作用。因此，本书将从美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两个层面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问题，并将重点突出对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研究。

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明确提出要素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具有重要影响，但仍缺乏对要素分工与全球经济失衡关系的全面研究。在现有对要素的研究中，多数是从微观视角，以个量分析的方法分析要素积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较少关注要素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所起作用，本书将从要素分工的视角，将要素置于开放经济体分析框架中，以总量分析方法分析要素扭曲、要素集聚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作用。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如人口、资源、技术水平等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和说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为此，本书拟从要素分工的角度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对全球经济运行机理以及要素分工模式下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