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

卢卡奇（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认为是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本章主要论述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

一、《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总体概述

1．《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与卢卡奇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不是卢卡奇即兴之作，而是他对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拿他自己的话说是“作为弄清作者本人及其读者头脑中的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的尝试而写出的。”具体说，该书是他对当时西欧革命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模式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要求所属的各国共产党内按照俄国的革命模式在各国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但最终结果却相继失败。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促使西方共产党内的先进理论家结合西方社会现实，探讨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建立适合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模式和革命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家均来自西欧，且学术结构不同于自恩格斯、列宁以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人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既是卢卡奇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展开理论反思的结果，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作。

卢卡奇认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教条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这主要根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有别于俄国。和俄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社会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二分，前者代表的是与国家政治统治相适应的政治暴力；后者代表的是不同政党的文化意识形态场所，二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适应，又相互限制的关系，由此形成西方社会悠久的民主传统。而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在市民社会中宣扬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从内心深处控制和支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再加上市场经济本身的物化现象，使得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秩序，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出现了危机，这一方面意味着西欧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包括政治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且出现了文化意识形态统治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存在着“主观精神”准备不足的问题。因此，卢卡奇强调西欧不能像俄国那样直接采取政治革命的形式，而应采取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意识形态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形式，其中文化心理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基础和前提，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发挥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并由此引发了卢卡奇对自恩格斯、列宁以来流行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最终形成了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卢卡奇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的批评

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开始于恩格斯，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最后由斯大林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曾经长期被看作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唯一正确解释。其基本观点在于：在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道路问题上，认为马克思是通过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吸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最终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问题上，认为马克思首先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再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推广到历史领域最终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就在于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与绝对本质。这是一种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形成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知识论解释。卢卡奇不同意上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解读模式，必然造成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陷入到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失误中，进而把历史规律的实现看作是和人的主观精神作用的发挥无关的自然过程，丧失了马克思哲学应有的批判价值功能。而当时西欧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准备不足和阶级意识危机的理论根源，正是因为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造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不注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不注重对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培养。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道路和哲学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

卢卡奇主要是通过考察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和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来说明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既存在着内在联系，同时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体说，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力图通过引入“实践”和“历史”原则来超越近代哲学的直观认识论立场和实证主义认识方法的思路，并将“实践”和“历史”原则贯彻到底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在他看来，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划分，突显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无法解决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关系问题的困境。费希特的行动哲学开启了试图从主体实践活动出发解决上述困境的尝试。席勒的“审美游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强调了只有克服社会异化，找到这个真正的历史主体，才能真正解决自由和必然之间的矛盾。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把主体理解为能动的实体，把历史看作是主体辩证证运动的生成过程，不仅消除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而且强调应当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和历史的总体中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本人并没有把上述思想贯彻到底，一方面黑格尔并没有找到历史的真正主体，另一方面他也并没有把历史原则贯彻到底。黑格尔把历史的主体归结为世界精神及其体现为具体形态的个别国民精神，而国民精神只不过是服从世界精神的要求来行动，因此对它而言，不过是体现了世界精神的“理性的狡计”，这样它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同时，黑格尔为了其哲学体系的需要，他把一切历史过程都归结为绝对精神运动的一个环节，历史的终点则是绝对精神回归到它自身，体现在人类现实历史运动过程中，普鲁士王国成为了人类历史的终点。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真正克服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二律背反。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具体说，其一，马克思赋予“实践”以新的内涵。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实践”主要被规定为一种理论活动，而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则主要被重新规定为物质生产活动。其二，马克思把“辩证法”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把历史看作是人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指出历史是人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展现的是人类改变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的过程，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过程。因此卢卡奇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并不是在人们身上发生的不可捉摸的过程，历史的意义也并不需要像黑格尔那样引入神秘的超验力量来说明，又反对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把历史凝固化的做法，真正把握了历史的总体和实质。其三，马克思找到了真正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和德国古典哲学要么把历史主体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神，要么把历史主体归结为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和一般地谈论过人，而是把人看作是历史发展总体中的具体环节，强调应当立足历史发展总体谈论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停留于抽象人道主义的层面谈论人的非人化和人的自由解放问题，而是把人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强调这种主、客体同一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对人存在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对人存在的社会的否定，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解决了近代哲学在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的困境，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变成历史问题，因为它具体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开花结果”。可以说，马克思是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改造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断裂”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功能问题的看法上，卢卡奇反对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近代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论哲学，强调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功能也并非是要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而是要探寻实现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是一种关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他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研究对象、哲学功能和哲学使命，形成了他的马克思哲学观，提出了对马克思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总体性辩证法”、“物化理论”、“阶级意识理论”等一系列论题。

3．《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二重性特点

自《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问世以来，可以说对它的评论就充满了争论。赞扬者认为“为了衡量今天的共产主义，为了领会到它放弃了什么，听从于什么，就应该回想这本书轻松活泼、充满活力的论著，在这里，革命的青春和马克思的青春又复活了。”批评者则认为该书“按照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同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异的原理。”卢卡奇自己则把该书看作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过程中一部学徒期的著作。要正确评判《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历史地位，就应该把握该书的二重性特点。

卢卡奇在晚年谈及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时指出，他最初是立足于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来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主要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社会学家。而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他主要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了工团主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卢森堡的影响，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一部具有多重理论矛盾混合在一起的著作，这部著作既存在着理论上的失误，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对此，卢卡奇自己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失误在于主要在于四个方面：第一，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这一失误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劳动”的遗忘，而“劳动”正是作为社会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客观基础被遗忘了。第二，对“实践”概念作了狭隘的理解，没有阐发作为实践概念核心的物质生产劳动，而对实践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无法真正解决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第三，虽然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范畴”，正确地批判了那种把马克思哲学实证化的做法，但是却又对总体性方法作了黑格尔主义的歪曲，体现在把“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第四，虽然提出了“人的异化”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却是以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的精神哲学为基础的，只不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这种主、客体的同一体现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正因为存在上述理论失误，因而卢卡奇后来不断作自我批评。但是，卢卡奇同时也强调，《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也并一无是处，其突出贡献在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反教条主义的定义，并恢复了辩证法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中心地位。甚至提出这本书后来被利用来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但这并不能归罪于他，因为他始终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看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到底应当如何把握和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我们认为应当把握如下三个原则：

第一，应当从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来把握和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正如卢卡奇自己所言，《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学徒期的著作，因此，他力图通过反思时代问题来重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其理论具有探索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他在突现马克思哲学相当于近代哲学的特质，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性，提出异化论题的同时，其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使《历史与阶级意识》呈现出他所说的若干缺点和局限。但是，综合卢卡奇一生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看，重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始终是他理论探索的中心问题，直到晚年他撰写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巨著，完成了他对自己早期思想的超越。如果联系卢卡奇一生的理论探索来看待《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方面反对自恩格斯、列宁以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力图阐发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是卢卡奇一生未变的思想主题，他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传统；另一方面，卢卡奇一生的理论探索过程又展现为不断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局限的过程，因此不能把卢卡奇在该书理论上的失误凝固化、永恒化。

第二，应该联系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来评价《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流行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证主义解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和批判的辩证法被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和价值性功能无法有效地发挥。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被教条化，“马列主义已经变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适合西欧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卡奇强调了“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地位，并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内涵作了全新的解释，其理论主旨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如果联系上述时代背景，就可以看到卢卡奇理论探索的重大价值。，证主义解释营中同时

第三，应该从卢卡奇思想中的主导性和非主导性两个方面来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应该说，无论是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释，还是他的“总体性辩证法”、“物化理论”和“阶级意识理论”，都较深地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也是造成他在该书中出现理论失误的的根本原因。但他一方面还是注意说清楚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说清楚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另一方面他所说的马克思同黑格尔思想的内在联系，恰恰正是作为黑格尔哲学中的的精华，即“主体辩证法”与“历史原则”。因此，我们认为当时卢卡奇思想的主导性方面是马克思哲学，他是力图用马克思哲学来继承、批判和改造黑格尔哲学，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卢卡奇的理论失误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思想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不能因为他的这些失误就否定他理论的全部，就否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理论地位。

二、“总体性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

卢卡奇把“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认为马克思就是通过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和超越，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所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卢卡奇由此论述了马克思的“总体辩证法”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区别，并系统阐发“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提出他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内涵的理解。

1．卢卡奇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卢卡奇认为，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直接移植到哲学中，由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将它所要研究的“事实”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把它放到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探究“事实”的本质和规律，并将这些本质和规律归结为纯粹数学和数与数量关系，“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看起来科学，但是当它被用于研究社会现实时却事实上是不科学的，这是由它所具有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具体说：

第一，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具有非历史性特点。由于这种研究方法抽象地看待它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它看不到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趋势，非历史地看待它所研究的“事实”，其结果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观察、抽象和实验研究“事实”，似乎是非常精确而科学的，但实际上，“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第二，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具有孤立的、非总体性特点，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社会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和专门化，其结果是经济拜物教盛行和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点，也造成了一种非总体性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从整体来研究部分，而且或者把整体当作不科学的东西予以抛弃，或者把整体归结为各部分机械的“总合”，这种孤立的方法既不可能说清楚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真正区别，也无法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第三，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具有非批判性特点。卢卡奇指出，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本质是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因此它只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这种方法必然会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注定永恒存在的东西，并把资本主义的矛盾看成是和其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的纯粹表面现象。因此，“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被运用于自然时，它只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当它被运用于社会时，它就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通过对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特点的论述，卢卡奇强调，不能将它直接移植于哲学之中，因为一种理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事实”，决定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性质。卢卡奇由此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而是立足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必然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无法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无法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使无产阶级丧失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不是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是和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完全对立的“总体性辩证法”, “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真正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总体性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历史地和批判地看待社会生活，对此卢卡奇指出：“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问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目前它只是一个有待整理的纲领。如何科学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并使之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2．“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

卢卡奇首先强调，“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部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总体性的辩证法”在卢卡奇那里主要有三种含义：

第一，“总体性的辩证法”是一种具体的总体，它既保持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坚持总体高于的特点，部分只有在与总体的联系中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对部分的理解不能脱离总体的联系。“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之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辨证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辨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辨证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也就是说，“总体性辩证法”一方面坚持构成总体的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最高的思维形式中再现部分之间的总体联系，坚持总体高于部分的原则观察和研究对象。卢卡奇强调，把“总体性辩证法”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就是要求对社会生活作总体和全面的研究，孤立个别的社会现象只有在与总体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论证。“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就像黄金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总体中，奴隶、资本、黑人和纺纱机才能联系起来。

第二，“总体性辩证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主体辩证法，其核心在于改变社会现实。卢卡奇这里所讲的主体辩证法与黑格尔建立在绝对精神基础上的主体辩证法不同，它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改变社会现实的主体辩证法。黑格尔哲学虽然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但是在他那里，历史辩证运动的主体是绝对精神，其主体辩证法是一种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费尔巴哈虽然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把人理解为历史之外的孤立个人，从而陷入到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一方面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强调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把历史看作是主体实践生成的过程。因此，“总体性辩证法”要求从主体实践的原则出发理解历史，其核心在于改变社会现实，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第三，“总体性辩证法”是以人及其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由此批评恩格斯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指出这种脱离人的主体地位谈论辩证法只会导致实证主义，使辩证法丧失其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内在本性。“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卢卡奇把“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只有运用这一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过程，才能真正把握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运动的具体历史过程。

可以看出，“总体性辩证法”在卢卡奇那里，既是一种方法论，同时又是一种本体论，通过对“总体性辩证法”内涵和特点的论述，卢卡奇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3．“总体性辩证法”与卢卡奇的马克思哲学观

卢卡奇把“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结果。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以绝对精神运动为基础，认为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它们构成了历史运动的总体。对此，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既有联系，也存在着区别。从联系的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都把理论看作是现实的自我认识，如果说黑格尔把哲学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从他们之间的区别来看，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一种人并不参与的、绝对精神自身运动的虚假辩证法，因而并未能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另一方面黑格尔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内在动力，而不得不把民族及民族意识当作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才获得了清算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在卢卡奇看来，能否坚持“总体性辩证法”，决定了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恰恰抛弃了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而是立足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阐释马克思哲学，其结果是导致无批判和非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也使无产阶级丧失了其阶级立场，无法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本质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分不开：两者都是社会的同一发展过程的环节。因此，由辩证方法提供的对现实的认识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卢卡奇所说的“总体性辩证法”实际上包含了方法论和本体论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总体性辩证法”强调从总体上分析和把握社会现实生活，认为孤立个别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在总体中才能得以理解，它既要求坚持总体高于部分，必须在最高的思维形式中再现事物的联系，但同时又保留个体的特殊存在与相对独立性，卢卡奇强调，只有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从本体论的视角看，“总体性辩证法”既是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同时又是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由于他认为一定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了该哲学的性质，而“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因此他对“总体性辩证法”内涵的论述，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马克思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说。具体而言，首先，由于“总体性辩证法”是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而它只能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唯物主义哲学。而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历史的内容生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辨证过程中；其次，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只有“人类实践”这一中介才能将二者联结起来，因此这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而只能是“人类实践”；最后，由于“总体性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辩证法，其核心是如何改变现实，“如果理论的这一中心作用被忽视，那末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成问题，成为纯‘科学的’事情。那时方法就可能按照科学的现状而被采用或舍弃，根本不管人们对于现实的基本态度如何，不管现实被认为能改变还是不能改变”。这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不可能是一种实证主义科学，而只能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争取自身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工具。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作如下概括：卢卡奇的马克思哲学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显然，卢卡奇的这种解说，同传统马克思哲学理论是存在着哲学理论形态上的差异的。卢卡奇的这种理论解说从其文化渊源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其现实基础看，则主要是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解释，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基于以上原因，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对实践的理解以及列宁的反映论提出了批评。

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卢卡奇一方面批评他不恰当地把辩证法扩大到自然领域中，并且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虽然将辩证法看作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更不可能将这种辨证关系置于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因此并不能保证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而对于恩格斯关于对不可知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的说法，卢卡奇也提出异议。他指出：“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辨证的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因为实验恰恰是一种最纯粹的直观。实验者创造了一种人为抽象的环境，以排除主体和客体方面的影响，从而顺利地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观察到规律。因此，如果把实践归结为工业和实验，那就意味着会忽视人的主体作用，从而陷入实证主义的错误。正是由于他对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批评，使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理论性质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也使资产阶级学者利用他的观点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对立。

基于反对对马克思哲学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读，卢卡奇特别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特点。在他看来，“生成性”是马克思哲学的特点，这使马克思哲学始终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辩证过程。卢卡奇认为，把辩证的生成过程看作是和历史同一的思想，应该说起源于赫拉克利特，并在黑格尔那里得到系统的阐述。在黑格尔看来，“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这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而马克思也始终将“历史”置于其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他一方面把“历史”看作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呈现为人的活动、人对自然和他人关系展开的过程，因此“历史正是在于，任何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历史才能真正变成为人的历史。对于如何理解这种历史的生成过程，卢卡奇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论述为基础，指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使哲学变为实践。

卢卡奇认为，由于实践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而真正的现实和经验的事实存在并不是同一的，现实应该是过程的集合体，因此现实并不是现存的，而是生成的，它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理解。第一，对象的真正本质就在这一生成之中，也就要求思维必须克服脱离事物具体关系的实证主义方法和思维方式，树立和事物发展相适应的辩证思维，才能克服实证思维的僵化性，获得一种生成的特性。第二，生成总是处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无论是历史的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具体的。这决定了人们不能用一种抽象直观的思维来关注事物的过去或将来，否则过去和将来对人而言都会成为一种异在，从而导致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只有当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在现在中看出了那些他能用其辨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现在，作为生成的现在，才能成为他的现在”。为了说明马克思实践观的特质，卢卡奇又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的抽象哲学人类学之间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总是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人，他从没有一般地谈论过抽象绝对的人，而是始终把人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环节，因此只有将人看作是具体的社会的人时，才能从人及其实践出发解释社会，从而确立人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卢卡奇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脱离辩证的总体性来观察人类社会，其结果必然是陷入到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中，理所当然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的总体，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只能使无产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因为“资产阶级无疑占有政权、知识、教育和经验等等的优势。面对资产阶级的这些优势，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它的唯一有效的优势就是：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而在抽象的存在形式的矛盾之中，这种意义只是以消极的面目出现”。正是由于卢卡奇特别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他必然会反对自恩格斯、列宁以来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解读模式的问题正在于使马克思哲学实证化，既无法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及与近代哲学的原则区别，也必然钝化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无法对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如果说卢卡奇对“总体性辩证法”的论述意味着他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观的话，那么，他的“物化理论”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哲学发挥批判价值功能的结果。

三、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功能

1．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卢卡奇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这一结论。在卢卡奇看来，所谓物化，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物化现象在客观方面体现为一个由现存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世界及其运动规律成为一种人无法控制的力量而与人相独立而存在；在主观方面则体现为人的活动同人自身相分离，并服从于商品运行的规律而进行自己的运动。

卢卡奇把资本主义普遍的物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技术理性的盛行。在他看来，物化现象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属于同一过程。“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卢卡奇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归结为不断的理性化和合理化过程。合理化的基本特点将劳动过程根据“计算或可计算原则”来进行调节，这虽然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由此也导致了生产过程和劳动者的异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过程的异化。为了使“可计算性原则”得以进行，就必须将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中任何一个整体分解成其各自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使之符合技术理性的要求。这种对生产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意味着统一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了特殊局部的偶然组合，破坏了产品本身的有机的内在统一。

第二，生产过程中的主体的异化。由于生产过程被分割为局部的操作过程，其结果生产过程被机械化和不断地合理化，造成了工人的活动必须服从于机器操作系统，不再是劳动过程中的主人，而变成一个消极被动的直观者。这意味着劳动主体的劳动同他的人格相分离，同时由于劳动过程被机械地分割成各个部分，其结果是人成为机器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原子。因此，以“可计算性原则”为基础的技术理性的盛行，导致了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专门化，虽然劳动效率得以提高，但是带来的却是物化现象的产生。卢卡奇强调，虽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存在诸如这样蔑视人的尊严的物化劳动，但是由于不存在着普遍的机械化劳动，因此这种蔑视人尊严的物化劳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 因此工人异化的命运必然成为整个社会的命运，由人所制造出的商品及其商品运动的规律，对人而言成为支配人命运的自然规律，因此商品关系已经开始变得非人化。

第三，人的意识领域的异化。生产领域的异化导致了人们的物化意识，进而支配着人的内心世界和人们的行为。卢卡奇指出，从生产结构看，资本主义生产是以下列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生产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个别生产是建立在严格合理计算的基础上的，具有其局部的规律；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决定的整体规律却是超越个人意志而起作用的，因此它不可能被完全地认识和把握，对人而言似乎是一种异化的规律，但它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前提和分工的产物。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分工破坏了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的有机统一，并把它们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便按照可计算性的合理化方式来完成其局部职能，而各种组成部分之间的职能都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依据自身的逻辑而不依赖于社会其它局部职能使自己进一步改进。但是，个别生产的不断合理化和整个社会生产总过程的脱节，不仅使社会生产总体规律成为异己于人的东西，而且还造就了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特别适合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专家、工作方式与工作意识；而从政治运行方式看，资本主义的不断合理化造就了科层制的现代官僚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和资本主义发展是相适应的，其基本特点是将社会职能划分为其各自的组成部分，使社会职能不断地专门化，社会管理变成了一种机械化的操作行为，最终造就了人们官僚意识。“个别官僚之必然完全服从于他所属的物的关系系统，以为正是他的荣誉，他的责任感需要这样一种完全服从，——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把机械化的和操作化的异化工作方式，当成了自己应尽的工作责任伦理，它表明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之后，卢卡奇进一步从如下三个分析了物化所带来的后果。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后果之一是人已经破碎化和原子化。人的破碎化首先体现在人的劳动以及同劳动产品关系的破碎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日益机械化、专业化和合理化，其结果是人的创造性的劳动为了服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合理化，而不得不破碎化为专门化的局部操作活动，人们不再参与劳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人的劳动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已经丧失了有机的联系。人的原子化则体现在人丧失了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原子、一个零件。卢卡奇指出，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人隶属于机器而形成这样的一种状况，即“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工时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如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来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的生产过程，还是人自身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原子和零件。因此，“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物化的后果之二在于由于人们的生活被普遍的物化现象所掩盖，使得人们只能拘泥于眼前的事物，而丧失对整体景象把握的能力，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而也丧失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专门化和合理化，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的整体规律对人而言是一种无法把握的异化规律，“经济关系的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住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使它变成为一种以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 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是建立在服从建立在以计算为基础的局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其结果是“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计算，仅限于通过使用保护装置、采取预防措施等等来灵活地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人们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作用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可以看出，在普遍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行为仅仅只在于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的可计算的规律，因而人们看到的只能是历史运动中个别的偶然的规律，而无法把握这些个别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运动的总体。

物化的后果之三在于物化意识弥漫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它突出地体现在各门具体的实证科学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盛行，以适应资本主义的专门化和合理化。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作的专门化产生了同样按此方式工作的具体实证科学，这种科学“在方法论上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越清楚，它就越坚决地抛开自己领域的各种存在问题，它就越坚决地不得不把这些问题从由它可以理解的领域里排除出去。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对于这种系统来说，处于这个领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即这个领域自身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被看作是无法把握的”。因此，这种科学既不能看穿其物质基础，也不能找到认识社会总体的途径。卢卡奇强调，这种实证科学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是紧密相联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给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设定了它无法超越的界限，这也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法学、哲学等不断合理化的根源，其根本目的在于有意识地放弃对社会整体的认识。卢卡奇特别强调需要一种新的哲学通过内部统一的方式对专门科学进行改造，将它们联系成一个统一体，这就要求既必须承认各专门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同时哲学又必须揭示和论证各专门科学有效的原因。但是，要使资产阶级哲学实现其立场的根本转换是不可能的，这也决定了它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资产阶级哲学把各门具体科学的形式主义作为其方法论基础，因此它也必然最终放弃对以形式主义为基础的物化作透彻的理解，从而堵塞了认识物化的产生和消失、物化的真实本质和基础的道路。

2．如何看待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应该说，物化理论是卢卡奇马克思哲学观的必然逻辑和内在组成部分。从他的理论发展的逻辑看，由于他把“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一种自我认识，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工具，它在哲学本体论上体现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而这种实践本体论也必然会外化到人类社会，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因此，物化理论正是马克思哲学发挥其理论功能，关注和揭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结果。不仅如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体现了他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批判价值向度。因为从卢卡奇理论研究的目的看，他之所以反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种解读模式必然会钝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一种提供科学认识的实证科学，也必然无法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使无产阶级受制于物化意识，丧失其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导致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匮乏。因此卢卡奇反复强调，只有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无产阶级才能克服物化，真正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进而获得自由和解放。

当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论。赞扬者认为，他是在还未阅读过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天才地提出他的异化理论的，体现了他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异化理论来自于黑格尔，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种黑格尔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的错误解释。到底如何评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如下几点原则：

第一，应该看到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思想来源是多重的。既包括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断裂关系的论述，也有对黑格尔异化学说的借鉴，同时也包括卢卡奇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将他的思想来源仅仅归结为黑格尔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认为，社会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独立的、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他着力探讨了社会文化结构对人的影响。他把社会文化结构分为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两个层次。这里，客观文化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如艺术、科学、哲学等；主观文化则是指人们创造、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人创造了客观文化，同时也受它的塑造，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问题是客观文化一旦建立后，就具有自身的逻辑发展规律，因此必然会发生客观文化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显著。由此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货币经济支配着一切，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充满着谋划和理性，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日益隔膜。齐美尔上述观点导致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把“疏远化”当作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造成了一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卢卡奇正是置身于这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势必会影响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较深。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前者强调的是理性和人类命运的关联，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其基本职能在于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工具理性则比较关注理性的科学化、技术化、功利化和实用化，它比较关注如何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两种理性的结合才会使人类健康发展。但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只注重工具理性的发展，使得工具理性脱离了价值理性，这就必然会出现异化现象。这些也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第二，应该联系青年卢卡奇思想发展的进程来评判他的物化理论的得失。卢卡奇自己把《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看作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著作，该书既提出了一系列关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理论缺陷。这种思想的二重性也必然会反映到他的物化理论中。如从理论缺陷的角度看，他并没有区分清楚“对象化”和“异化”的不同，这可能会导致将“异化”归结为个人和社会之间永恒的对立而引起的，进而将异化永恒化。但是另一方面，卢卡奇又的确并没有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来谈论异化问题，而且将异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而特有的现象，对于如何消除异化他也作出了若干探讨。因此，如果说他的物化理论的哲学人类学倾向被后来的哲学家所进一步发展和利用，如存在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那也不能认为卢卡奇本人就提出了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要看到卢卡奇和青年马克思在物化问题上的共同点、不同切入点和理论侧重点。从他们共同的价值旨趣看，他们都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反人性性质，都是立足于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道主义情怀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反人性性质展开批判。但是从理论的切入点和侧重点看，青年马克思是从私有制和分工的视角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产生的必然性，并把异化的扬弃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除紧密联系起来，并使异化理论逐渐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那种抽象伦理价值批判和哲学人类学批判已经有所不同。而青年卢卡奇虽然也并没有忽视私有制和异化的内在联系，但是他更加侧重于从“技术理性”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因此青年卢卡奇的异化批判主要是一种伦理价值批判。再从他们两人异化理论的具体内容看，马克思主要从“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工人同自己的劳动、工人同人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论述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及其后果，而卢卡奇则主要揭示了“人的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的意识的异化”，卢卡奇特别注重从文化和意识领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及其后果，并逐渐走向文化和意识批判。

四、阶级意识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的使命

1．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阶级意识理论是卢卡奇的马克思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使命的看法。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由此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了阶级意识的本质、功能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和基本特点。

第一，阶级意识的本质。卢卡奇指出，由于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独立于人对它的意识的，它在人身上表现为一种似乎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思想家由于其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把这种表现为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永恒化，从而将一切有意义和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这样历史就被看作是一种统治人的盲目的力量。而马克思则摈弃了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自然规律掩盖着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和资产阶级思想家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在个体的经验和意识中去寻找社会事件的根源不同，马克思则要求研究人们的意识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因此，阶级意识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所谓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可以看出，卢卡奇既没有主观地规定阶级意识，也没有简单地将阶级意识等同于人们的心理意识。

第二，阶级意识的功能。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卢卡奇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人们能够把握社会历史总体，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既可能是某阶级对自己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一种明确的意识，也可能是一种无意识，这取决于这个阶级本身的特性。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特定的阶级的立场和对自己利益的思考不能察觉现实社会总体，那么，这个阶级就只能起被统治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推动或维持社会历史进程，它只能在统治阶级和肩负革命的阶级之间左右摇摆，它偶然奋起的革命也必然带有空洞的和无目标的特点。卢卡奇强调，一个阶级要胜任阶级统治，除了依靠暴力机关之外，必须拥有其明确的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在解决历史任务过程中，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阶级意识到什么程度，直接决定了它解决历史任务的能力和程度。一当一个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由于它不愿意自愿放弃它的统治，这样它就必然会制造一种“虚假意识”来实现其统治，这种“虚假意识”的形成并非是主观随意的，而是该阶级的阶级地位和该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第三，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特点。卢卡奇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利益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阶级意识也不可能具有十分清晰的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清晰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经济组织，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没有形成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有关联的统一，经济组织的各部分独立性较大，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靠较小而且简单。国家在经济上完全是寄生的，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用暴力实现它的经济统治原则，因此虽然这样的社会仍然构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但却是一种松散的经济联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总体关系不可能得到把握，自然也就不能产生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诸多等级，等级制的形式必然会掩盖经济存在与社会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即便是等级的成员在经济上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等级制依然保留着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从而必然会使等级意识掩盖着阶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中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的存在的真正推动力’决不可能纯粹地被意识到（甚至于都不能作为纯粹的被赋予的意识）。实际上，它们只是隐藏在动机背后的历史发展的盲目力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政治、经济日益联系成一个总体，并且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围绕着阶级利益而斗争，并由此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是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打败封建主义之前，它新的敌人——无产阶级就已经产生了，因此当它以“自由”的名义在反对封建社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又必然会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并使阶级斗争以日益纯粹的形式进行，但是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在理论和实践中，把阶级斗争的事实从其社会意识中抹去；第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方面赋予个性以前所未有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带来的物化却取消任何一种个性。这说明，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个渗透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社会，资产阶级有可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局限，它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社会历史总体。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解决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矛盾，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固有的限制，也决定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虚假性”，它必然会由于其阶级利益的限制而在阶级意识中尽力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创造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关于历史、国家的本质的一套意识形态理论，这说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

第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与特点。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真正洞察和把握社会历史总体。“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并不单纯是受它们所驱使的，而是自己就构成了推动力量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核心起决定性影响”。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从核心出发观察社会，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斗争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冲击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卢卡奇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然被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那么它也必然存在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辨证矛盾，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无产阶级将丧失其应有的优势。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目光短浅的政治现实来代替重大的原则斗争，或者把作为手段的局部利益的斗争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样做的必然解决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降低为无产者实际的心理状态，使无产阶级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最终陷入到拙劣的经验主义或抽象的空想社会主义中，这实际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一种意识形态，并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法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无产阶级只有在具备成熟的阶级意识的条件下，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客体，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突显出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卢卡奇由此进一步论述了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质和功能。

卢卡奇首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但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科学尽力抵制的对象。因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而言意味着自杀，意味着资产阶级也必然丧失它的阶级意识。因此，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就决不能仅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的认识工具，而是更应该用这种科学的认识工具指导实践，最终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本质区别。

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对其生存的社会前提从没有达到明确的认识。在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时，资产阶级还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充满信心，并且这种信心驱使资产阶级科学去追求真理，并且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认识到的东西，因此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它最后的阶段，它开始意识到确切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整个社会对自己的阶级是非常有害的，于是它们就采取了欺骗的办法制造出各种关于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虚假意识，形成各种各样自我封闭的经济、法律和国家学说的封闭体系。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也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它把资产阶级的那些表面看来是完全独立和自我封闭的体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并扬弃了它们表面上的独立性，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并把物化看作是一种暂时和历史的现象，在思想上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它能够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无产阶级只能依靠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2．如何看待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总的看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其基本价值旨趣应该说是力图确立人（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物化的条件下，人的主观意识革命的重要性。而由于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他对阶级意识功能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论述。在他眼里，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证科学是不同的，后者只能描述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它既无法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也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行动，其本性不在于提供实证的知识，而在于通过理论批判和阶级斗争实践，最终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

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突出强调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可以说，强调领导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列宁强调经济和政治领导权，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强调文化的领导权，这可以看作是在东、西方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机器仅是其统治的外围，市民社会和意识形态则是其统治的纵深地带，如果不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势必会更多地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迷惑，最终丧失了战斗力。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批判的传统正是由卢卡奇所奠定的。

卢卡奇通过论述阶级意识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正确的。但他又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客体，明显是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黑格尔那里，真实的东西既是实体，又应该是主体，实体和主体具有同一性，而这个主体就是绝对精神。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绝对精神外化，又回归到自身的过程。卢卡奇把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理论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只不过这时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被换成了无产阶级，当能够无产阶级达到对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认识，具备了本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从而完成其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虽然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和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使命，对于克服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阶级意识理论又具有片面强调意识革命的倾向。

总的看，青年卢卡奇的理论运思过程始终是围绕着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展开对马克思哲学内涵、特质以及理论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他通过对“总体性的辩证法”的阐述，坚决反对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现存结论，也不是那种对这些结论进行“圣经式”的注解，而是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地分析时代及其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卢卡奇这种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开启了西方共产党、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摆脱前苏俄哲学模式和革命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先声。同时，他从“实践、历史、辩证法”三者相统一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作了初步的探索，力图摆脱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科学主义、机械决定论的解释，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其功能和使命就是关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他所提出的“异化”论题不仅成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而且也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他本人甚至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不仅如此，他的物化理论、阶级意识理论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学术传统，并进一步展开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在当代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