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
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我坐在对着大门的我那张办公桌前，把别人做的梦用打字机打出来。还不仅仅是梦，对我的老板来说，那还不够实用，我还得把那些人白天时的抱怨打出来：跟母亲的麻烦，跟父亲的麻烦，跟酒瓶和床的麻烦，原因不明地搞乱一切，让可爱的世界为之变暗的头疼事。除非有麻烦事，否则不会有人来我们这儿看病，这种麻烦，是单靠细菌学家或通过智商及协调性测试无法确定的。
也许一只老鼠会很早就考虑起这些大脚板们是怎样管理这个世界的，嗯，我从我所坐的地方，琢磨出来世界是由一件东西而且是这唯一一件东西管理的，长着狗脸、邪恶的脸、老丑妇之脸、妓女之脸的恐慌，没有脸，字母全是大写的恐慌——是同一位约翰尼·派尼克[1]，不论睡着还是醒着。
人们问我在哪里上班时，我告诉他们我是市医院门诊部大楼某科室的助理秘书，这样听上去很像是一句话讲完所有事，他们除了问一句我做什么工作，很少再追问下去，而我所做的，主要是把记录打出来。但是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完全是悄悄地进行——在做一件大事，将会让这些医生洗耳恭听。当我不受干扰地待在我的单居室公寓里时，我称自己只为一人当秘书，即约翰尼·派尼克。
一个梦接一个梦，我在培训自己成为比心理分析协会中任何成员都更罕见的角色，一位集梦者。不是阻止做梦的人、释梦者或者为了俗气的健康或快乐的实用性目的的利用者，而是一位并非品德低下的为了梦本身的集梦者。一个只是为了约翰尼·派尼克的梦的爱好者，所有梦的制造者。
对于每一则我打字后放进档案的梦，我无不谙熟于心，每一则我都在家里抄进《约翰尼·派尼克的梦经》。
这就是我真正的事业。
有些夜里，我乘电梯一直到我所住公寓楼的楼顶，有些夜里是在凌晨三点钟左右。在公园那头，联合基金的火炬的火焰像是被某种巫法般看不到的力量所推动，变平，然后又恢复。这里那里，在砖石结构的庞然物体中，我会看到一盏灯光。但最主要的是，我感觉这个城市在睡觉，从西边的河流到东边的大海都在睡觉，就像某种无根的小岛，完全是在虚无中乖乖睡觉。
我有可能像小提琴最上面那根弦一样紧张不安，然而等到天空开始变蓝时，我准备睡觉了。是想到那么多做梦的人和他们梦到什么，才让我疲劳，睡得也很不踏实。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所做的，就是把那些同样的梦打出来。没错，我接触的还不到全市范围内所做的梦的一个零头，但是一页页，一个又一个梦记下来，我的记录本变厚了，把文件柜的书架压弯了。文件柜放在跟主要的大厅平行的那个窄窄的过道上，所有医生看病的小房间门口都接着这条过道。
我有了种滑稽的习惯，就是通过他们的梦来辨认走进来的人。就我而言，和他们的名字相比，他们所做的梦更能让他们有异于别人。例如有这么一位，他在市内一家滚珠轴承公司工作，他每天晚上都梦到胸口有一粒沙子，一点一点地，这粒沙子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像是一座真正的房子大小，让他无法呼吸。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自从小时候接受乙醚麻醉后被切除扁桃腺以来，就会做某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被卡在一台轧棉花机的轧棍中间，在拼命逃命。他以为只有他是这样，但并非如此，现在有很多人会梦到被机器追赶或者吞掉。他们小心谨慎，不肯坐地铁或者电梯。我用完午餐从医院食堂回来时，经常会遇到他们喘着气走上未经打扫的石头台阶，来到我们位于四楼的科室。我时不时纳闷在滚珠轴承和轧棉花机被发明之前，人们会做什么样的梦。
我有自己的梦，我的一个梦，一个梦中之梦。
这个梦里，有一个大型的半透明湖，四面八方延展开去，大得让我看不到岸——如果有岸的话——而我悬在其上方，从一架直升飞机的玻璃机腹往下看。湖底——深得我只能通过上下左右漾动的大团深色物体来猜测——有真正的龙，它们在人类开始住在洞穴中、用火烹调和琢磨出轮子及字母表之前就存在了。不能用巨大来形容它们，它们比约翰尼·派尼克有更多皱纹。梦到这些够久的话，在你过于仔细地看你的脚和手时，它们会收缩。太阳收缩成橙子大小，只是更冷，而你从上次冰河期以来就住在罗克斯伯里。你没有别的地方，只有一个墙壁衬上软物的房间，就像你所知的第一个房间，你可以在那里做梦、飘浮，漂浮、做梦，直到最后你实际上又回到那些伟大的怪人之中，任何梦就毫无道理了。
在夜里，人们的心思就是跑进了这个湖，小溪和阴沟里的水淌进一个无边无沿的公共水库，跟那些闪着蓝光的纯净的饮用水源毫无相似之处。那些饮用水源位于松树林中，用带刺铁刺网围着，各个郊区比保卫“希望钻石”更小心地将其保卫。
除了是透明的，它还是多少年以来的污水收集中心。
如今这个湖中的水当然因为多个世纪以来，梦都留在里面泡着而有臭味、冒烟。当你想到某个城市的一个人做一晚上梦所需的道具要占多大地方，而那个梦无非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针孔，当你开始把这个空间乘以世界上的人口，把那个空间乘以自从猿猴用石头做出可以剁东西的斧头以及失去毛发以来有多少个夜晚，你就会对我所说的有个概念，我数学不好，刚刚计算起马萨诸塞州这里一个夜晚所做的梦的数量，我的脑袋就开始裂开了。
到这时，我已经看到湖面有很多蛇、像河豚鱼一样鼓起来的死尸、盛着人类胎儿的实验室瓶子到处上下浮动，就像很多来自了不起的“我是”所发出的不完整的信息。我看到整整一仓库一仓库的五金制品：刀，裁纸刀，活塞、齿轮和胡桃夹子；小汽车光闪闪的前部隐隐出现，眼神呆滞，牙齿邪恶，然后有蜘蛛侠和来自火星的蹼足人，还有一个人的脸永远转向一旁，不去看世界上最后一位爱人的简单而又悲惨的景象，尽管有戒指与誓言。
在这种逆流中，最常出现的一种形状普通得似乎提到就挺傻的。那就是一粒灰尘。水里有很多，它们渗进其他一切东西，在自身一种奇怪的力量下旋转，不透明，无处不在。你想怎样称呼这种水就怎样称呼吧，噩梦湖，疯狂沼泽，睡着的人们躺在这里，在他们最糟糕的梦的道具中一起翻来覆去，一个成员众多的兄弟会，尽管他们每个人醒着时，都感觉自己独一无二，完全与众不同。
这是我的梦，任何病例本中都没有记录。我们科室的日常事务跟例如皮肤科或者肿瘤科的很不一样。其他科室之间很相似，但没有一间跟我们的相似。在我们这个科，如何治疗是不会开处方的，是看不到的，就在那些小房间里进行，里面有写字台、两张椅子、窗户、木头里嵌着四四方方一块磨砂玻璃的门。这样治病，具有某种精神上的纯洁，我不由为自己在成人精神分析科当助理秘书而感到条件得天独厚。在一星期中的某些天，我的自豪感被其他科室粗鲁地侵入我们的小房间（因为别的地方不够）而被削弱了一点：我们这幢楼很老，设施并未随着时代的扩大需要求而扩张，在共用地方的这些天里，我们与其他科室的区别就显现出来。
例如星期二和星期四时，上午在我们的一间诊室进行腰椎穿刺术。如果那位讲究实际的护士刚好没关上那个小房间的门——通常都会这样——我就能瞄到一眼那张白色小床的那头，看到病人脏脏的黄色脚底板从床单下面伸出来。尽管我不喜欢所看到的，但还是没法不去看那只光脚。我发现自己每隔几分钟，都会把目光从打字机再扫过去，看那只脚是不是还放在那里，是否哪怕有一点点变了位置。可想而知在我工作时，这会让我多么容易分心。我经常不得不重读几遍我所打出来的，假装是在小心校对，是想记住我用语音记录整理出来的医生的话。
隔壁的神经科——这个科倾向代表我们这一行中更粗俗、更不具想象力的方面，他们上午也会妨碍我们。我们下午用他们的诊室来做治疗，因为他们那个科只是上午接诊，但是他们的病人会哭泣或者唱歌或者用意大利语或者汉语大声聊天（经常如此），每天早上一口气不停顿地进行四个小时，往最轻里说，也是种分心之事。
尽管受到其他科室的干扰，我自己的工作仍然进行得飞快。到现在，我远远不只是抄下病人做了“我做了个梦，医生”这样的开场白之类的事。我即将做到重新创造那些根本没有抄下来的梦。那些梦以最模糊的方式投下阴影，但本身还在隐藏着，就像等待盛大揭幕式的红色丝绒之下的塑像。
下面举例说明一下。这位妇女来医院时，舌头肿大，往嘴巴外面伸得很远，她只得离开她为法裔加拿大籍婆婆的二十个朋友所开的派对，被急速送去看急诊。她觉得她并不想让自己的舌头伸出来，说实话，那样让她极为尴尬，但是她讨厌她那位法裔加拿大籍婆婆甚于她讨厌猪，她的舌头如实反映了她心中所想，即使她身体的其他部分并非如此。现在她说她根本没有做什么梦，我一开始只有上面一点点事实可以利用，然而在那些事实背后，我察觉有什么鼓鼓的，有望是一个梦。
所以我就开始从她舌头底下那个舒服的支撑点拔出那个梦。
不管我通过工作，繁重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某种祈祷发掘出的是什么样的梦，我都有把握能在角上发现一处个性特征，位于中心偏右地方的一个带着恶意的细节，一个没有身子、悬在空中的柴郡猫咧嘴而笑的样子，说明整个工作是因为约翰尼·派尼克，只是他一个人的天才而增色。他狡猾，心思缜密，像打雷一样突然，却太经常会暴露自己。他就是按捺不住要弄出情节剧，而且是最古老、最明显的那种。
我记得有个男的，一个身穿带饰钉的黑色皮夹克、又矮又胖的家伙，他从在机械堂举行的一场拳击赛那里直接跑到我们这里来，约翰尼·派尼克紧随其后。此人尽管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正直什么的，却对死亡害怕至极。事实上，他害怕自己会下地狱，怕得要死。他是一家荧光灯工厂的计件工。我记得这个细节，因为我觉得滑稽的是他居然会在那里工作，因为到头来，我发现他是那么害怕黑暗。约翰尼·派尼克往这件事中注入一种诗意因素，你在别的地方并不是随便就能发现，所以我永远要感激他。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为此人所想出来的梦的梗概：某间修道院地下室哥特式的内部，目光所及，看不到尽头，就像两面镜子之间那种望去无穷无际的情况，柱子和墙都全是用人的骷髅所建，每个壁龛里都摊放着一具尸体，那是“时间之堂”，最前面的尸体尚温，中等距离的在变色、开始腐烂，最后那一排的露出雪白的骨头，发出一种未来派风格的白色光亮。我回想时，为了准确，我把整个场面都照亮了，不是用蜡烛，而是用像冰一样亮的荧光，那种光会让皮肤颜色发绿，所有粉红和红色都会变成灰暗的黑紫色。
你问了，我怎么知道这是那个穿皮夹克的人所做的梦？我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这是他的梦，跟我重新创造梦本身时相比，我凭信念工作时用了更多精力、泪水以及恳求。
当然，我所在的科室并非万能。伸着舌头的那位女士，机械堂的那个人——他们是我们最离谱的病例。已经真正往下漂向那个沼泽般湖泊的水底的人只来一次，然后被转到一个比我们这个科室的历史更久的地方，我们这个科室只是每周五个工作日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接待病人。那些几乎无法在街上走路，却还在继续工作的人——他们尚未半截没入湖中——被送到专治重症患者的另外一间医院的门诊部。要么他们也许会在中心医院我们自己的观察病房待一个月，我从来没去看过那里。
但是我见过那边病房的秘书，她十点钟休息时去食堂只是抽烟、喝咖啡，这点让我对她敬而远之，我再也没有坐到她旁边。她的名字滑稽，我根本记不清楚，很古怪，好像是米勒埃维奇小姐。那种名字似乎更像是把米尔镇和埃维奇混合在一起的双关语，而不是市里电话簿上的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了电话簿，这个名字又不会显得那样古怪，电话簿上还有海曼·迪多尔博克斯和萨斯普维利亚·格雷恩利夫斯这种名字。我从头到尾看过电话簿一次，别管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那满足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需求，让我明白到有多少人的名字不叫史密斯。
不管怎样，这位米勒埃维奇小姐是个大块头，不胖，却有一身强有力的肌肉，另外她还个子高。她结实的躯体上穿着灰色西装，模模糊糊地让我想到某种制服，但并没有让其显得特别有军队味的剪裁细节。她的脸像阉牛的脸一样圆鼓鼓的，上面有很多小黑点，似乎她在水里躺了段时间，海藻粘附在她的皮肤上，用烟草褐色及绿色将其弄脏。那些痣之所以显眼，是因为周围的皮肤很苍白。我有时纳闷米勒埃维奇小姐有没有看到过白天健康的光线，如果她从摇篮时期起就只能享受到人工光亮，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比尔娜——她是大厅里在我们对面的酗酒治疗科的秘书——把我介绍给米勒埃维奇小姐，开场白是我“也去过英国”。
后来发现，米勒埃维奇小姐的青春年华都是在伦敦的医院里度过的。
“有过一个朋友，”她用她那种奇怪的、带点坏脾气的低音瓮声瓮气地说，也没有赏脸正眼看我。“巴特医院的一个护士。战后我想跟她联系上，但是护士长换了，人全都换了，没有人听说过她。她肯定是和以前的护士长都不在了，在轰炸中倒在垃圾中什么的。”说完她大咧嘴巴笑了一下。
到现在，我已经见过学医的学生在尸体上开刀，一间教室里面有四具尸体，几乎看不出是人还是大白鲸，那些学生还拿死人的肝脏玩抛接游戏。我听到过别人开玩笑地说起在产科医院的慈善病房，他们在为一个女人接完生后缝合得不对。但是我不想看到米勒埃维奇小姐把这件事当作最好笑的事而一笑置之。不，谢谢了，但还是说一点吧。你可以拿个别针在她眼球上刮擦，我敢发誓，你会碰到硬硬的石英。
我的老板也有幽默感，只不过是温柔的那种，就像圣诞夜圣诞老人的那种宽宏大度。
我在一个名叫泰勒小姐的中年女士手下干活，她是这个科的主任秘书，自从三十三年前（很奇怪的是，我出生于那一年）这个科成立以来她就是。泰勒小姐认识每位医生、每位病人，知道这间医院用过或者考虑过使用的每种过时的约诊单、治疗安排单和出账单程序。她的计划是一直待在这个科，直到她开始在社保支票的绿草地上收获。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敬业的人。她对统计数字的态度，就像我对梦的一样：如果这座大楼失火，她会冒着皮肤受伤的严重危险，把那些统计簿全都扔给下面的消防员。
我跟泰勒小姐相处得特别好。有件事我一直没有让她逮到，那就是我在读以前的档案。事实上我很少有时间这样做。我们的办公室比股票交易所还要忙碌，科里二十五位医生进进出出，来培训的医学院学生，病人，病人家属和把病人转院就诊的其他医院的职员，所以即使在泰勒小姐去休息喝咖啡和用午餐的那段时间里，大多数时候，我只来得及记下一两则笔记。
往最轻里说，这种见缝插针的事极其耗费精神。有很多最好的做梦的人都记录在档案中，那些做梦的人只是来我们这里做一两次评估，然后就被送往别处。为了把这些梦全都抄下来，我需要时间，很多时间。和我想不慌不忙地追求我的艺术比起来，我的处境几乎称不上理想。当时冒这样的险去工作，需要一定胆量，但是我向往真正的专家所拥有的大量空闲时间，他任由盛了白兰地的酒杯在鼻孔下放了一个钟头后，才伸出舌头尝第一口。
最近我不由自主太频繁地在想象，如果能带公文包来上班该有多好，那个公文包大得能装下那本记满梦的蓝色布面厚厚的记录本。泰勒小姐去吃午饭时，在医生和学生涌进来接待下午病人之前那段暂时安静的时间里，我只用把那些档案中的一本——十年或者十五年前的——塞进公文包，把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下面，直到五点钟响铃。当然，样子古怪的包会被门诊部大楼的门房检查，医院也有自己的警察来检查东西，防止各种各样一直会有的盗窃事件，可是天可怜见，我可没想着偷带打字机或者海洛因，我只是把档案借回去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大家都还没有来时，把它塞回书架上。尽管这样，被抓到从医院带一本档案很可能意味着被炒掉，我的原材料也全都没有了。
可以不受影响、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己的公寓里研究一本档案，即使我得为了这个目的而一夜又一夜不睡觉，这个主意很吸引我，以至于对趁泰勒小姐半个钟头不在办公室的时间去翻看梦的通常做法，我越来越不耐烦。
麻烦之处在于，我从来都无法准确地说出泰勒小姐什么时候会回到办公室。她很敬业，要不是她的左腿瘸，她很可能会缩短她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和二十分钟的喝咖啡休息时间。这条瘸腿在走廊上所发出的清晰的声音会及时警告我她来了，我会把正在读的档案忽拉一下放进抽屉让别人看不到，装作在记下一个电话留言的最后一句或者某种类似的掩饰。就我的神经而言，唯一不好的是截肢手术室在和神经科相反方向的拐角处，好多次，我把木头假腿蹒跚的脚步声当成泰勒小姐提前回办公室而虚惊一场，这让我变得很是神经质。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当我几乎没时间从旧档案里抄下一个梦时，我的摘抄本上记的无非是哭哭啼啼的大学二年级生的梦，他们没能在《王家大道》中演主角。我感觉约翰尼·派尼克转过身去，就像埃菲尔士峰[2]那样冷漠，比猎户星座更高，伟大的《梦经》上的题词“完全的恐惧赶走其他一切”是我嘴唇上的灰烬和柠檬水。我是有着优等猪的国度的一个卑劣的隐士，那些猪看不到道路尽头的屠场。我是安乐乡中失明的杰里米。
更糟糕的是，一天天过去，我看到精神分析医生在研究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从约翰尼·派尼克那里，把皈依他的人用欺骗、勾引的争取过去，聊，聊，聊。历史上在我之前的那些眼睛深陷、胡须如灌木的集梦者，还有他们当代的继承者（穿着白大褂，他们的诊室里有着带节瘤的松木嵌板、真皮沙发），从事过而且仍然在收集梦，却是为了世俗目的：健康与金钱，金钱与健康。要想成为约翰尼·派尼克会众之一员，你必须忘掉做梦者，记得那个梦：对于伟大的“做梦者”本人，做梦者只是个没有价值的载体。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约翰尼·派尼克是体内的金子，他们却想用精神的胃泵，把他完全清除。
就拿哈里·比尔博遇到的事为例吧。比尔博先生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时，约翰尼·派尼克的手像铅制棺材一样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对世界的肮脏之处有种有趣的概念，我认为主要说来，他符合《梦经》中“恐惧卷”关于“灰尘、疾病和大腐烂”的第九章。他们童年时，哈里的一个朋友在童子军吹小号，哈里也吹他的朋友的小号。几年后，那个朋友患癌症死了。然后前不久有一天，一位癌症医生跑到哈利家，坐在一张椅子上，跟哈里的妈妈度过了那天上午的前半晌，走时跟她握了手，自己打开门。突然，就算是罗马的全体红衣主教前来白天黑夜连轴转地祝福他，哈里·比尔博都不肯吹小号、坐在椅子上或者握手，因为害怕会得上癌症。他妈妈得转动电视旋钮，为他打开、关上水龙头，还得为他开门。很快，哈里就不肯去上班，因为街上有吐的痰和狗屎。一开始，癌会进了你的鞋子，在你脱下鞋子时，它会沾到你手上，吃晚饭时，会很快进到你嘴里，你说一百遍万福玛利亚，也无法让你不受连锁反应的影响。
最后一根稻草，是哈里在公共健身房看到一位残疾人在练哑铃时放弃了举重，你永远不会知道残疾人的耳后和指甲缝里藏了什么细菌。白天黑夜，哈里·比尔博在生活中极为崇拜约翰尼·派尼克，就像在香炉及圣餐之间的任何一位牧师那么虔诚。他自有种独一无二的美丽。
这些穿着白大褂的修补匠——一帮人全是——说服哈里自己调电视、开关水龙头、打开壁橱门、前门、酒吧门。他们对他的治疗还没有结束，他就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还坐遍了公园里的长椅，每天都去健身房练举重，尽管另外一位残疾人开始练划船机。治疗到最后，他进来跟科主任握手。用哈里·比尔博自己的话说，他“变了个人”。他的脸上不再有纯粹的“派尼克亮光”。他离开诊室时，注定拥有的是这些医生所称的健康和幸福的寻常命运。
差不多就在哈里·比尔博被治愈时，一个新主意开始在我脑海深处蠢蠢欲动。我感觉难以对它视而不见，就像在做腰椎穿刺术的房间里伸出来的那些光脚。要是我不想冒险把档案带出医院，以免被发现并被炒掉（那样就得永远结束我的研究），我真的可以通过在门诊部大楼过夜来加快研究进程。我还根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科室的资源呢，我白天时趁泰勒小姐不在的短短那段时间中所读的微不足道的病例数量，跟我在几个夜里坚持不懈抄下来的相比什么都不是。就算为了对抗那些医生，我也需要加快工作。
我不知不觉地在五点钟穿上大衣，跟泰勒小姐（她通常加班几分钟来整理一下当天的统计数字）道晚安，拐过墙角就溜进了女厕所，里面没人。我钻进病人用的那格，从里面闩上门等着。就我所知，科里有位清洁女工也许想着某位病人坐在马桶上晕倒了，会想把门撞开。我的手指交叉，在祈祷。大约二十分钟后，厕所门开了，有人瘸着腿进来，就像是一只一条腿有毛病的小鸡。那是泰勒小姐，凭着她看到厕所镜子里带着怨恨的眼睛时发出的不满的叹息，我能听出是她。我能听到洗手盆那里碰到各种设施时咔嗒咔嗒响的声音，水在晃荡，梳子梳卷发时嘶啦嘶啦的声音，然后她出去后，门在合页的力量下缓慢地喘息般关上。
我运气好。我六点钟从女厕所出来时，走廊上的灯关了，四楼大厅就像周一的教堂那样安静。我自己有我们办公室的钥匙，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所以那不成问题。打字机又收进办公桌桌肚，拨号电话上面加了锁，一切安好。
窗外，冬天的最后一点光线正在消逝，但是我没有忘记自己要干什么，就打开了头顶的灯。我不想被哪位眼尖的医生或者隔着庭院的住院部大楼那边的门房看到。档案柜放在没有窗户的过道上，过道接着医生的小房间，小房间有俯视着庭院的窗户。我确认了一下所有小房间的门都关上了，然后打开过道上的灯，那是盏发出暗黄色灯光的二十五瓦灯泡，上面正在变黑，但是此时比一祭坛的蜡烛要好。我没有想着带块三明治，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个苹果，是午餐时剩的，我存着好到了半夜一点钟左右不管感到有什么痛苦时再吃。我掏出袖珍笔记本。每天晚上在家里时，我的习惯是把白天在办公室里不管写的什么都撕下来，积在那里等着抄到本子上。我这样做，就掩盖了自己的行为，有谁在办公室随随便便拿起我的笔记本时，都不会猜到我在干吗。
我开始有系统地打开最下面一层最早的档案。以前蓝色的封面现在没了颜色，内页上有指纹和模糊的复写字迹，但我从头到脚都在哼唱：我出生的那天，这本记梦的档案可是崭新的。等我真的有条理化后，我会用暖水瓶装热汤，好在隆冬的夜里喝，还有火鸡肉馅饼和巧克力指形小饼。我会在星期一早上来上班时，用我最大的手袋带来卷发夹子和四套换着穿的衬衫，这样谁都不会注意到我的样子一天比一天差，不会开始怀疑我情路坎坷或者有什么绯闻，也不会怀疑我一周四个晚上都在研究记录梦的档案。
十一个钟头后，我吃到了苹果核和籽，看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位私人护士在她的病人的壁橱里打开一个洗衣袋，发现里面有五个人头，其中一个是她妈妈的。
一阵凉风吹到了我的脖后根。我盘腿坐在档案柜前，那本档案重重地放在我的大腿上，我眼角注意到从我旁边小房间的门透进一小道蓝色光亮，不只是地板上，而且是门边。这挺奇怪，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确保所有的门都已关严。那道蓝色光亮正在变宽，我死死盯着门口两只一动不动的鞋子，鞋尖对着我。
两只鞋子都是外国做的棕色皮鞋，鞋底厚厚地加高了。鞋子上面是黑色丝袜，透过袜子能看到一块苍白的皮肤，最高我能看到灰色细条纹裤子的裤脚。
“啧，啧，”从我头顶一个云里雾里的地方，传来一个无比温柔的声音责备道，“这么不舒服的姿势！你现在肯定腿麻了，我帮你站起来吧。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
两只手从我身后伸到我腋下，我被架着，就像没有凝固的芥末酱一样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我感觉不到我的脚，因为我的腿失去了知觉。那本档案扑通一声掉到地上，内页展开。
“站着一分钟别动，”科主任的声音吹拂在我右耳耳垂上。“这样血液循环就会恢复正常。”
在上百万根缝纫机针的刺激下，我失去知觉的腿中的血液开始刷刷流动。科主任的形象蚀刻在我脑海，我甚至不需要往周围看：他肥肥的啤酒肚扣在他细条纹的灰色马甲里，一口土拨鼠般蜡黄的龅牙，厚厚的镜片后面，有着各种颜色的眼睛就像米诺鱼动得那样快。
我抓紧我的笔记本，那是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块浮动的木头。
他了解什么？他了解什么？
一切。
“我知道去哪儿能喝一碗好喝的鸡汤面。”他的声音带着沙沙声，让人想到床下的灰尘、禾秆里的老鼠。他的手带着父辈般的爱，紧紧抓着我的左上臂。他用擦亮的鞋尖，把我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中发出第一声哭喊时，本市所有正在进行的梦的档案捅进书架下面。
在黎明时光线阴暗的大厅里，我们一个人都没看到。通往地下室走廊的冰冷的石头台阶上一个人都没有，有天夜里，档案室的小伙子比利就是在忙着跑腿时一步几级地上下而摔破了头。
我开始大大加快脚步，好让他别想着他在拉扯我。“你不能炒掉我，”我平静地说，“我辞职。”
科主任的笑声从他像手风琴风箱一样折着的身体深处呼哧呼哧地发出来。“我们可绝对不能太快失去你。”在粉刷过的地下室的走廊上，他低低的说话声像蛇一样往前传去，在齐肘高的管子和沿着有蒸汽污迹的墙留在那里的轮椅和担架间回荡。“哎，你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需要你。”
我们绕来绕去，我走得跟他步伐一致，直到我们到了那些光秃秃的地下通道中的一个地方，到了一部通宵运行的电梯那里，开电梯的是个独臂黑人。我们上了电梯，电梯门吱吱嘎嘎地关上，就好像运牲畜的车的门。我们上啊上啊。这是部货梯，粗糙，丁丁当当地响，跟我在门诊部大楼习惯乘坐的豪华电梯差太远了。
我们说不清在哪一层出了电梯，科主任领着我走在一条没有什么装饰的走廊上，照明的是隔一段有个插在天花板灯座里的灯泡，灯泡还用小小的铁丝笼保护着。大厅内的两边有一溜锁着的门，门上有带纱窗的窗户。我准备看到第一个出口的红色标记就跟科主任各走各的，但是我们一直走过去，没有看到这种标记。我是在异域，大衣挂在办公室的衣服架上，手袋和钱在我的写字台的最上面抽屉里，笔记本在我手里，只有约翰尼·派尼克暖和我，为我抵挡外面的冰河纪。
前面有一盏灯越来越近，越来越亮。科主任走得略微有点喘气，脚步又快，跨得又大，他显然不习惯这样走。他推我拐过一个弯，进了一个灯光很亮的四方形房间。
“她来了。”
“这个小巫婆！”
米勒埃维奇小姐从对着门口的那张钢制写字台后面，让自己的庞然身躯站起来。
那个房间的墙和天花板包着军舰用的钢板，没有窗户。
我看到排列在房间的四边和后面的带栅栏的小牢房里，是约翰尼·派尼克的高级祭司，他们盯着我看，胳膊被白色病号长睡衣束缚在后面，眼睛比煤块还红，显出极度渴望的样子。
我抬起手让他们放心，把笔记本举了起来，我的声音就像约翰尼·派尼克那台音栓全开的管风琴一样响亮。
“和平！我带给你们……”
那本书。
“别来那老一套，亲爱的。”米勒埃维奇小姐像一头会演杂技的大象一样，从她的写字台后面跳着舞朝我走来。
科主任关上房间的门。
米勒埃维奇小姐一挪动，我就注意到原先她的身躯在写字台后面所遮住的——一张白色的帆布床，到一个人的腰部那样高，一条床单盖在床垫上，一尘不染，就像鼓面那样紧绷着。帆布床的床头有张桌子，上面放了个铁盒子，铁盒子上面全是仪表。
那个盒子似乎在那团电线中间看我，就像铜头蛇那样丑陋，它是干掉约翰尼·派尼克的机器中最新的型号。
我准备往一边躲，米勒埃维奇小姐来抓时，她胖胖的手抓了一拳头空气。她又冲我来了，她的笑容就像八月里的大热天那样沉重。
“别这样，别这样。小黑本给我。”
尽管我围绕着那个高高的白色帆布床跑得快，米勒埃维奇小姐还是快得让你觉得她穿着溜冰鞋。她抓到了我。我用拳头捶她的庞大身躯，捶她极大的无奶的乳房，直到她抓着我的手腕的手就像铁环，她呼出的气有一种恶臭，比殡仪馆地下室的气味还臭，让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的宝宝，我的亲宝宝回到我身边……”
“她，”科主任悲伤又严肃地说，“又在跟约翰尼·派尼克混。”
“淘气，淘气。”
那张白色的帆布床准备好了，米勒埃维奇小姐极其温柔地取下我的手表、戒指和发卡，开始脱我的衣服。我被脱光后，我的太阳穴那里涂了油，裹着床单，就像初雪一样纯洁。
接着，从房间的四个角和我后面的门那里，走上来五个假祭司，他们身穿白色手术服，戴着口罩，他们的毕生工作之一，就是把约翰尼·派尼克从宝座上拉下来。他们让我在帆布床上仰面躺直身体。电线做的王冠戴到了我的头上，我的舌头上滴了遗忘之水。那几个戴口罩的祭司各就各位，按住我的四肢：一个按住我左腿，一个按住我右腿，一个按住我右胳膊，一个按住我左胳膊。有一个在我的头后面，在铁盒子那里，我看不到。
从墙上他们所在的狭窄的壁龛里，那些追随者抗议地抬高了声音，开始虔诚地念诵起来：
“要爱的只是恐惧本身。
爱上恐惧是智慧的开始。
要爱的只是恐惧本身。
愿恐惧、恐惧、恐惧遍布世间。”
不管米勒埃维奇小姐还是科主任或者那些祭司，都无法让他们闭嘴。
信号发出来了。
机器背叛了他们。
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失去知觉时，约翰尼·派尼克出现在头顶天花板弧光的光晕中，我在荣耀的牙齿间颤抖得像是一片叶子。他的胡须是闪电，他的眼睛里有闪电。他的话语充满并照亮了整个宇宙。
空气因为他的有着蓝舌头和闪电光晕的天使而劈啪作响。
他的爱是从二十层楼上的一跳，喉咙处的绳索，扎在心上的一把刀子。
他没有忘掉自己的爱。
注释
[1]原文为Johnny Panic，是把“恐慌”（panic）拟人化。
[2]即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