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

——致中国读者

本书的第1版于2010年1月在中国出版。虽然距今仅仅过去了6年的时间，但就很多重要的方面而言，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要务：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其他所有目标都是从属于这两个目标。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一直是韬光养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国寻求与美国保持相对友善的关系，因为中国能否为国际体系所接受的关键正在于美国。这一路径可以被称为“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至2010年，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实现。但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对中国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调整，设定了新目标，开始了新征程。

本书从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对相关发展进行了预测。第一，中国将继续坚守其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根本特征，即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本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以及其与东亚邻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关系等。西方一直认为（直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将必然走向西方化，最终演变成西方式的社会。换而言之，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将自然而然地消逝。这些所谓的“特征”只是中国落后的表现，中国沿着西方启蒙道路前行，必然会导致这些特征的消逝。邓小平时代，中国举全国之力致力于现代化进程，同时避免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些差异进行了淡化。由此，我产生了第二点思考。已故的美国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在19世纪末，受困于自身的积贫积弱而不得不接受当时欧洲的规范。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截然不同，白鲁恂坚信不疑。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随着中国摆脱贫弱的状态重新实现富强，不必仰人鼻息，届时将会怎样？在邓小平时代，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无须过多考虑，但现在它却又回到我们的视线之内。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是笔者在本书着墨最多的部分。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除贫困、实现富强之中，因此在忽视了历史的同时，也忽视了未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国家都生活在历史的影子里：这一点毫不奇怪，所谓的当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无不是过去积累、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可能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为深厚。历史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都是十分成功的文明，这也是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的持续来源之一。

邓小平时代（即1978~2012年）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当下的关注。在实现现代化和摆脱贫困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的思想被整合，聚焦同一个目标：既不是沉迷于过去，也不是妄想未来，而是集中全力关注当下。迫于当下不容辩驳的要求，历史不得不屈居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在中国可谓非同寻常。邓小平时代，历史被视为掣肘现代化这一要务的困扰，是警醒人民辉煌的过去与一度饱受贫穷、困境、弱小困扰的当下之间巨大反差的警钟。换而言之，历史是一面令当下自惭形秽的镜子。然而，到2012年，受益于邓小平时代的辉煌成就，中国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得以再一次接受历史，拥抱历史。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再一次对中央王国的历史进行探究，以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发与指南。因此，相较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历史转向。

与此同时，面向未来也成为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在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邓小平时代，梦想未来并非为人所乐见。历史与未来都只能令人分心，现在才是一切：现代化的势在必行要求中国集中全部的资源与精力。梦想是一种奢侈，容易让人分散对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的关注。然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在却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因此，中国能够做得起梦：不只于此，中国还需要有梦想，因为其必须要设想并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从邓小平时代到我所称之为的习近平时代的转变，绝非仅仅是经济范畴那么简单，尽管迄今为止经济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题（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将不断减弱）。当然，邓小平模式本身就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以及对政府进行改革和重新定位等。但中国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要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决定了其他一切问题。

同样，习近平模式也具有多维度的特征，但其构成却与邓小平模式截然不同，也更为复杂。当然，必要的经济改革同样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实现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扩大服务业所占比重、发展金融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此外，我们已经见证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而在不久的将来还将见证户籍制度的改革、对环境保护的注重、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增加以及医疗服务投入和水平的提升。按照中国的设想，至2020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梦”将会得以实现。当然，“中国梦”并非只有经济一个维度，并非是只实现富裕那么简单。与其他所有的梦想一样，“中国梦”是对生活多方面的设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是一切；而当其变得富有之后，其他方面的考量与需求就会变得更为重要。“中国梦”的雄心所展示出的自信令人震惊，对以谨慎和持重著称的中国领导人、中华文明和中国来说，尤为如此。

当然，梦想有很多种。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人同样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也同样是13亿中国人的个人梦想。“中国梦”强调了民族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表明了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中国梦”的理念，明确赋予了个人权利，鼓励每一个民众不仅要敢于构想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构想自己的未来。实际上，中国城镇里的年轻人已经明显展示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中国梦”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梦，是关于民族的梦，是追求化茧成蝶的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梦想。对此应如何理解呢？这一方面无疑表明了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将出现重大变革。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国家层面。中国在唐、宋时期的成就之所以得到举世公认，是因为就同期的国际标准而言，其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因此，作为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华民族，其“伟大复兴”理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国际内涵，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尤为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显著的全球效应，它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中国梦”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是“中国梦”中最为大胆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对此进行考量。当我在2005~2008年间写作此书时，当时从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国的未来进行思考还属凤毛麟角，我不禁为之震惊。现实的迫切需要使此种思考变成了当时中国难以承受的奢侈。因此，习近平认为，中国应该再次具有历史的视野，当下思考问题时必须具有历史的维度，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下对当下进行考量（不仅局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还应有更为广阔的外延）。这一观点与立场成为邓小平时代告一段落的显著特征。

就此而言，19世纪末这一历史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象征着中国急剧衰落的开始，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不仅损害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还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下降。然而，正如我在前文所述，现在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很明显，中国正处于崛起之中，其心态已经从低调的平静变为越发的自信。白鲁恂所描述的中国的贫弱最终走向了终结。关于白鲁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目前还远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衰落了百余年并将白鲁恂的问题丢入故纸堆之后，中国现在第一次开始对其进行探究。这两个问题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我们不妨再加深一下对此的印象，白鲁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是：一、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具有何种意义？二、如果中国不再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价值观、特征与历史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与形塑，那将会怎样？

在本书中，笔者认为中国如何看待未来其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现代的自我），将受到其自身历史的巨大影响：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于中国来说尤为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受历史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梦”的相关表述将允许并鼓励中国民众以全新的方式探讨中国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与邓小平时代不同，当代的中国在对未来进行探讨时，历史将再次变得极为重要。但历史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日益发展的现代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至少也同等重要。当然，二者截然不同。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步伐与发展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中国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中国文化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中国文化对于民众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可谓极为重要，但现在也处于明显的变革之中。当然，与此同时，相较于100多年前，世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认为中国将会以朝贡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其与东亚的关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就此认为未来的东亚秩序将是朝贡体系的简单再现，就是无知：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经验将会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东亚产生影响。

200多年以来，世界一直为西方所主导。现在，这一时代明显走向了终结。西方化的高潮已经远去。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西方的行为方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是规范性的，假以时日必将为世界所接受。然而实际上，这只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要求与期待：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是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程度以及国际接受度的标准之一。就政治方面而言，这种心态和压力体现得最为明显、持续。西方认为，西式民主将是决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终标准。

但随着西方的衰落和西方霸权开始受到日益明显的挑战，事情将发生怎样的改变？西方的治理模式很可能无法继续享有现在这般的权威与影响力。具体原因如下：一方面，自2007~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统治精英的权威已经明显处于衰落之中，而且这种衰落趋势越发明显。这在欧洲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尽管美国的表现形式并不如欧洲般剧烈，但也同样明显。对统治精英支持的下降同样也会动摇对治理机制的尊重，这不足为奇。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西方国家也将不得不去主动适应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以及自身优势地位的不再。所谓的“紧缩”将成为这一状态的代名词，“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暗示了未来的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的衰落，其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秩序安排的国际影响也将随之丧失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对西方规范、方法和机制的接受程度也会随之降低，因为西方世界已经无法享有此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与优势。此外，当美国位居经济霸主之时，庞大的经济实力是其相对其他国家的一个有力的杠杆，虽然现在仍是如此，但其经济实力却明显处于衰落之中。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见证这两个趋势所带来的冲击：尽管我们不应夸大其词，但其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除了西方治理的困境日益显现之外，世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这既是中国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影响日增的产物。关于治理这一话题辩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正是其例证之一。此前世界关于治理的争论一直是由西式的民主理念所主导，即应该如何选择政府。但现在争论的焦点却日益集中在治理能力之上，这也是中国理念的关注和特点所在。

西式民主影响与中式治理理念的此消彼长，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世界对此种影响的感知程度却并不相同，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感触将更为深刻。当然，这一过程也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能力（政治改革无疑将提升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反腐运动的成败，当前腐败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和共产党的地位与作用。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包括西方衰落的速度以及当前西方危机的持续性和严重程度。

我们不妨以欧洲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欧洲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正面临多重的危机：长期的经济停滞、欧元运转不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新矛盾、对欧盟当前形态持续性的不确定、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和非洲国家经济失败所引发的移民浪潮、中东地区欧洲后殖民秩序的衰态初显、不少欧洲国家处理种族多样性不力等。欧洲的危险在于衰败、崩溃、冲突、压制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这一危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欧洲正在日益为其与中东地区前殖民地的历史关系、对其的所作所为以及后殖民地时期对其的处置不当所困。此外，根据过去10余年的经验来看，欧洲就相关问题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反而会恶化、加剧相关态势。欧洲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个人自由的越发限制、社会环境的日趋严苛、国家政权的侵略性日增，甚至出现整体的向右转。在此背景下，欧洲模式的吸引力将日渐缩小，实际上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

笔者所论述的治理发展趋势应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量：这只是一个由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所引发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变革的开端，我们将在21世纪见证这一过程。而这一进程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第一，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块大陆，换句话说，中国应被视为一个次全球体系。因此，在谈及全球治理的问题时，如此规模的领土范围赋予了中国特殊的意义。目前为止，这一点还很少为人所认知，每当谈及此事，人们更为关注欧盟而非中国。但中国的人口是整个欧盟的2.5倍，就过去40余年的表现而言，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远比欧盟更为成功。

第二，正如上文所提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在中东和非洲等重要地区，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东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安排以及其主观臆断的边界体系，正处于解体之中，在全球化时代已经遭遇了悲惨的失败。这一点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欧洲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衰弱和欧洲后殖民主义政治安排失败的直接结果。随着中国影响的与日俱增，中国将在中东和非洲问题的解决方式的确定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和欧亚大陆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下）的与日俱增，将催生全新的治理模式，包括新型的超国家机制。亚投行就是例证之一，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实际上，中国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将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模式和新型多边治理机制的摇篮，这一态势将越发凸显。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计划，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伟大前所未现。纵观历史，与其最为相近的可能要算“二战”后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在于重建欧洲、巩固以北大西洋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建立与苏东集团对抗的北约同盟体系。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马歇尔计划”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对广阔的欧亚大陆所带来的全方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无可比拟的。

第四，世界普遍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明显失灵，2007~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以及当前世界对极有可能爆发另一场危机的担忧就是明证。其最为明显的问题在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对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过度依赖，而美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只占全世界的1/5。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在未来的20年内，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仍可以持续。我们必将见证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崛起，中国和人民币将发挥主要作用，假以时日，甚至将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存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想继续存续并发挥作用，必须要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即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印两国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而不是继续充当西方体系的代言人。无论其命运如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无疑将日渐降低，并最终被边缘化。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和民主化，一系列全新的全球机制和多边机制也将浮出水面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令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白鲁恂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世界将会怎样？答案很简单，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