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联邦街的最初时光(2)
“黑鬼，你要收手了？”J.T.开始笑。
“不！我只是想要——”
“听着，哥们，我知道你必须要写篇学期论文——你要写什么？有关我的，对吧？”他哈哈地笑着，叼上了一只雪茄。
J.T.似乎渴望被关注。而我对于他，好像并不只是娱乐：我是可以认真对待他的人。是否要将我的研究建立于某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我还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弊端。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见面交谈的前景让我有些飘飘然了。“没错，”我说，“‘约翰·亨利·陶伦斯的生平和时代’。你意下如何？”
“不错，不错，”他停了一下，“好吧，滚出去，走吧。”
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伸出了手。我握住它，摇了摇，并向他点点头。
我向北前往湖泊区的短途步行，现在就要换成一个更长的旅程了。我通常乘公交车往返于罗伯特·泰勒之家。但是，由于迁居的缘故，J.T.说他必须要隐匿几个星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一下房屋管理计划，尤其是罗伯特·泰勒之家。
我了解到，芝加哥房屋管理部门在1958至1962年之间建造了这一住建区，并以该部门首位非裔美国人主席的名字命名。它的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有4400套公寓，居住了大约3万人。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移民大潮中，南部的贫穷黑人有许多都来到了芝加哥，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容纳他们的迫切需要。
在最初，这一计划区被寄予了相当大的期望，但是它很快就陷于困境。芝加哥的政客们将这一计划区四四方方地安置在了本就拥挤不堪的黑人区，以便为城里的白人社区节省空间——黑人行动主义者们对此愤怒不已。城市设计者抱怨说，28栋建筑只占据了这三千八百多亩土地的百分之七，却留下了一大片狭长的开阔地，以便将这一计划区与那些空间宽裕的社区隔离开来。建筑师们则声称，即使遵照了著名的法国城市规划原则，这些建筑也令人厌恶，而且实际上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执法部门认为罗伯特·泰勒过于危险，不适合巡逻。警方宣称，他们不愿意为街区提供保护，除非租户们能够遏制他们的犯罪行为——并且在警察出现的时候，不再投掷瓶子或朝窗外开枪。
在罗伯特·泰勒还没有那么破落的时候，报纸的头条就已经冠之以各种称号了：“刚果希尔顿”、“地穴”，以及“没有父亲的世界”。到了1970年代末期，情况就更加糟糕。此地许多拥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利用了民权运动的成果，搬进了芝加哥先前就已经被隔离开的区域里，而留下来的人们则毫无例外，一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令人震惊的是，罗伯特·泰勒居然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年人报告说，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社会福利：现金、食品券，以及医疗补助。到了1990年代，这一百分比也没有降低。当时，在这个区里只有两家社会服务中心，为将近两万名儿童提供服务。而建筑物已经开始破落，由此引发的电梯事故至少曾导致六人死亡。
在我刚到芝加哥的时候，也即八十年代末期，罗伯特·泰勒已经在习惯上被认作是芝加哥的“黑帮与毒品问题”的中心了。这是城市里的媒体、警察以及学术研究者们一直都在使用的词语。街头帮派——如黑暗之王——控制着城中这片最贫穷地区中的大部分。他们赚钱的手段不止是毒品交易，还包括敲诈勒索、赌博、卖淫、出售赃物，以及无数其他的法子。这是非法的资本主义，高速运转着，为各种帮派的大佬们网罗到少量的财富。在报刊的报道中，黑帮老大们常常坐拥数百万的财产。这可能一直都是夸大之词，不过确实也曾经有警察在搜捕帮派老大住宅时，当场起获过几十万的现金。
然而对于这一社区里的其他人，毒品与公共暴力这类非法经济的代价却并不那么诱人。这一威胁，再加上政府数十年的忽视，就在罗伯特·泰勒之家带来了成千上万生计艰难的家庭。这是一个“底层”城市街区的缩影：穷人生活艰辛，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不过，奇怪的是，关于美国“城中城”的报道极少，而对于帮派如何管理此类无计划蔓生的事业，或者诸如罗伯特·泰勒之类的街区如何与这些非法资本家打交道的报道，就更少了。我有幸遇到了J.T.这位愿意让我跟着他的内部人。我觉得我好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边缘，有可能真的会改变公众对它的理解，如果不仅是学界的话。
我想要引起威尔逊对J.T.的注意，但是不知该如何做。我一直在参与威尔逊的某些项目，但是这些都是大型的、基于调查的研究，要同时对数千人做社会调查。威尔逊的研究团队里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十几个泡在电脑上的研究生。他们努力要发现调查数据背后的范式，以求找出贫穷的原因。我不知道在他们之中，有谁曾走出门去与人交谈过——遑论与黑人区的帮派成员交谈了。尽管我知道，进入J.T.的生活也是社会学的工作，而且是跟社会学自身一样古老的工作，但我还是觉得我的行为离经叛道、荒诞离奇。
所以，当我与J.T.外出时，我极少告诉威尔逊和其他人我这一田野工作的细节。我想我最终还是要做一个关于J.T.的具体题目。我决定等到想法成熟之后，再去跟威尔逊讨论。
在会见克里几周以后，J.T.终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电召我到罗伯特·泰勒。他已经搬进了他妈妈的房子，一套位于大楼北部的四卧室公寓。J.T.通常会待在不同的街区，住在他为各个女友所租下的各个公寓里的某一处。但是现在，他要全天待在罗伯特·泰勒，以便让他的帮派稳固移植进这一新地盘。他让我从海德公园乘车到55号大街，再转到州街。他派的几个帮派成员会在那里的车站接我。我自己在那里步行不安全。
J.T.的三个马仔在一辆锈迹斑斑的雪佛兰随想曲里等我。他们年轻而又冷酷，对我一言不发。作为帮派的低级成员，他们要花大量时间为J.T.跑腿。有一次，J.T.喝得有点多，并且因为我正在写作他的生平而兴奋起来，就建议派一个他的帮派成员作为我的私人司机。我拒绝了。
我们开上了州街，驶过了一长片罗伯特·泰勒的高楼，并且停在了楼群中间的一个小公园里。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阳光明媚，清爽的湖风掠过。芝加哥人都知道，一旦酷热的夏季来临，这种天气就会远去。大约有50个年龄各异的人正在烧烤露餐。在露餐桌上系着五彩缤纷的气球，上面印着：生日快乐，克拉。J.T.坐在一张桌子旁，身边围绕着家庭成员，还有许多小孩子，都在玩耍、吃东西，做出各种快乐的喧闹声。
“看看谁来了！”J.T.喊了起来，“教授，欢迎回来！”
他的手上沾满了烤肉酱，所以他只是点点头，然后把我介绍给桌上的每一个人。我跟他的女朋友问好。我知道她叫咪西，他们的儿子叫贾马尔。
“这就是你一直跟我说的那个年轻人？”一位老妇人说着，把她的胳膊搭到了我肩上。
“是的，妈妈，”J.T.在吃肉的间隙说，他的声音就像一个小男孩那么温顺。
“好吧，教授先生，我是J.T.的妈妈。”
“人们叫他梅女士，”J.T.说。
“没错，”她说，“你也可以这么叫我。”她带我到了另外一张桌子，为我拿了一大盘食物。我告诉她我不吃肉，所以她就为我盛满了意大利面、三明治和芝士，还有玉米饼。
我们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孩子们一直在玩耍。我则大多在跟J.T.的妈妈聊天，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她理解我的兴趣所在，所以就开始聊起在一个公租房养家糊口的艰难。她指着野餐会上不同的人，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过生日的女孩克拉，只有一岁，她的父母都因为贩卖毒品而入狱。她家所在大楼里的成人们决定共同抚养这个孩子。这意味着要把她藏起来，躲过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因为后者会把她送进看护院。各个家庭轮流照看克拉，只要听到社会工作者在附近探寻的风声，他们就会把她转移到另外一家。梅女士说起十几岁的女孩不应该过早生育，说起在暴力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孩子们的悲剧、教育的价值，以及她坚持要J.T.上大学。
J.T.过来跟我说，在下午晚些时候，黑暗之王会举办一个大型派对。他的帮派赢得了南区篮球联赛，大家要去庆祝一下。他带着我走向他的大楼。我再次问题满腹：他妈妈怎么看待他所选择的生活？她对此了解多少？罗伯特·泰勒的一般居民如何看待他的帮派？
不过我最终只问了一个温顺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要参加晚上的派对？你说的可是帮派比赛。”
“看，在这个地方，每一栋楼都有一个组织，”他说。
“组织。”我知道，这是帮派成员偶尔用来指称帮派的一个词；其他的词还包括“派”以及“家族”。
“我们不只是互相打斗。我们有篮球联赛，棒球联赛，扑克比赛。有时候只是组织里的人在玩，但有时候我们会在楼里找到最佳人选——比如说，我们有时会叫上丹瑞尔，他曾给威斯康星打过球，但是他不在组织里。所以这是一栋楼的事情。”
“所以在你楼里的人们实际上支持你？”我想要知道非帮派成员是如何看待黑暗之王的。
“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搞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恨我们。你只需要明白，这是一件社区的事儿。”
他没有开玩笑。派对在三座楼环绕的一个庭院里举行，有几百个人来吃东西、喝啤酒，并且投身到DJ播放的音乐中。他们都向J.T.致意，祝贺他赢得了这次联赛。
J.T.解释说，失败帮派的老大们前来拜访是一种礼节。“那些会向我们开枪的家伙们不会靠近，”他说，“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一些与你没有冲突，而只有竞争关系的组织。”他告诉我，许多帮派的高层都愿意和平互动，因为他们经常要一起做生意——而十几岁的孩子们或“下属们”则不同，他说，“他们大多只会在高中校园或者在集会上，彼此打得屁滚尿流”。
J.T.并没有把我介绍给太多来访的人，而我也不喜欢被认出来。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直到被啤酒灌得昏昏欲睡。到了傍晚，派对结束了。J.T.让一个他的“下属”开车把我送回家。
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设法说服J.T.，我不需要他的保镖在车站等我。如果天气允许，我甚至会步行前往，以便趁机观察一下环绕着罗伯特·泰勒的那些街区。那都是些穷人区，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危险，即便是在毁坏的房屋和废弃的空地之中。
我总是会在靠近罗伯特·泰勒的时候感到紧张，尤其是如果J.T.不在那里等着我。但是到目前为止，驻守在前沿的帮派成员都认识我了。所以他们不会搜查我——他们经常这么对待陌生人，甚至连救护车司机与维修工都不例外，而是会让我直接上到十楼，前往梅女士的公寓。她会给我一盘吃的，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
我意识到，梅女士一定会在我等待J.T.的时候招待我。我当时还认为，她无法养活另外一张嘴，所以我就试图为我的食物而给她一点钱。“年轻人，再不许这么做了，”她叱责着把钱推还给我，并且说，“我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人吧！我们或许贫穷，但是如果你来到这里，那么就不要可怜我们，也不要宽恕我们，还有，不要用比对待你自己更低的标准来对待我们！”
年近六十的梅女士体格魁伟，只要不去教堂，她就总是会系着围裙。她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忙着家务。今天的围裙是绚丽的黄色和粉色，上面印着“梅女士”和“上帝保佑”的字样。她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表情热烈而又动人。她说，“你知道吗？我是背着衣服来到这里的。我来自阿肯色州。妈妈说那里不会有我的生活。她说，‘去芝加哥找你的姑妈吧！找一个男人和一份工作，不要回来。’我就再没回去。我在芝加哥生了六个孩子。从不回头。”
她说话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努力跟上她所讲的故事，也努力吃掉她不断堆到我盘子上的食物。
“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你明白？不是计划区——我恨那个词。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我们时常需要帮助，但是谁不需要？每个在这栋楼里的人都会尽量帮忙。我们分享食物，就像我对你做的一样。我儿子说你正在写作他的生平故事——那你可得写一下这个社区，写一下我们是如何互助的。当我去你家的时候，你也要跟我共享一切。要是我饿了，你就要为我做饭。但是当你在这里，你就是在我的家，在我的社区，我们就要照顾你。”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她的热情和她对社区的看法当然挑战了我以往关于罗伯特·泰勒的阅读经验。梅女士跟我说话，就好像是在教一个儿童生活，而不是给那些科学问题一个学术性的回答。事实上，我与这个家庭共度的时光越来越不像研究。人们对我一无所知，却仍然愿意把我带进他们的世界，毫无保留地与我交谈，并且递给我原本是留给他们自己孩子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