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世界政府会出现吗
你是否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投票选举世界总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政府是否真的会出现？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所持的意见各不相同，但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政府是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必然会出现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政府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太过于迷信世界政府，应该跳出世界政府的束缚，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寻求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
认为世界政府必然会出现的观点，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现存的各种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它们所承担的正是世界政府的部分职能，因此它们的许多成功经验已经为世界政府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世界政府的组织机构只需在这些世界性组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良和创新就可以轻松地组建起来。此外，他们认为联合国在面对诸如战争、经济、资源及环境生态等方面的矛盾及争端时，总是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把联合国的宝贵经验进行科学整合，重组装配，使其“进化”为世界政府，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说，跨国公司因为其经营活动的全球性迫切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化问题之所以会越来越热，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想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世界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可以减少贸易壁垒，扩大贸易交流，还可以防范金融风险，让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告别国家小农主义；世界政府成立后所实行的全球性互通有无，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健全社会分工，消除地区垄断，逐渐统一全球的货币。所有这些都是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最需要的部分，因此那些数量庞大的跨国公司必然会竭力促成世界政府的成立。
再次，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人类不仅面临着环境恶化、生态被严重破坏等全球性的自然灾害，还遭受着战争和经济危机等全球性的人类危机。由于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大，所以仅仅凭借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不足以解决这些危机的。因此，要想解决与缓和这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建立世界政府成为必然的选择。
最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运用越来越普及，交通也空前发达，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万里以外发生的事情，这为世界政府的管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从以上几个因素来看，成立世界政府不仅具备必要的条件，也有实行的可能性。但那些认为世界政府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的人，却对这些条件提出了他们的质疑。
首先，他们批驳世界政府的倡导者没有创新性。他们认为，世界政府的倡导者在描绘世界政府的蓝图时，大多都以联合国作为其参考标准，有的甚至干脆把联合国看做世界政府的雏形，世界政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改良版的联合国。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政府的成立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外，既然联合国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来就不明显，世界政府的倡导者又怎么能够肯定他会比联合国好呢？其实联合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于众多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没有把权力交给联合国。对于那些较弱小的国家来说，他们的担忧是如果自己把权利和义务都托付给世界政府后，结果却没有得到后者的保护怎么办？对于那些强国来说，他们所顾虑的是自身是不是能忍受世界政府的束缚。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让出主权而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毫无保障的组织手中。所以，世界政府的结局可想而知。
其次，世界政府的倡导者认为，目前已经存在的各种世界性组织是世界政府成立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组织在全球事务上所发挥的功能很健全，世人对他们的服务也很满意，又怎么会再多此一举组建一个世界政府呢？
再次，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如果世界政府要完成倡导者所期盼的那些功能，必须拥有较大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从哪里来呢，必然是通过强强联合。如此一来，必然会形成弱肉强食的局面，最终的胜者仍然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并且他们的权力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拥有正当的权力去干涉那些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事务。如此一来，众多弱小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将由谁来保障？也许有人会说，到那时就不会有民族和国家了，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国家组成形式，要消除一个人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一种观点属于中间派，他们既不反对建立世界政府，也不支持建立世界政府，他们建议走第三条道路，即全球治理。他们认为，将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只有世界政府这一条路可以走，人们通过全球治理，以一种和平、协商的态度同样可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全球治理要求人们转变思路，实现由“统治”到“治理”的跨越。尽管全球治理也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论，但与世界政府的强制性不同，它所强调的是各权力通过遵守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化管理等原则，实现共同管理。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将超越现有的主体，他不仅包括传统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甚至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层级。
总的来说，这三种观点各有所长，我们既不能妄下断言说世界政府真的会出现，也不能断然否定成立世界政府的设想。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千万不要把世界政府看做救世主，认为它能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一切问题。
西方国家：从政党逻辑到现代化同盟
政党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它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最重要、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政治主体，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到政党的影子。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政治又被称为政党政治。
从积极层面来说，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种手段，在动员、组织和指导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同时它也是一座沟通民众和政府的桥梁，是人民控制政府的一个延伸。此外，它在缓和与协调社会矛盾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政党民众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把这种“公意”上升为立法。于是，有人把政党称为“民主的必需品”, “是整个政府体制的基础”。
然而，随着政党政治的日趋成熟，它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各政党在选举的时候往往向选民做出许多承诺，但是一旦上台执政，就翻脸不认人，并不会全都予以兑现。于是，民众逐渐厌倦了这种政治把戏，政治参与率逐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次，各政党之间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攻讦，大大损害了政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影响力逐渐被削弱。再次，政党在上台执政之后经常发生腐败事件，大大减低了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代表民众意愿的同盟组织开始出现。这些同盟组织一般发端于某种社会运动，经过各种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举办各种活动积累人气，逐渐上升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绿党就是最近几年由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绿党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这段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于是，以保护环境为主的各种群众性的生态组织和公民团体在西欧、北美和澳洲各国纷纷涌现。这些群众组织通过请愿、游行、示威等形式向政府有关部门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护环境。随着生态运动规模的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想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进入到主流政治圈中去，于是参与议会选举成为各个国家生态运动者的目标。但是，光靠保护环境这一口号并不能赢得选民的心，于是他们通过吸收新社会运动所倡导的一些激进价值观念和社会改造方式，逐渐形成一个以保护环境、扩大民主、维护人类和平为主要目标的政党。
绿党虽然也称为党，但它和传统的政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绿党实行基层授权制，它的一切领导机构都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决策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其次，绿党实行一套非常民主的领导方式，党内任何领导人的任期都不能超过两届，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和议员。再次，为了保证绝对的民主，绿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制。如德国绿党规定，联邦和州级执行委员会、议会党团都不设主席一职，而是各设3个发言人，3人地位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最后，为了防止党的干部变质，绿党的各级工作者都是业余兼职，而非职业政治家，他们除了党内职务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绿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他更倾向于一种现代化的同盟组织。
除了绿党以外，一些行业公会或联盟也逐渐向政党转变。和绿党一样，他们也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到政治中，但他们和传统的政党并不一样。如香港的工会联合会、职工会联盟；意大利的“橄榄枝”联盟、荷兰的“威姆·科克”现代化同盟等。
绿党以及各种同盟性质的政党的出现，打破了西欧中左和中右两大政党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在各种同盟组织出现之后，选民的选择范围扩大了，其忠诚度也随之降低。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信仰和政治倾向，甚至是某种兴趣来选择投票给某个政党，因此人们不再持久地给予某种世界观或者特定政党肯定的一票。这种现象对于传统政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那些口号新颖的新兴政党往往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些政党性质的同盟在总体实力上虽然仍然不能同传统政党相比，却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民众的选票，使得西欧政坛很难再出现以往那种一党独大或两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执政党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和其他政党联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实行“同盟政治”，即由几个政治理念相同的党联合起来共同上台执政。
总的来说，政党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原有的政党逻辑将逐渐被淘汰，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同盟正在形成。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同盟政治”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机构，而联合执政将成为各国政坛比较普遍的一种趋势。
社会福利国家的前途暗淡
社会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各国在战后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产物。它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涵盖了公民从出生到死亡这整个过程，因此人们将其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国家的运行机制主要是通过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分配领域减缓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以此来矫正市场机制在分配方面的缺陷，为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帮助。福利国家的建设在欧洲发达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较典型的有瑞典、德国、英国、法国等。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光环在日益减弱，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福利国家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者。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政府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投资。但在福利国家，税收是国家开展各项公共事业的基础，税收的减少，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通过借债和削减福利来应对财政危机。这样一来，政府的债务就越来越多了。值得庆幸的是，自二战以来，全球已经爆发过好多次经济危机，西欧福利国家通过削减税收的办法都安然的渡过了难关。但是，当福利国家面对2008年爆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时，却显得有点束手无策，因为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投资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结果导致了政府的债务危机。在欧洲，首先引爆政府债务危机的是希腊，人们一开始还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但紧随希腊之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借贷危机。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的老龄化和福利的泛化则可能使这一债务进一步加剧。由此看来，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并不只是一两个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福利国家的通病。此次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为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
经济全球化是福利国家要面对的又一个强大挑战者。我们知道，“福利国家”实行的是高税收、高福利、高工资的运行模式。在这种运营模式中，企业不仅要向国家缴纳巨额的税款，还要向员工发放很高的工资，因此它的负担是最大的。国家为了保障企业的利益，就会制定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企业。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各国政府已经无法再依靠保护性的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企业，于是企业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所奋斗。他们先是要求国家降低税收，但税收作为福利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是不可能大幅度缩减的，于是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投资方向，把资金投放到那些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众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大量转移，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的大量外流，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社会失业福利方面的开支也随之加大，随着支出的加大，政府又会实行新一轮的增税政策，于是企业又会实行新一轮的资本外逃。如此循环往复，情况也在不断恶化。
保守势力重新上台执政也将成为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又一挑战。大多数的保守政党通常都倾向于自由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强调市场机制自身的调控功能。在西欧众多的社会福利国家中，往往都是偏左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在大力推行各种福利措施，一旦这些政党下台，他们所实行的福利政策通常会被废除或削减。目前，在社会福利国家较发达的欧洲，偏右的保守势力正迅速崛起。20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败给了默克尔领导的右翼联盟党；2007年，法国右翼政党的代言人萨科齐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胜出，延续了右翼人民运动联盟的执政地位。2010年，英国保守党击败工党成为执政党，则更加凸显了这一趋势。目前在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已有10多国的保守派政党相继执政。保守派政党相继上台执政向我们透露出以下几个信息：首先，福利国家不能再走原来的老路了，必须进行改革。其次，福利国家不再是得到民众热情追捧的宠儿了。因为保守派政党提出的竞选口号似乎更为诱人，他们的主张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宣扬民族主义和本民族利益至上；一些极端右翼分子甚至主张退出欧盟。例如，法国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勒庞就公开说，如果他当选法国总统，力图在100天内退出欧盟。在对外政策方面，保守派政党大都反对美国化、反对全球化，呼吁保护传统，免受外来干扰。于是民众开始集体怀旧，因为他们目前最痛恨的不是资本家，而是那些抢了他们饭碗的第三世界。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德国和法国的保守派领导上台之后，开始对国家福利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欧美民众所期盼的美好昨天再也回不去了。最后，福利国家所实行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将重新返回历史舞台。
从目前来看，福利国家的发展前途不太乐观，欧洲各国纷纷开始削减福利，以此来度过危机。德国政府将于下月决定削减至少37.5亿美元预算，默克尔政府首次暗示，在减少的预算中，失业补助将是主要的削减对象。而新上台的英国政府也公布了预算削减的计划，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开支。法国政府则忙于筹划提高退休年龄，以此来缓解人力资源的不足以及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上的投入。在西班牙，从下个月开始，公务员薪酬开支将被削减数十亿美元，不仅取消了对每个新生儿的高达3000多美元的补助，还打算把男性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总而言之，社会福利国家的前景并不乐观，不仅要应对诸多的外部挑战，还要抵制内部的瓦解，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虚幻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
东方成为国际政治新亮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多极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古老的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中国作为东方大地上人口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经历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综合实力正在不断上升，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崛起在短时间内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超多强”或“单极——多极”的结构，但是，中国的崛起使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兴强国，不仅增加了“多强”的数量，而且也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的转折点。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全方位的加入到了国际事务之中，并逐渐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之中。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经具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中国将成为全球治理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东方的经济强国，争做政治大国一直是日本的发展目标。在军事方面，日本一方面继续保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开始筹备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2003年，日本应美国的请求，通过了《支持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于年底向伊拉克派兵，开始参与到国际事务中。2005年5月，日本联合德国、巴西和印度共同发起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增加包括以上4国在内的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份草案虽然由于中国等国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但日本政府官员表示，他们继续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由此可见，日本希望参与国际政治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当代巨型国家之一，在国际政坛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一直是印度政治发展的目标。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更，印度抓住机遇，以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政坛迅速崛起。在经济上，印度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在军事和准军事高技术方面，印度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准备。印度不仅维持着排名世界第三的现役部队兵员数量，而且作为事实上的核武器拥有国，印度正继续大力推进战略核力量建设。2009年7月印度第一艘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下水，印度的军力正迅速提高。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后盾，极大地增强了印度的自信心。2005年，印度和日本、德国、巴西一起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目的就是想借助联合国，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2007年，韩国人潘基文当选为新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这对于在国际政坛上一直默默无闻的韩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韩国作为一个小国，虽然经济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却一直毫无作为。潘基文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虽然未必能迅速提高韩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但却使韩国人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目前韩国正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以增强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
综合来看，随着东方各国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到国际政治中，东方各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虽然正逐步提升，但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这种矛盾在日本和印度的入常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分说明了中国目前还不允许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中国之所以强烈反对日本入常，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仍然不能正视自己在二战中的罪行，此外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也是中国强烈反对日本入常的一个原因。但是，对于同时申请入常的印度，中国却表示了大力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还是希望亚洲各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共同抵制西方国家的强权。随着亚洲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正把其注意力转移到东方。所以，东方各国要想在国际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美国势力的渗入。总之，东方各国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单枪匹马是不行的。
非洲在政治领域的崛起
自从15世纪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大陆之后，非洲基本上就成为了贫穷和战乱的代名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基本听不见来自非洲的声音。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非洲联盟”的成立，非洲作为一股新兴的势力正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
非洲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实现政治独立的洲，他的民主化进程可谓充满曲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非洲只有北非的埃及、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的利比里亚这三个国家仍然保持着独立，其他国家全部都沦为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殖民地。20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席卷非洲，非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先后实现了国家的独立。1980年津巴布韦的独立，标志着非洲大陆非殖民化进程的最终完成。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绝大多数采取民主共和制，实行总统制或总统内阁制，其中摩洛哥、斯威士兰和莱索托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还有少数国家则是军事政府或介于不同政体之间的政府。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非洲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民主政治开始在非洲推广开来。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多党民主制，在冷战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些非洲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实行民主共和制。虽然在短时期内，民主政治并没有为非洲带来繁荣，但是随着民主制的逐渐推行，非洲国家逐渐实行改革，国家的管理逐渐实现科学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影响非洲政治未来的组织“非洲联盟”于2002年正式成立。非洲联盟的成立源于非洲政治家提出的“非洲问题应该由非洲人自己解决”的观点，其前身是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成立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介入非洲各地区的冲突之中。2004年5月非盟的下属机构“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立。该组织成立后，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科特迪瓦、苏丹南北和达尔富尔冲突、刚果（金）局势以及索马里和多哥等热点问题。2005年3月，“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组建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非洲常备维和部队，以应对非洲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为保障非洲集体安全迈出了重要一步。2006年1月16日至24日，第六届非盟首脑会议在苏丹首府喀土穆召开，东道主苏丹由于人权记录不良而被取消了非盟主席国的资格。这个决议标志着拥有53个成员国的非盟从单纯的“兄弟伙”向高级的组织治理过渡，而这样的转变对非洲的实质进步意义非凡。因为非盟要想摆脱自己在全球事务中毫无发言权的状况，就必须加强对成员国的治理，不能包庇纵容不良成员国，要尽快实现从帮派的“大哥”形象到负责任的超国家“政府”角色的过渡。也只有这样，非洲一体化进程才会真正取得进展，非洲的崛起才有可能。
在国际舞台上，非洲国家展开了全方位的自主外交活动，把自主、自尊和平等作为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的新原则，向世界证明非洲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在伊拉克战争、反恐、人权等问题上，非洲国家都能保持团结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2004年11月，以南非为首的非洲诸国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上提出不采取行动议案，以此来抵制西方国家攻击津巴布韦、苏丹等国的人权状况。同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因美国的指责而陷入困境，53个非洲国家通过发出联名信的形式，表示了对安南的坚定支持。
在联合国改革上，非洲国家高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非洲在国际政治上的话语权得到了充分体现。2005年7月，非盟第五次首脑会议在利比亚的锡尔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锡尔特宣言》，全面阐述了非洲国家对联合国改革的基本立场。宣言指出，非洲作为世界上面积和人口的第二大洲，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相应的决策权和发言权。目前在安理会的“五常”中，唯有非洲大陆没有自己的代表，这是不合理的。此外，安理会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其在冷战后所关注的也主要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因此非洲国家更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且，非洲成员国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27.7%，如果没有非洲国家的支持，任何实质性的联合国或安理会的改革都是难以实现的。虽然非洲国家的提议最终没有通过，但却充分显示了非洲国家希望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心态。
除了在联合国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外，非洲各国也纷纷加强了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联系。2005年3月，“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三边委员会召开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时隔不久，在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号召下，亚非双方又于4月召开了“第二次亚非会议”。会议通过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宣布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NAASP），双方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今后亚非各国外长将每两年会晤一次，国家元首则每四年会晤一次，以此来确保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制度化。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顺利举办，非洲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他向世人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非洲，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南非也重新认识了整个非洲大陆。正如世界杯主题曲所唱的那样，现在是非洲时刻，一个开放发展中的非洲正在崛起。
拉美左派的兴起
拉美国家长久以来都被视为美国的后院，所以拉美各国在独立后大多走的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没有给拉美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加剧了拉美社会的贫富分化。此外，美国借助其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迫使拉美各国无限的对其开放市场，从而导致美国越发富足，而拉美越发贫穷。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尖锐成为拉美各国的通病。
拉美国家左派的兴起正是拉美民众在面对上述困境时作出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各国就开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然而这种经济策在推行了将近20年后，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大大阻碍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发展。从1998年到2003年的六年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地区，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失去的6年”。此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失去人心，人们开始反思，于是否定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思潮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
拉美各国传统政党的严重腐败，也是促使人们选择左派政党上台执政的关键原因。据2004年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对政治生活影响程度》的调查数据显示，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高居榜首，腐败影响力达70%以上；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墨西哥5个国家为51%～70%，他们腐败的原因主要是政党筹资不明、普遍贿选等。拉美国家的民众对于传统政党或当权者的贪污腐败做出了反应，他们或是举行示威抗议，或是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左派政党候选人，以此表达对传统政党的愤怒和失去信心。于是，拉美一些左派政党或左派组织在选举中纷纷击败传统政党，成为拉美民主政治中的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拉美左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拉美左派的支持者比较分散，包括工会、农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以及知识阶层、小资产者、自由职业者等。他们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主要受害者，因而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愿望非常迫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支持左派政党的目的是改变现状，当左派上台执政后情况如果没有好转，他们的支持率也会随之降低，这对左派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走议会道路成为当前拉美左派的主要斗争方式。他们在议会中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提出与现政权有区别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吸引民众的支持，进而通过大选成为执政党。较具代表的有委内瑞拉和巴西。委内瑞拉左派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的总统候选人乌戈·查韦斯，在1998年12月的大选中一举击败在委内瑞拉长期轮流执政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开始执掌国家大权。巴西中左派政党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在2002年10月的大选中击败巴西民主运动党、工党、自由阵线党等传统政党的候选人，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掌握了国家政权。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左派力量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比较突出，这将会大大削弱左翼的力量。例如，巴西劳工党内部对卢拉执政后奉行的经济改革持有不同意见，一些党员就选择退出劳工党，另建新党。
再次，与传统左派不同，当前的左派政党大多偏向于淡化意识形态，他们不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更加倾向于宣扬社会民主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同时，拉美左派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并且注意树立亲民的形象，以此来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从整体上看，目前的拉美左派政党正在向中间立场靠拢，有人将此称作左派政党的“中左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拉美左派政党大多缺乏治理国家的明确目标和纲领，所以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还不太稳定，经常出现动荡。
从拉美左派兴起的背景及特点来看，当代拉美左派摆脱了传统左派思想和理论的束缚，更加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和立场。他们从拉美地区和国家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在坚持社会公正和公平、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手段实现奋斗目标。在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代，拉美各国意识到他们也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他们也认识到，目前的全球化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的发展。所以，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拉美左派主张，拉美国家应该具有自我保护意识，趋利避害，根据本国国情，寻求一条具有拉美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拉美左派应该加强联系和合作，共同致力于创造一个对自身发展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的来说，一股左派风潮正席卷拉美，越来越多的拉美左派政党通过合法选举成为执政党。这些左派上台执政之后能否帮助拉美各国走出经济困境，能否寻找一条具有拉美特色的发展之路是拉美未来政治发展中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认同性政治的新时代
认同性政治，是指人们对于个体身份的认同与相关的政治理念的有机联系。这种个人身份认同受到种族、性别、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认同性政治最早起源于60年代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它们的目标是摆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无形的控制，是为黑人争取和白人同等的权利，为女人争取和男人同等的权利。到70年代，这些“运动”分裂为包括女权主义、黑人解放、男女同性恋、和平与环境组织等“新社会运动”，各个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80年代后，“新社会运动”偃旗息鼓，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关注文化和个人身份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也变得更加温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认同性政治又有了新的变化：对于文化的全球化，人们通过竭力抗争来保护和提升民族的认同性；对于那些被迫接受的现代化的国家，个人和群体就从宗教、族群和地域等方面来构建认同性，以反对以往的国民认同性；对于集体认同性，其他的个体就试图打造其自身的认同性。
在美国，新的认同性政治表现在个体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社会身份认同的背离。我们知道，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所以人们通常都会拥有多重身份，当需要他们在政治上作出选择的时候，选择哪一种身份就变得很困难。如人们在选2008年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时就出现了这种困难。因为民主党内的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属于社会的少数，一个代表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群，另一个代表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女性群体。按常理来说，处于认同考虑，美国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就会选择奥巴马，而女性群体则选择希拉里。但由于现在人们具有了多重身份，所以少数族群和女性群体并不能决定他的选票走向。
某个非裔篮球明星就决定支持希拉里，于是他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你为什么不支持同是非裔的奥巴马？”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们对于认同政治的普遍理解，即你是非裔，奥巴马也是非裔，所以你“必须”支持“同族”里的候选人。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球星在选择时显然没有把种族认同作为他在政治选择上的基础。而另外一个人虽然出于种族上的考虑投了奥巴马一票，但仍然受到人们的指责。这个人就是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
欧普拉作为一名非裔女性，她决定支持奥巴马，虽然做到了“忠于族群”，却遭到女性群体的指责。有大批支持希拉里的女性观众在欧普拉的网站上，对她发起攻击，说她长久受女性观众支持，却在关键时刻背叛女性，不支持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欧普拉遭到的攻击还不只是来自女性群体，他还遭到民主人士的指责，认为他支持奥巴马是玩种族牌。欧普拉之所以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主要是她拥有多重身份，她既是一个非裔，又是一个女性，还是一个民主人士，所以当她在政治上作出选择的时候，就面临选择着抉择的困难，因为无论她选择哪一方都会遭到其他她所属的另一种身份的群体的指责。
在欧洲，认同性政治的新变化表现在由于影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认同因素变得多样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常常出现不一致。这种变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那些唱着国际歌的工人游行队伍，却打着反对欧盟的标语。当然，反对欧盟的也并不是只有那些唱着国际歌的工人，还有那些希望保护本民族文化，希望保持自身的生活方式的人。在这里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政治行动是无关的，更重要的是保护他们自身的认同性。如对挪威渔民来说，加入欧洲联盟不仅意味着他们赖以谋生的渔业将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意味着他们作为渔民的传统生存方式将难以维持。虽然政府会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他们的生活也许会过得比现在好，但他们看重的不是“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方式”，这种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加入欧盟。而对于那些有自己明显文化认同的、或在过去时代曾地位显赫的省份、州邦，如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加，德国的巴伐利亚等来说，他们之所以反对欧盟是因为不甘心在同一个欧洲联邦之中地位下移一层，屈居于一些在人口、面积、历史上的地位等等都不及它们的国家之下。因此，欧洲要想实现统一，建立一种新的认同来取代这些诸如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同将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以上两种变化之外，一种以宗教信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新形式的认同性政治正在形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进行迁移的频率也加快，从而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流动。这些移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很难迅速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但宗教认同性却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现成、安全的社交网，帮助他们迅速融入到社会中，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基于宗教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在穆斯林信徒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但应该警惕的是，这种以宗教认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治认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且比较稳固，所以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总的来说，种族和阶级这些因素对于认同性政治的影响正在减弱，人们争取自身价值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温和。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认同本身没有特定的标准，所以会出现各种形势的政治诉求，给人们的身份认同带来混乱。
地缘政治新格局
“地缘政治”兴起于20世纪，是指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随着地缘政治学说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时都把地缘政治因素作为重要依据。进入21世纪之后，受苏联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传统地缘政治正逐渐瓦解，一个以美国强权为主导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形成。
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末最大的一个政治事件，不仅终结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争霸，也使得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在世界的地缘政治地图上留下了三条弧状的危机多发地带。
第一条是从波罗的海、中欧到巴尔干的“破碎地带”。这一地带不仅民族成分错综复杂，而且宗教成分也很复杂，各种教派林立，因此，相邻的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民族矛盾和边界争端，素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在冷战时期，这些矛盾被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大矛盾所掩盖，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矛盾开始重现。依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这条冲突带上虽然牵涉到俄罗斯、西欧和美国等多重利益。但是，由于美国加强了北约的东扩，迅速将自己的实力填补了苏联势力撤退后的空白，西欧和俄罗斯对于美国的扩展也无能为力，所以这一地区虽然仍然会有地区性的争端，但不会成为未来地缘政治的核心区。
第二条是从近东开始，经过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的伊斯兰教“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带处于欧亚大陆的交接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能源优势也不容小觑，再加上民族、宗教等矛盾冲突不断，这一地区正在成为国际局势动乱中的新“震源”。从能源方面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都把能源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心，美国凭借着其超强的国力，已经在该地区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第三条是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最后到达南亚次大陆的地带。在这一地带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的统一问题、朝鲜的核危机等问题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朝鲜核危机是最近几年最热门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朝鲜核问题关系着美国、韩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众多国家的利益，朝鲜核问题将成为未来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重点。中国的台湾问题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目前双方实现统一也是困难重重。而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不仅是国家之间的问题，这其中还包含了宗教、种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解决不好，将会成为全球危机的重大策源地之一。
这三条冲突带涵盖了世界人口的1/3左右，不仅是人类居住最密集的地带也是自然资源蕴藏非常丰富的地带。这三条冲突带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形态，即因为民族和宗教造成的地区性冲突；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影响地缘政治的新的因素，即上面提到的能源、恐怖主义、核问题等，这些因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共同形成了地缘政治的新格局。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各国在贸易、资金、信息网络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国际冲突不再局限于两个强国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利益相关的主流国家与少数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美国在冷战后发动的一系列海外战争，其所针对的对象都是一些原来被苏联控制的战略要地和资源丰富的地区。如他出兵巴尔干的目的是抢占欧洲军事要地，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的则是掠夺这些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
其次，各种世界性或地域性的组织纷纷成立，他们的宗旨是帮助那些已经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管理经济事务，主要的国际组织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发展中逐步加强了在政治方面的权力，对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欧盟在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取消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但随着经济的逐步统一，欧盟开始追求政治上的统一，以此来加强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实力。
最后，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下，亚太地区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亚太地区的地缘重要性逐步上升，主要得益于地缘经济地位上升，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整个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关于“太平洋世纪”、“亚太世纪”的预言更凸显了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有人甚至预言，美中关系的演变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发展的核心。此外，朝鲜核问题也是促使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不断升温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合看来，全球化浪潮正把世界划分为进入全球化轨道之内的国家和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的国家两个部分。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来说，经济因素将成为影响地缘政治的重要方面，能源将成为他们开展地缘政治的核心内容。对于那些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的国家来说，他们在地缘政治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既要应对原有的由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纠纷引发的冲突，还要面对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国家在能源和资源上的掠夺，恐怖袭击往往成为他们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
国家主义迈向全球主义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构建起来的。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一个有主权权威的新兴国家以取代封建王朝，始终是最基本也是最具号召力的目标。正是这种建立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使得国家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主义强调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国家不仅担负着管理人们的社会生活，整合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职责，还担负着维系正常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国家具有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等特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向世界的扩张和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形成与日益强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国家的自主性受到削弱。在经济方面，由于受到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全球贸易以及全球问题的制约，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发展战略与目标的实施方面难以做到完全自主。在政治方面，国际干预的力度空前加强，人权、民族主义乃至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现实可能性。在文化方面，文化自主权面临“文化霸权”的挤压。国际传媒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因特网的开通是文化自主权受到挑战的最新体现与证明。
其次是自助性被弱化。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毒品泛滥、艾滋病肆虐等全球问题，凭借单个的政府是不能解决的。因此，各个国家必须摆脱自助性而走向对话与合作，否则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生存利益）无法保障时，各国的国家利益将变得毫无意义。这些关系人类整体命运的问题在一个强调自助性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再次是自足性被超越。工业社会虽然打破了农业社会的自足性，实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但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足性，并以国家为轴心，进行各种社会活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个国家要想在物质上实现完全的自足变得越来越困难，它必须从国际社会中寻找市场、资金、技术，否则就失去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总而言之，随着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封闭式社会的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逐渐被打破，一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思潮正在兴起，这就是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全球主义并不是到了国家主义衰落之后才产生的，它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这一时期的全球主义主要以自然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强调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了近代之后，出现了卢梭的“邦联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他们提出这些理论的基础都是为了消灭战争，以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进入20世纪后，出于建立世界和平的考虑，全球主义再次被提了出来。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他以“自由”、“自决”、“民主”为旗帜，向人们勾画了一幅世界和平的蓝图。威尔逊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求得国际安全，必须制定高于国内法的国际法，并建立确保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国际组织。虽然国联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以失败告终，但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以及威尔逊主义中浸透的全球主义精神，却对后来的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全球主义之所以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全球主义存在的现实性，所以他通常被看做是一种理想主义。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生产力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全球主义有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在现代化的电话、广播、轮船、火车、飞机等通讯和运输手段的带动下，人们沟通变得毫无障碍；而网络技术的发明，则使人类的交往实现了世界化、自由化，真正的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人类的联系变得也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论、新自由主义、生态政治论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依据相互依存论的观点，由于沟通的便利，世界正在变小，地球村的出现，使得国家在取得人类福利和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国际组织的作用却越来越大。新自由主义在相互依存论的基础上，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交流正在逐渐减弱，而那些全球性的超政府组织的作用正逐渐凸显。至于生态政治论，则更明确地指出：“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一种新的“星球意识”随之产生，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全球主义逐渐发展起来。
就目前来说，全球主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各种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先后建立起来，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世界主义要想真正取代国家主义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建国较晚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对主权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情感，往往把维护国家主权与珍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历程和政治成果联系在一起，进而对全球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全球主义要想得到长足发展，就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平等、和平的全球化机制，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
世界人权发展趋势
人权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和主体资格。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世界人权的发展，是沿着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再到所有人都享有并且真正实现人权的轨迹前进的。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进，世界人权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世界人权发展的新趋势表现在人权的主体、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以及人权所涉及的领域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从主体方面来说，人权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权主体不断扩展的过程。从总体走向来看，人权的主体扩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少数人作为人权主体，到多数人作为人权主体，再到所有人作为人权主体；由当代人作为人权主体，到为后代人预留作为人权主体的空间。例如，可持续发展的权利要求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目的就是为了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人类的文明能够不断延续。此外，人权的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由经济组织、宗教组织所代表的法人。例如，欧洲某些国家的教会被当做司法上的人权主体，就能够保护教会拥有的大量财产；日本的企业被法院判决为人权的主体，就可以保护企业的财产，以及员工、投资人的人权。
从人权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来看，其涵盖的权利越来越多。人权最初几乎等同于公民的权利，只包括人身自由权、财产权、政治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也被纳入到人权的范围之内。进入新世纪之后，又出现了新一代的权利如发展权、环境权等。同时，传统权利的内容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如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仅指动产和不动产的范畴。而现在新的财产形式如电子货币、虚拟网络货币的出现，使得财产权有了新内容。
从人权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人权概念本义上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的，尤其是国家权力。法律保障人权主要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在这一理论模式下，主要是在“个人-国家”双重关系下展开。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大量处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例如大型企业，社团法人、NGD组织等，人权的领域就从“个人-国家”这一双重关系模式转变为“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互动关系模式。这些组织之所以被纳入人权的范围之内，一方面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所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也可能会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成为权利侵害的主体。
其次，世界人权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人权观念的全球化与人权文化的多样性并行。人权观念最早产生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 “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天赋人权”等关于人权的最早学说。他们的这些主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古典人权体系。此后，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传播到了东方专制国家如中国和日本，帮助那里的人民消灭了专制的压迫。到了1989年前后，亚洲一些国家，如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也陆续出现了人权风潮。同一时期，欧洲一些国家则出现了改宪风潮，这些国家因此而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人权体系。古典人权体系逐渐被现代人权体系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承认和传播。为了用国际立法的形式强化人权发展的成果，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划时代的人权文件，在吸收了英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古典人权观念的基础上，规划和构建了现代人权的新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起草和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用生存观统领这份《宣言》；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张，用自由观统领这份《宣言》。为了缓和矛盾，同时也是对不同国家关于人权主张的尊重，联合国分别通过了两个具有约束力的人权文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A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B公约）。从人权观念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权观的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人权多元化的过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人权做出界定，国际人权A、B两个公约体现的就是这种多样性。
再次，国际人权保护的全球化。人权保护最初是一个国内问题，对于一国人民而言，他们享有的各种权利都要由其所在国的法律予以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下，国际社会订立了众多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建立起了全球化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因宗教、种族、贫穷等原因造成的局部冲突和灾难增多、人道悲剧不断，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当务之急，但联合国却显得力不从心。为了避免像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加拿大等国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保护的责任》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主权国家对保护本国公民免遭本可避免的灾难负主要责任。在人民因内战、叛乱、镇压或国家陷于瘫痪而遭受严重伤害，而当事国不愿或无力避免此种伤害的情况下，应由国家组成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承担保护责任，此时，不干预原则要让位于国际保护责任。由此看来，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参与到国际人权保护之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人权保护的全球化，使得一些国家能够肆意的用人权对其他国家展开攻击。因此，在国际人权保护全球化的时代，为了限制权力的滥用，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以确保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人权都得到保护。
总的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人权的发展倾向于多元化和多样化，人权保护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国家间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议也会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国家发展中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高科技发展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场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迅速席卷全球。新技术革命更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内涵，各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军事方面，高科技的竞争显得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重要，科技兴国、技术立国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因此，高科技的发展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技实力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政治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据。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在诸如军事、经济、航空等领域的大量运用，改变了以军事为依据，以武装力量的人数及对资源的占有与控制为依据的综合国力衡量方式。科技因素从经济力量中分离出来，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新技术革命缓解了资源在国家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减轻了经济发展和军事对资源的依赖。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的科学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各国政治家来说，它将成为新一轮综合国力角逐的制高点，将对未来国际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发挥头等重要的影响。新技术革命使得科技与经济、政治的联系变得异常紧密，科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在国际舞台上，多极科技实体与多极政治力量、多极经济联盟相互交融合并，成为一体，因此，不少地区大国都在竞相抢夺综合国力制高点，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强化本国优势，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国际地位。鉴于高科技所隐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谁在未来高科技竞赛中领先，谁就将规范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总之，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国际政治格局将由那些掌握着较多技术的国家重新谱写。
其次，高科技带动国际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科技革命的带动下，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几乎是同时进行新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所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从而大大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的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些新兴的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就是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下迅速壮大起来的国家。他们在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之后，开始谋求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从而使国际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那些没有赶上科技革命浪潮的国家，则会越发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所以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了东西方矛盾有所缓解，而西方矛盾与南北矛盾夸张膨胀的新现象。
再次，高科技被广泛地运用到研制高端武器上， 给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之间在反对核扩散方面的合作。高科技在武器上的广泛运用，使得现代的武器越来越精确化、智能化、机动化，其杀伤力也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所以现代化战争的杀伤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此外，高科技武器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更加易于获得，助长了国际恐怖活动在全球的进一步蔓延，给国际社会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核武器作为高科技在军事武器上运用的最早产物，它所拥有的强大杀伤力要远远大于所有的高科技武器。面对这些高科技怪物，各国是不可能轻易发动战争的，尤其是核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核威胁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所以，为了营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各国正联合起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抵制战争、抵制恐怖威胁、抵制核扩散。
最后，新技术革命为国际间的了解、联系和交往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可能的同时，也使得国际关系格局变得更加脆弱。信息技术、航天技术在通讯方面的大量运用，为国际间的了解、联系和交往，提供了更加高效率的手段和广阔的空间。通过各种探测卫星、通讯卫星和计算机网络，国际间的联系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信息的传播也变得更加及时、全面、准确。所以，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各地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但是信息流通的迅速使得一些本来很小的事件由于迅速传播而产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少数发达国家凭借手中的高技术，对全球信息资源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依据这个垄断优势，他们可以通过传播不实的言论或信息对任意一个国家展开攻击，从而大大降低该国的国际威信，这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潜在破坏性。这种信息垄断的情况正日益引起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忧虑。
总的来说，在世界格局的构成中，科技的作用正不断得到巩固，并一步步形成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有序体系。由于高科技对整个社会的高效益、高价值，使得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军事较量大有被贸易和技术市场替代的可能。于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在高科技研发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的竞争。因此，在未来的世界中，谁掌握了高科技以及高科技人才，谁就掌握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