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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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夜曲(2)

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溪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尺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着。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地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巾,三个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欷歔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鬓,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肖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接过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她笑着说道。

“上了点年纪,你倒反而神气了,振铎。”吕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铎替吕芳将大衣挂到壁橱里,然后去把咖啡倒进了银壶,替吕芳斟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浓香四溢起来。

“你喜欢黑咖啡,我熬得特别浓。”吴振铎弯下身去,把银杯搁在银碟里,双手捧了给吕芳。

“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吕芳抬起头来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么加些牛奶跟糖好么?”吴振铎夹了两块糖放到吕芳的咖啡里,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吕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吕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么也没有说。”

吕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啜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么?”

“什么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还了得!”吕芳呵呵笑了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了!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我跟她已经分开了。”

“哦!是几时的事?”

“两年了,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朱丽亚的呢!不过,她的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肖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肖邦让你敲坏啦!’”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喽,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来。”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 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我也听闻一些红卫兵的暴行。”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铎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的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

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右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