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1)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不过，毛书所述较略，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则所述较为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工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

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1]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12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20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还说：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必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谓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切记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2]。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3]。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