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新论:当代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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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

西方社会在战后曾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时期。但196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渐露破绽,学生运动相继兴起,在知识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则有在价值信仰上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采取“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普遍心态。这使整个西方社会再度陷入经济滞胀、权威丧失和“道德破产”的境地,政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健全有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70年代以来,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继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一部分有影响的学者又拾起了主要是源自17、18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重建正当性。在政治学领域,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弗里德曼(M.Friedman)和布坎南(J.M.Buchanan)操刀入室,力求超越过度技术化的经济学,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眼光论证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价值。沿着这一路线,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经验理论的长足进展为满足,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统治(自由取向)而不是由谁统治(民主取向)这类价值规范的问题上。这同早期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边沁、康德、洛克以及美国联邦党人倾向于开明专制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达尔的多头统治、亨廷顿(S.P.Huntington)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中,皆可找到这一思潮的烙印。不过一般而言,由于几十年对可操作性的强调所形成的压倒优势,西方政治学领域对价值问题的认可仍只是处于复兴初期而已。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G.Sartori)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民主新论》。他自称花费十年心血撰成此书,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他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赞誉。达尔认为,“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另一位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A.Lijphart)则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

萨托利,1924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56-1976年任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转至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79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史维茨讲座教授。萨托利一方面深受欧洲政治学着重于历史解释这一传统的熏染,另一方面又长于英美的概念分析技巧。其主要著作有:《民主论》(1962)、《政党与政党制度》(1976)、《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分析》(1984)、《政治学要义》(1987)等。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一书被认为是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

就其政治倾向来说,萨托利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坚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待民主。他认为,西方民主在当代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重要者莫过于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因此他把本书称作一次“清理房间的工作”,其重点则放在对“民主理想的管理”问题上。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分析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的区别,二是分析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区别。为此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独裁、权威、权威主义、极权主义等等术语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是人对人的统治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能否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

对武器的批判要以对武器的了解为前提。本书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广征博引了大量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献,因此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西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且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一般状况。但是应当指出,作者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却把西方的价值标准视为超文化的标准,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对政体取得正当性方式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民主就像作者对多元社会的赞颂一样,从来就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也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作者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整齐划一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民主整齐划一为真正的民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相信读者能够加以批判分析。我们译出此书,仅供国内学者研究参考。

本书作者为确切表述一些概念的词源学意义,在行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盖因其含义在英语中无法表达,自然汉语就更难给出完全对应的译名了。我们在翻译时力求使其接近原义,个别情况则根据上下文语境稍作变通,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翻译由冯克利执笔序言至第8章及第15、16章,阎克文执笔第9-14章。由于水平所限,加之许多现代西方政治学术语尚无较为一致或尽如人意的译法,译文难免有谫陋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厘正。

199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