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
欧元20年后成美元最大对手
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后，为了支付高达2500亿美元的军费，美国所有的印钞机开足马力。美国滥发货币的行为使得美元大幅贬值，让欧洲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反抗美元霸权，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6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建立欧洲共同体，并许下了建立单一共同货币的愿望。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接连贬值。在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一发不可收拾，石油价格一夜之间就上涨了好几倍，直接导致了二战以后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各国饱受打击，意大利、英国、爱尔兰、法国纷纷退出了蛇形浮动机制。引进了浮动汇率制之后，这些国家开始试着调和不同的国家以实现一种共同货币的愿望。
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1991年的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成立了。2002年1月1日起，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在欧洲12个国家正式流通。欧元区域的建立不仅仅给区域之间以及国际之间的贸易带来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作为投资货币，欧元现钞的流通还将把欧元区统一、高效、成熟的资本市场带给各国企业和金融机构。
欧元诞生后，欧洲人的庆祝还没有结束，各种不利言论便纷纷掷来。“欧元存在的时间不会太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给出了这样的论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同样的预测；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则说得更加直白：“欧元是个‘病态的早产儿’。”美国甚至发出了威胁的声音。
欧元问世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欧元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或许，在美国经济学家的反对意见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他们的一种潜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直凭借着美元的霸权地位获得了巨大收益，美国人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强大起来，而欧元则将对抗甚至取代美元的地位。
然而正是在质疑声音中，欧元却迅速地成长起来，在1999年启动数日，兑美元汇率就上升至1欧元合1.18元的高位，到2004年，创下1欧元合1.36美元的新高，2006年，欧元兑美元汇率稳中有升，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占据了第二大货币的地位。
从1999年诞生至今，欧元只有11岁。和使用了几百年的英镑、美元相比，今天还显得有些稚嫩，可是很多人都认为，欧洲大陆国家创造出来的这个货币新贵，正是未来世界货币的先行者，对它寄予了无限希望。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不认为目前美元作为参照货币的地位会受到彻底的颠覆，美元将依然保持优势地位。但是他们同时认为，环顾宇内，欧元是能够抗衡美元的唯一的潜在竞争者。处在多种主要货币体系中，欧元将是美元在今后15～20年的竞争对手。毕竟，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是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
2010年6月7日以来，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超过9%，而在近期美国不甚乐观的经济数据持续压低美元的同时，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亦不断释放关于美国经济的利空言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强势美元似乎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毋庸置疑，只有强势美元才能在经济危机期间促使国际资本流向美国，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进而帮助美国政府实现低成本融资，但美国也必须承受强势美元的副作用。一是刺激进口激增，增大出口压力，不利于国内就业市场复苏；二是增大美国外债负担。由于美国的海外资产主要为当地货币计价，美国的海外负债多数为美元计价，美元升值意味着美国的海外资产贬值，从而增大其债务负担。
在危机恶化期间，面对高失业和烂账堆积的金融体系，为了顺利增发国债筹集救助资金，同时也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美国借美元霸权地位肆意掠夺他国财富的声讨，美国不得不改变2002年以来的美元贬值策略，大举拉抬汇率。在强势美元的吸引下，国际资本大量涌入美国，美国顺利地实现了巨额国债筹资。利用这些资金，美国一方面补充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稳定了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另一方面满足了急剧扩大的政府转移支付支出，同时还有余力将部分资金投向了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为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增加筹码。
目前，美国经济虽然仍然复苏艰难，但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突出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获得了明显修复，金融市场基本恢复稳定，失业率虽然绝对数值仍然较高，但上涨趋势已经被遏制。次贷危机在美国可能已经基本结束，美国的政策着眼点已经从危机处理转向经济长期发展。而作为危机处理中的重要政策工具——强势美元也必然需要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很可能是贬值，起码是阶段性的贬值。
作为美元的对手货币，欧元在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虽然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救助方案完全可以确保欧元区短期内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但2009年12月至2010年5月，面对投机资本的冲击，半年时间里狂贬21%的无力表现已经严重削弱了欧元的国际地位，欧元需要适当升值以弥补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丢掉的国际信誉。
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人怀疑美元仍然占据着“货币金字塔”的最高层。尽管如此，美元的主宰地位也存在明显的威胁、风险和挑战。这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近期动荡的金融危机中大量的货币发行。放眼未来，我们将处于一个更加分散化的、充满竞争和风险的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元与欧元将争夺世界货币的主宰地位，而其他同类竞争者如日元甚至人民币将在不同的区域发挥日益重要的国际货币角色。
亚元的前景
1997年，在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基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成员国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到的直接教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早提出了“亚元区”设想。2001年，在上海APEC会议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曾预言：“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在全球性货币缺少的情况下，亚洲或者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货币是大势所趋。”2003年，蒙代尔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争取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能让一种叫做“亚元”的区域性货币在亚洲流通。这个建议获得许多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然而，尽管东南亚各国都有建立亚元区的美好愿望，但是建立一个货币共同体却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它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
其实，一直以来，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努力想要使人民币和日元成为代表亚洲的货币，但双方互不让步，使此事面临困境。所以将亚元当做亚洲共同货币的方案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亚元是可以在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等十三个国家共享的货币。它不是可以当场使用的实物货币，而是根据亚洲十三国的货币价值、各国GDP及贸易规模等的加权值制定的虚拟货币。
总体来说，亚元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程实认为，“从目前来看，亚洲货币单位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如果亚洲货币一体化进展顺利，亚元最终将对现实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亚洲将有类似于欧元的统一货币，货币在区域内的完全流通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海冰也认为：“亚元还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亚洲货币单位与亚元的距离很难用欧洲的历史经验衡量。”单从经济上讲，亚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为亚洲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目标与政策难以一致，而且各经济体之间总体悬殊较大，这些都将成为亚元诞生的障碍。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但就发展水平而言，还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有一定的差距。加之日元本身就是国际货币，所以日本可能会对发行共同货币存有顾虑。并且，亚洲的情况跟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地缘政治、价值观，以及关于恩怨纷争的历史记忆，使得各国看上去更像是麻将桌上的牌友，互相盯得很紧，所以亚元的推行仍然道路很长。不过，2008年的这次金融危机却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
长期以来，由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流通中的霸主地位，美国高枕无忧地积累高额预算赤字、吸纳海外资金过度消费，最终把世界卷入了一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东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东亚各国是持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地区，也是美元铸币税最大的受害地区。目前美国政府发行的2.67万多亿美元国债中，亚洲国家持有大约半数。其中，中国高达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约60%。2008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组合投资高达1.06万多亿美元，日本持有1.0046万亿美元，韩国持有2396亿美元，均居全球前列。
东亚地区以制造经济为主，急需稳定而可预期的汇率机制。目前日益动荡的货币体制，使东亚千辛万苦获得的美元一夜之间大幅缩水，形成金融资本严重掠夺产业资本的局面。并且这一切都是在货币市场化的名义之下，使东亚各国有苦难言。
如果亚洲地区可以将货币统一起来，那么就可以使亚洲经济规避因美元、欧元大幅波动而受到巨大的影响，增强亚洲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以亚元给欧洲各国发行的债券定价，可以减少证券投资的风险，而美元、欧元和亚元共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有就是，统一亚洲货币可以保证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也可以增强亚洲国家对亚洲以外国家的吸引力，为超主权货币创造先行先试的经验。
为了应对这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日韩三国应建立共同货币的呼声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由于中日韩三国是外汇储备、贸易顺差、投资机会等非常充足的地区，所以三国如果适时引入“共同货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今后将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成为重要枢纽。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丹尼·科尔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需要亚洲拯救世界，中日韩三国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因此强强联手打造国际货币是时代的趋势。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江瑞平也发表声音表示支持，他认为，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例达到55%，与欧盟和北美两大贸易区相当。如果以统一货币代替美元，则可节约贸易成本约1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界对亚元的设想有两个主要的方案：
一是以日元为核心。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日元目前也是除美元、欧元等货币以外最为重要的国际性货币。
二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飞快，正在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很多人看好人民币是因为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腹地，有能力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设想及朦胧的期盼，如果我们问未来的亚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有欧元50年之路摆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和借鉴，我们不用完全从头摸索。
石油卢布2020年挑战美元
美国付出巨额代价，在中东抢滩设点，企图通过控制全球能源的定价权，来掌控世界的未来。但总有不信邪的，就在金融危机从美国跨越到欧洲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勾划了未来金融帝国的雏形：到2020年把莫斯科建成世界金融中心，卢布成为独联体区域货币。
多年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支柱之一。种种迹象显示，俄罗斯不仅要实现经济复兴，还要在2020年进入世界经济5强，看似有意对美元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
当然俄罗斯也是有底气向美元叫板的。因为2000～2008年，俄罗斯累积了8000亿美元的出口顺差。目前的国际储备已经接近了6000亿美元，由石油美元积累起来的储备基金和福利基金超过了1500亿美元。
特别是普京，他在执政初期就制定了打造强势卢布的计划。2006年7月1日，卢布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在强大的国际储备支撑下，卢布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表现也不俗。卢布已经被看做是具有长期投资潜力的货币。
2008年7月，中俄达成了扩大卢布和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结算的协议。据中国海关统计，中俄贸易继2007年到达创纪录的482亿美元后，贸易额一直在剧增。要是以美元作为单一的结算工具，中俄双方的确要承担很大的成本。本币结算的实施，在两国企业与银行间实现了双赢。由于不再需要通过第三国转汇，企业资金结算速度得到提高，结算经营成本也得到了降低。当日清算使企业避免了因汇率波动造成损失，保障了资金安全。中俄货币成为结算币种，并纳入国际收支及贸易核销范畴，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边贸业务奠定了政策基础，同时也为商业银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俄中经贸合作中心总裁萨纳科耶夫强调，目前，俄中两国在金融及银行业的联合甚至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重要，两国应该为顺应这一趋势进行银行体系的改革。而俄政府金融科学院金融市场研究所主任米尔金教授则认为，世界金融市场45%～50%的份额位于美国和英国，转向用卢布和人民币进行相互结算的可能性很小，虽然在长期前景中存在这一可能，建造新银行体系的金融构架可能需要花费10年至20年。但米尔金同时强调：“目前所有的银行基础设施体系，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建立在通过纽约进行美元结算的基础上。所以，体系需要重建。”有分析人士指出，卢布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区域货币。据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预测，2020年俄天然气出口将保持2800亿立方米，如果都以卢布结算，将预示着未来国际货币市场将对卢布保持较高需求。“石油卢布”一旦成为区域货币，俄势必将其进一步打造成世界货币，全面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虽然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自普京上台以来，巨额能源出口使俄罗斯家底日渐殷实，但作为全球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大国，油气出口定价权却不在自己手里。俄产乌拉尔原油作为北海布伦特原油的附属品定价，仅这一项就让俄每年损失40多亿美元。不甘受人摆布的俄罗斯一直都在悄然进行着一场反击战争，准备把石油和卢布捆绑起来向全球推销，并建立与石油美元相抗衡的能源交易和卢布货币体系。
为了夺回油气定价权，普京在2006年5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建立俄罗斯自己的石油交易所，并用卢布计价。当年10月7日，普京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宣布石油交易所选址在圣彼得堡。之后，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同圣彼得堡交易所精心筹划，于2007年11月14日正式推出了石油交易平台。
这个平台完全由国家支撑，国家采购石油和石油产品总量的四分之一都在这里交易。俄国防部、紧急情况部和农业部等用油大户是其主要买家。由国家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石油公司和石油管道运输公司保证油品供应。有来自俄国内的26家客户在交易平台注册。
2008年3月3日，这个石油交易平台正式开盘。借这个平台，俄罗斯取得了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权，这是俄争夺石油定价权的第一步。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回原油出口的定价权，并着手在圣彼得堡成立规模更大的国际商品交易所。俄罗斯混合原油期货将从纽约商品交易所撤回，在俄罗斯国际商品交易所进行交易。
俄罗斯储蓄银行、天然气工业银行和对外贸易银行计划向国际商品交易所共同注资7.5亿卢布。俄罗斯石油公司、海外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鞑靼石油公司共同参与筹建。为了独享石油出口定价权，俄政府坚持拒绝美国公司加入。
控制天然气出口定价权当然也是俄罗斯的目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计划在圣彼得堡成立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交易所。该公司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交易所贸易发展委员会。
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气输出国，完全有能力要求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石油买家用卢布结算和俄罗斯之间的石油贸易，加上伊朗和委内瑞拉这样的美国对头也完全有可能采用石油卢布，至少抵制采用美元结算，这样势必对所谓石油美元的地位构成强势挑战。俄罗斯也是可以和美国叫板的核大国，而不是伊拉克，美国不存在用军事手段打击俄罗斯也就是石油卢布的可能性，这样可能导致石油美元的地位大幅衰落，美国作为石油的最大进口国也使得它在石油贸易层面上无力阻挡石油卢布的崛起。
当然，打铁还靠本身硬。俄罗斯到最后是否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是否能让卢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最终还是取决于俄罗斯本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态势。
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
所谓世界货币就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计价、结算、购买、支付的货币。目前的世界货币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等组成。其中美元最为强势。
美国凭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比如，在美国国外流通的3000亿美元就像是提供给美国政府的一笔无息贷款。美联储估计，美国每年因此可节约150～200亿美元的费用，否则，纳税人将必须替政府支付3000亿美元贷款的利息。
之后，美国又经美元贬值，既能甩掉外债负担，又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同时又要求中国人用辛苦攒下的外汇供他们削债。
世界货币是世界各国的国际储备资产。当一个国家货币能够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时，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参与了世界资源的配置。而当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时，人民币也就有了对世界资源的计价、结算、购买与支付的能力，有了让中国人持有人民币走遍世界各地的能力。
如果人民币变成了世界货币，外国人就会把人民币当成金子存在银行里，就如同我们把美元当成金子存在银行里一样。如果人民币变成了世界货币，外贸企业的结算和成本就可以以人民币计价，可以大大减少汇率危险。无论美元再怎么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都不会再缩水了，因为那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人民币。根据测算，如果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能够在较长时间段里保持稳定，并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那么到2015年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国际铸币税收收入大概能达到224.6亿美元，到2020年约为300.2亿美元。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地不断增强，随着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必然朝着世界货币的方向发展。
2010年2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在哈尔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危机已经过了最糟糕的时刻。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人民币有望成为第三大世界货币。
美国《侨报》刊出的署名文章也说，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日渐清晰。人民币国际化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改变中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降低当前海量外储的风险；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可以换取人民币持有者的资源，增加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从区域化到全球化分阶段实施。以目前影响力看，人民币最终成为世界货币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世界货币呈现“一强两极”局面——美元独步天下，欧元集体合力，日元紧随其后。但在金融危机之下，美元的全球影响力和公信力大大降低；而欧洲有发生第二波金融危机的风险，欧元地位也在下降；日本经济衰退也已成定局。
唯有中国具有支撑奥巴马新政的财政实力。中国组团赴欧洲采购的反贸易保护举措，又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而且，当前似乎只有中国拥有强劲的内需潜力。在此背景下，人民币似乎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自身经济实力及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已经呈现，即采取从区域化到全球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在北面，中俄已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双方有近2000亿美元的20年石油采购合同；在东面，韩国在金融危机的逼迫下，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金额高达约270亿美元；在东南面，人民币已成为东盟民间的硬通货，官方层面，中国和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都有货币互换协议。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6部委发布公告，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上海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辽宁、湖北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业务范围明确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则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专家指出，这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种有保留的全面放开，产生影响是非常现实的，即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将要考虑人民币的关键要素，这意味着人民币和其他国家货币的联系得以真正深刻地建立。以中国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国家，在他们的货币篮子里，人民币的加权贸易平均指标将会提高，这将为人民币发挥全球影响开辟道路。
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扩容后，使得人民币本身对于美元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突然之间变成现实。伴随中国着贸易、金融的上升态势，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人民币有望成为强势货币，成为可以持有的有竞争力的资产并被作为储备。这将对人民币币值有价证券发行产生长期的推动。它将使得上海、深圳、香港的国际金融市场地位进一步提高，对于上海等城市将会起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金融危机根本上是一场货币问题。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借助反危机措施，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经济转型的基本推动力，这一改革推出时机恰到好处。因为希腊危机爆发后，欧元区风雨飘摇，这一事件大大延缓了欧洲的复苏，欧元地位大幅下滑。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会弥补世界经济对于稳定货币的需求。这项政策还将使各大商业银行跨境贸易结算的业务迅速扩大。截至2010年5月末，央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445.52亿元。
当然，货币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不是依靠政府间协议和政策推行来决定的。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还是和国家实力息息相关。专家指出，一种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基础，二是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三是具有先进的银行操作系统。人民币在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首先，由于经济基础迅速加强，特别是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保持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货币地位。据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就为人民币成为被世界各国可以放心使用的货币奠定了基础。
其次，人民币已获得比较好的国际信用地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坚定的稳定货币政策，这已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为人民币树立了威信。
最后，我国即将建成先进的银行系统。我国银行系统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适应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需要。加入WTO后，外国银行来华参与人民币业务，将对我国银行形成强大压力。这就迫使我国银行业加快改革步伐，尽快把银行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能力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要让人民币真正走向世界，至少还必须迈过三道坎。
第一道坎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市场和监管能力都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还不具备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而监管部门也一再强调，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
第二道坎是中国离建成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尚有很大距离。这需要我们逐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改进：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个股期权市场、利率市场，实现资本市场的多元化，为国外资金提供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多种渠道；加紧进行银行改革，加强金融工程建设。
第三道坎是我国尚未建成全球化的银行体系。我国的银行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内商业银行跨出国门还仅仅是刚刚起步。
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相继实施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直接加速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并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金融资本在高速的流动中迅速增值与膨胀，并部分表现出与现实脱离的情况。
这个时候，刚好美元处在货币金字塔的顶端位置，所以美国成为了唯一完全根据国内目标（就业、外贸出口），而不论美元汇率的浮动情况如何来推行某种国内政策的国家。
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是相对于美元的单一本位制而言的。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长期以来，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大都以美元为支付和交易的价值媒介，以至于整个世界对美元形成了严重的依赖，直接导致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所以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因美元所造成的经济损害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元发行和主导国的美国本身。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世界各国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现行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如何解决，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
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与会方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问题，并呼吁发展包括多种货币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虽然全球增加的储蓄资金应流向发展中国家，但美元作为最重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却促使资金流向了美国。他呼吁发展包括多种货币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
2010年4月15日，“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上强调，世界需要一个经过改革、更稳健的金融体系，使全球经济能有效地预防和抵御未来危机的冲击，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可预见、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尽快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首要目标是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转移投票权，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决策权与分量相匹配。
尽管奥巴马作为美国的掌舵人必然要力挺美元，但国际社会对单一美元的货币体系早已产生怀疑，这在各种国际国内的高端峰会上就有所体现，改变单一美元货币体系的呼声可谓不绝于耳。尤其是美联储宣布将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后，这一疑虑更为加深。市场预计美国将开足马力印美元，最终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从而伤害到不计其数的美元资产拥有者。种种迹象表明，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已达成共识。
美元的弱化政策，不能有效地控制美元的正确流向，因为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美元的流向是向有利可图的经济体，而不是有资金需求的经济体流动，所以必然数量无法控制而引起美元泛滥，从而引发的全球经济泡沫，造成源源不断的金融风险。美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暂时还没有一道货币政策的防火墙。
一提起国际货币这一最基本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有人就以为是要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其实，没有谁要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暂时也没有那国能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目前还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货币能替代美元。通常认为，最有潜力替代美元的可能是欧元，但目前以欧元的实力来看还无法与美元抗衡。原因有四：一是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储备货币；二是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欧元区是由主权国家形成的单一货币区，人们往往预期美国经济的决策效率要高于欧元区，美元具有更高的信誉；三是如果说欧元能逐步替代美元，那么欧元本身也面临了同一问题的挑战；四是尽管美国经济表现较差，但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比美国更差。实际上欧洲经济也深陷于次贷危机。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风险已得到部分释放，而欧洲所面临的风险则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相比之下，美元会得到更大的支撑，更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改变美元主导国际货币最好的选择就是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国际货币关系，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有利于发挥“良币驱逐劣币”的功能。
美元不会自动退出国际主导货币的舞台，美元的问题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形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国际区域货币，摆脱对某一国货币的过度依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方式是以后这几种主要国际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超国家的储备货币，最终形成全球的单一货币。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力争人民币能够成为亚洲区域货币，这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贡献。
国际货币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而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是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国际货币的多元化，无形中为各国际货币发行国设置了一道本国货币政策的防火墙，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它在实行正常的经济政策时也少了些后顾之忧。其次，单一美元的国际货币无法隔开美元的消费和信用的界限，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明朗了这一界线。还有就是，国际货币多元化之后，可以使国际货币之间由于资本避险的趋势趋于平衡。有利于促成国家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促进各国经济政策的相互合作和调整的意愿，从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全球性参与，共同制定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架构。金融体系改革不能再依赖某个国家的力量，而是要共同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只靠美元一种货币是难以保持稳定的。靠美元、欧元两种货币，也是难以保持稳定的。没有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金融稳定是不可能的。三种货币之间可以互相竞争，哪一种货币可以升值，风险小，大家都投资这种货币，这样形成一种既协调又竞争的局面，有可能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的核心货币支撑单级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这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路径很可能是这样的，首先出现几个大国的主权货币，每个大国主权货币周围有几个小国货币与它挂钩。然后形成几个大国货币引领小国货币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最后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再形成世界货币甚至是超主权货币。
美元霸权制造全球流动过剩
流动性是指资产交易费用的高低，资产交易或转手的费用越低，其流动性越高；交易或转手的费用越高，流动性越低。流动性过剩是信用经济下的一个产物，它是信用货币的一种扩张，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过程来看，从金本位制——国际金汇兑本位——美元本位制——牙买加体系的逐步演变过程中，就多次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一切资产或物品都有流动性，差异只是流动性的程度。
衡量流动性是否过剩的标准是，看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背离程度，即实质投资或真实国民收入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真实经济相对通缩），资产价格出现严重泡沫（虚拟经济或资产价格相对通胀）。
流动性过剩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具体表现是，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发行量过大，超过了经济均衡时的货币需求量，有大量游离于经济体之外的闲置。流动性过剩，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外交大师基辛格之名著《大外交》开篇就说：“几乎就像是存在某种自然规律，每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崛起，它有力量、有意志、有知识和道德上的激励，依据它自己的价值体系，来重塑整个国际体系。”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如是，国际经济、货币、金融亦如是。从20世纪之始，美元逐步登上全球金融货币体系金字塔之巅。今天，美元本位制支配着全球经济金融货币体系。
虽然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双挂钩”制度，但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并没有减弱。美元等货币继续充当国际支付和清算的功能，能够获得巨大的铸币税。可以更多地输出本国的货币资产，而调节本国国际收支的责任较弱，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力也较弱。虽然发达国家已经脱离了黄金，但是充当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依然很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的货币扩张和货币贬值，直接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产生很大的冲击，汇率发生大幅度波动。一旦投机资本获利回流，这些发展中国家又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发达国家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向其他国家转嫁货币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却只能被动接受国外资本的被动冲击。
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增加进口，用廉价的货币获得更多的国外资源。而其他国家美元积累得越多，美元的输出就越多，全球的流动性就越多。这些过剩的美元在全球拼命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资金就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直接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全球金融资产的价格。
美国通过美元资本输出，却没有最后的承诺机制，这让持有外汇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很没有安全感。如果目前还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当其他国家美元储备货币过多的时候，还可以将之兑换成黄金。但是在现在的机制下，美国可以更加自由的输出美元，根本无需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兑换黄金的最终职能，这项职能由各国货币和美元的自由浮动来解决。
国际货币协调的地位是不对称的。美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它既不用盯住黄金，也不盯住其他国家货币。其他国家会因为美元储备货币过多而导致经济过热，美国却不需要采取任何干预和协调措施，问题都由盯住美元的国家自己解决，美国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长期以来美联署货币的发放过滥，直接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有专家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在为过去宽松的信贷环境付出代价。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李永森教授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次级债危机出现的根源是美元流动性过剩。从大的市场背景看，持续的流动性过剩，是引发这次危机的基本导火索。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分析，银行将这些原来视为高风险的次级按揭贷款业务转让给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对冲基金以高风险的杠杆率来投资于证券化了的次级按揭贷款债券。同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扬，掩盖了美国的次按业务及其证券化中的风险，一旦房价逆转，以及流动性在市场冲击下出现突然性的紧缩，就引发了一场危机。
我国也是美元的主要输入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元的流动性过剩。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也就更大。我国流动性过剩在初期主要滞留在金融领域，并主要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但是从2007年之后，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已经向消费领域渗透。大量的资金流入金融体系，进而流向部分投资领域。金融资源的不平衡配置使得国内现有的金融资产仅对应着少量的实体资产（贷款、股票）。这必然一方面导致部分金融资产价格虚高（如较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债券收益率和虚高的股票价格），或是出现资金剩余。另一方面又造成众多领域资金短缺。资金资本化不充分将进一步影响产业升级的速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目前这种货币体系在长期内是无法根本改变的。我们只能从自身入手，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争取汇率变动的主动权。特别是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争取挤进国际化货币的行列，让我们的汇率制度不再盯住美元，而是采取更加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更好的隔绝美元流动性过剩的冲击。
还有就是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防止别国的风险传播到国内，维持本国经济的安全。为了防止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必须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美元贬值制造新兴市场泡沫
美元的持续贬值，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近几年，美国赤字规模连创新高，按照奥巴马政府的估计，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9.1万亿美元，为降低债务的压力，美国大量发行新的货币，以提高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由于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美元贬值的影响波及各项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
目前，包括中国以及海湾产油国的美元储备已经是天文数字。而每一块钱都是美国的负债，这是美国的巨大包袱，于是美国就想把这个包袱逐渐扔掉，于是采取了弱势美元政策，并且在扔掉包袱之前，美元仍将弱势不改，这就迫使人民币升值。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带来不多的购买力提高，大部分都沉没于全球性通货膨胀和资源品价格持续暴涨浪潮之中。这也是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如此巨大的重要原因。根据历史教训，美元贬值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新兴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国人非常的聪明。以美国现在的状况，借国债这个总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强，财政赤字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大致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某个时期赖债。即把那些国债Broken一次，不还钱了。但这样做的话政治风险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一种就是让美元慢慢地贬值。因为在历史上，西方政府在公债欠债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收拾的时候，往往让货币贬值。这是一种最隐形的转移民间财富、转移债权人财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只要不失控，一般来说政治代价不会太大。
经济学家何帆有次在美国遇到了曾经在白宫工作过的经济学家朋友，何帆问他，你们经济刺激方案花那么多的钱，从哪儿来？他说很简单，我们发国债。何帆问，你们发那么多国债卖给谁啊？他说这还不简单，卖给你们中国人。现在我们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国的国债，其实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变成了一个人质的地位。现在抛美元资产也不行，因为抛美元资产，美元就会急剧贬值，但是不抛美元资产，美元会缓慢贬值，我们会缓慢赔钱，形势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安邦咨询分析师徐斌说，“美元利率已经逼近于零，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水平，这导致了相当多的投机者借入美元，并将其兑换为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投资，进行套利交易。”可以说，美国降息，缓解国内次贷危之急是“虚”，让美元贬值吹大资本输入国资产价钱泡沫，为其谋利性资金在外洋打劫高额利润创造条件是“实”。同时，充裕的流动性是美元套利的又一温床。随着投资者不断涌入高风险资产，美元融资的套利交易也在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了美股强劲上扬和美元贬值。
美元的贬值对新兴市场的影响非常之大，美元资产从美国喷涌而出，以热钱形式推动新兴市场资产价格一路暴涨，导致输入型通胀风险剧增，从而造成经济损伤。根据资金流向追踪机构EPFR的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已有约530亿美元投入新兴市场股票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2009年以来已经上涨逾60%。在“金砖四国”中，巴西股市上涨了近140%、俄罗斯股市上涨了130%、印度股市升了90%、中国内地股市则上涨了60%左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阿根廷等新兴市场股市上涨幅度皆超过了50%。韩国、新加坡等地房地产市场普遍上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楼市均价一年涨幅超过120%，而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楼市价格平均涨幅已超过了40%。
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元出现贬值的时候，通常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往新兴市场。但是美元触底反弹的时候，资本又会流出新兴市场。资本流入通常会刺激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一旦新兴市场经济出现过热、资产泡沫难以为继的时候，大量资本又会纷纷撤出新兴市场，直接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出现巨大的断裂层，经济陷入衰退、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幅贬值，但1989年开始止跌回升，当时日本和韩国资产价格泡沫相继破灭。1995年美元再次止跌回升时，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显著下降，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一些资本纷纷从东南亚国家撤离。2001年以来美元不断贬值，资本再次加速流向新兴市场，目前流入的资金量再次达到历史高点。
近数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多数是证券资本，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多数流入资本为债务资本。这意味着，如果此次大量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股市可能将剧烈波动，部分国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除了影响资金流向之外，美元贬值也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重要因素，因为大宗商品一般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汇率未来展开反弹攻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出现剧烈调整，这些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国所赚取的贸易顺差可能也会大幅波动，进一步造成这些国家的国际投资缩小。
某一新兴国家爆发危机，可能会波及其他国家。全球市场间的关联程度日益加深，从而放大了这种传染效应。鉴于此，面对资本流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膨胀具有重要意义，这将有助于减轻资本流向逆转时，资产价格向下调整的幅度。新兴市场国家要想从根本上防止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就需要改革联席汇率制度，不再对美元亦步亦趋。这样才能防止国际游资的不断冲击。
美元债务面临安全危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接踵而来。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让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升，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为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
从那以后，美国开始无限制的发行美元去其他国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由此，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美元债务也随之不断增大。美国人非常愿意看到一个足以让他们偷着乐的现实：不用从事生产就可以获得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效益。比如美国人花钱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这是一笔货币的第一次使用。发债又把这笔钱收回来变成政府或公司的债务收入，再花出去。这就等于一笔钱被用了两次。但对于贸易对手国来说，赚回来的美元又借给了美国，他们自己出了利息收入以外，效率相对很低。
因为这个奥秘的存在，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经济体。它将自己的贸易赤字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求。美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大幅度的购买，由此制造大量贸易赤字，满足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要，即：美国发行大量的国债，供其他国家进行美元储备投资。
为了能让这种特殊的债务经济得到循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把生产一般性商品的实业企业推向了全球。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向外转移之后，除了金融技术和难以马上转化为生产力或民众消费品的高科技外，美国的实体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膨胀的贸易赤字。
事实上，在21世纪初，已经有很多国际观察人士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空壳经济。
美国政府面临赤字飙高难题。美国2010年赤字将冲上16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达10.6%。哈佛大学经济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表示，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不会立即上升，但市场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只是时间问题。除非国会议员在政治上，愿意负起责任，让美国的财政恢复正轨，否则这种事就无可避免。
最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都出现预算赤字，只有5年盈余。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债剧烈增长。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为10.2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2008年初美国家庭负债率竟达到100%。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正是“赤字经济”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刻矛盾，爆发了此次金融危机。
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美国过度滥用金融信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也使得美国境外债务不断积累起来，形成庞大的境外美元资产，这是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美国政府2010财年预算赤字将至少高达1.56万亿美元，继上一个财年的1.4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后，再创战后历史新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6%。未来10年的预算赤字总额预计将达到8.53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余额已高达约12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美国政府将发行更多国债。随着利率和债务规模上升，政府承担债务的能力将会严重恶化。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政策不但没有使负债型模式收敛，反而通过个人负债型模式向国家负债型模式的转化实现“升级”。
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下了历史纪录，债务总额创下了历史纪录，对外国的负债也创下了历史纪录。美国在未来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穆迪已经警告，可能会调低美国的国债评级。一旦美国的国债评级被降低，结果就是国债价格下跌，这将动摇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础。就美国政府而言，美国国债收益率每上升一厘，政府利息总支出就增加超过1200亿美元。
历史上，美国不止一次地违约。比如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曾把黄金价格从每盎司20美元调至35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元贬值；1973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也是一次公然违约。
在还债方面，美国可能会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增加税收，二是通货膨胀，三是货币贬值。然而，要想让美国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还债的话，就像是指望一个过度肥胖、没有任何节制的人在短期之内立即骨感一样没有希望。如果美国采取通胀的方式，那么很可能通胀上去了，美国的债务负担也随之上去了。更何况，美国现在仍遇到通缩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采用通胀的方式减少债务负担的话难度系数会非常的大。那么剩下的方式也是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货币贬值，通过向外国债权人转嫁负担，达到减少债务压力的目的。不过，截至2009年12月，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约只有3.29万亿，美元贬值对美国庞大债务赤字的环节效果不会特别明显。
并且，更危险的是，正当华尔街紧张注视主权债务危机在希腊爆发之际，投资安全性一直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国债的市政债券，如同另一枚能够瘫痪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潜在地雷，正悄悄引燃。它或将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勉强着手另一项解困方案，并可能导致失业率蹿升，拖累经济复苏。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平稳，美国还将采取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货币贬值是最好的秘密武器，这样就造成“债务货币化”，使得美联储可向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但流动性进一步泛滥，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最终引发全球货币体系动荡。
全球汇率面临改革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英美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了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时候，IMF可以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
在刚开始的20年里，这个体系的运行是非常和谐的，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时，这个体系就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1976年，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多变协定约束的动荡时代。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开始迅猛扩张。可是在资本流动的国别选择上，却常常发生“饱饥综合征”，当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前景良好的时候，国际资本就会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的时候，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这就直接导致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的动荡。
而这一切都与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交易——汇率制度密切相关。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都在反思现在汇率制度的缺陷，思考改革的方向。
有关专家认为，国际货币汇率制度的近期发展趋势，是由固定汇率安排走向浮动汇率安排，但这个过渡时期会相当的长。中长期适宜的发展方向是逐步向内固外浮的区域弹性汇率安排过度，同时要加强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协调，稳定在多元储备体制下的国际货币汇率体制。
现行的全球汇率制度中实际上隐藏着剥削，是一种有利于少数剥削全世界的国家的汇率机制。举例来说，以1美元兑换7.5元人民币来计算，一个美国人拿着8000美元到了中国就能兑换成60000元人民币。而在中国物价极低的条件下，用60000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实物比8000美元在美国所能购买的实物价值不知要超出多少倍。这就是说，这个美国人拿着8000美元来中国，不需要劳动，不需要，甚至不需要冒任何的投资风险，这8000美元就实现了成倍的资本增值、成倍的利润增值。这部分增值出来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靠无偿占有中国人的血汗来实现的。
除了中国与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即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很低货币汇价也很低，发达国家的物价很高货币汇价也很高。当然，日本除外，日元的汇价很低但是日本的物价非常高，所以欧美国家的人到了日本也倍感无钱。但是，如果他们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会感到自己非常的有钱。因为他们手里的本国货币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换到成倍的货币，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比发达国家的物价低得可怕。所以在发达国家只够买一颗珍珠的钱到了发展中国家就够买一大堆的珍珠。
所以说，现行的汇率制度是发达国家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极具隐蔽性的工具。真正平等的汇率制度，应该以各国的物价指数作为主要的基础指标。因为物价低说明其货币包含的实物量较多，汇价也应该高；物价高说明其货币包含的实物量较少，汇价也应该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表面上是靠自己的资本和经营管理手段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利润，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润却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机制来实现的。
多年来，有关国家在逐步体会和认识到现有汇率制度缺陷的同时，曾提出回归金本位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想，但这两个方向都最终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发展，与货币汇率制度的安排有直接的关联。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通常要采取高利率政策以确保外资的流入，很容易导致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倾向于从国外以低于国内水平的利率借入资金，积累过高的外债。同时，固定汇率制等于要有政府承担国际汇率波动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道德风险滋生和蔓延。这两种因素都容易诱发金融危机。这也是一些国家要改变固定汇率制度的原因。
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匆忙想一步到位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同样也会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比如阿根廷在1970年实行了浮动汇率之下的两种汇率模式，由于经济基础不牢固、金融准备不足，改革非但没有取得成效，反而使得阿根廷外汇供不应求，货币不断贬值，经济环境恶化，终于在2001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所以说，汇率制度改革必须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规模、金融管理水平和对外开放的程度相契合，才能真正有效。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以适合所有的国家，也没有一种汇率制度能够适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
印度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顾问纳林德·贾达夫博士表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一般希望拥有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欧元会成为东欧国家的一个自然的锚货币，美元会成为拉美国家自然的锚货币。亚洲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相对不清晰，因为过去一些亚洲国家曾因为将货币盯住美元而陷入经济困境，而区域内的中国和日本又没有在地区域内贸易中占据足够的份额，难以使其货币成为显而易见的锚。因此，预计亚洲将在很长时期内由各国保留各自选择汇率盯住程度的自由，并有可能朝建立某种地区性货币框架的方向发展。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基础不同，体制和文化差距巨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分别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实行全面的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分别实行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应该是现实汇率制度的基本选择。同时，不同地区可能会出现与贸易区域化紧密联系的货币区域化安排，即“区域性的弹性汇率制”，类似目前欧元区的汇率安排。总而言之，差别化汇率制度仍然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主流，各国应该保留自由选择和调整本国汇率制度的自主权。
货币的战争将成为国与国之间最为隐秘却又最为厉害的战争
苏联，曾是那么一个超级大国，在瞬间轰然倒下，曾让当时的许多人非常诧异。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人多如牛毛，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致命原因来自于美国的货币战争。
据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了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这场超级金融战的第一步是心理战，全力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美元，提高利率。大量的美元充斥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用透支了明天的空前繁荣来震撼、迷惑苏联人，影响苏联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判断。
于是，苏联领导人主动放弃了统一领导，打开了国门，甚至自动解散了苏联。更令人迷惑的是，苏联人居然相信自己走上了一条能够最终实现“美国是繁荣的金光大道”，自发的让这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了。苏联人自愿接受了昔日劲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建议：
第一步，执行美国的“五百天改革计划”，把全部国营资产平均分配给所有苏联公民；
第二步，外资银行进入苏联，从民众手中全面收购国营企业有价债券；
第三步，开放卢布与美元的自由兑换，卢布迅速贬值，从1∶2.8跌到1∶100；
第四步，美国专家建议推出新卢布“稳定市场”,1个新卢布兑换1000旧卢布，从而加速了卢布的贬值。
结果，苏联人卖掉国营企业所得来的钱迅速变得一文不值。外国仅花一千万美元就廉价买下了整个苏联。苏联从一个国力达到美国60%的国家变成了GDP低于中国广东省的俄罗斯。
这场金融战争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决定都是在苏联人民的“自由意志”下作出的，输光了也没有地方喊冤。
更令人迷惑的是，苏联人民积累了70年的国家巨额财富到哪里去了？真像西方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苏联经济早已“资不抵债”？人民的财富真会“蒸发”得无影无踪吗？其实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财富并不曾蒸发，财富只是发生了转移。
当时苏联的经济与今天的俄罗斯相似，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很大，国际油价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出口换汇能力。美国操纵国际油价暴跌，苏联出口换汇能力因受石油价格影响而严重下降，而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美元贬值更让苏联持有的美元的购买力缩水大半。接下来，美国还鼓励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替代能源，以减少对苏联天然气供应的依赖。
为了不给苏联留下喘息的机会，美国还堵上了苏联得到外汇的另一个途径，它利用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来限制给苏联提供的贷款。1983年，美国与西欧国家把苏联重新定义为“相对富裕的国家”，而不是原来的“中间借贷国”，并且停止了对较富裕的国家的贷款提供补贴。如此一来，苏联从西欧借的贷款利息从原来的7%～8%上升为17%（后来人们称之为17%利率武器）。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打击下，到1985年时，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苏联最后只好卖黄金换外汇。1991年初，美国政府支持的金融战专家万塔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上大肆做空高达200吨的黄金，金价暴跌。早已疲弱不堪的苏联经济，全靠着黄金出口这点养命钱，金价的暴跌在苏联的棺材盖上打进了最后一根钉子。此时，万塔再把准备好的之前用高于黑市一倍的比价（28卢布兑换1美元）50亿美元的资金买的1400亿卢布抛了出来。于是，卢布暴贬，再加上美国在苏联内部安插的内奸作祟（也大量卖出卢布换取外汇），政府无能（手头外汇不足，既没有及时采取有效金融政策，购买卢布以使卢布供求平衡，保持价格稳定；又没对外汇投机进行国家管制，上了美国鼓吹“市场的力量”的当。）最终导致卢布暴贬万倍以上。一场货币战争下来，苏联损失的财富总额高达27.5万亿美元。
趁着苏联金融混乱不堪，万塔和其他美国金融战争的高级专家们伙同苏联内部的腐败分子，再次里应外合，大肆劫掠了苏联的国家财富。
货币战争的威力如此巨大，难怪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金融巨头梅耶·罗斯柴尔德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金融安全问题从来就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被少数人有计划的误导和隐藏，所以悄无声息的货币战争也是某些国家屡屡得逞的重要原因。
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首次“破7”，这是美元长达数年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结果，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后，施压力度再次加大。
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国经济遭受了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称，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两万亿美元，达到2.399万亿美元，领先全球各先进国家。人民币每升值1%就意味着800亿元以上的汇兑损失。人民币的升值与美元的贬值让我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蒸发的同时，我国大量的出口企业也因此失去了竞争力，工厂大量倒闭。
2010年5月末，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与美欧的货币战争，一起交织缠绕，带来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元的走强，以及各路避险资金对美国国债的追逐，使得美国10年期国债的价格卖到了近6个月来的新高。相比之下，欧盟一些国家的国债却被投资者抛弃，使得欧盟不得不出手近1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准备随时购买被投资者抛售的欧盟国家的债券。在这一团糟的全球资本市场局面中，相对而言，美国可能是最大的获利者，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驱逐世界资本流入美国的短期目标。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有什么像样的产业突破，也没有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有什么好转，更没有看到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有什么进展，但就在短短数日之间，弱美元就成了强美元。这只能说明，不论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盟相关资本市场上，美国早有大量做空仓位的布局，因此美国和欧洲资本市场的这次下跌，对于美国的大量对冲基金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笔很大的利润。这次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资本市场大波动，让美国至少有三大所得，一是美元重新走强，可以暂时堵住其他国家的抱怨之口，二是大量避险资金进入美国，三是做空欧元区证券，获得不菲的利润。
货币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在我们懵懂的时候，美国早已将货币战争的战略战术练得炉火纯青。我们如何才能在这场货币战争中不被打垮呢？
1．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在顶不住了，也只能小幅升值。这样可以给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缓冲和适应过程。
2．多花外汇，少存外汇，别让储备停留在央行账户上。多元化外汇储备，新增以欧元、日元计价的外汇产品。
3．高度关注资本流入的控制，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入资产的控制；对资产价格的膨胀进行提前调整，在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就将它戳破，让资产价格的风险大大下降。
4．继续大力度地推出综合政策组合，将通胀水平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上。
5．努力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既要防止热钱的继续流入，又要随时防范资本大量流出。
6．有步骤地调控房价，用于防止房价泡沫被戳破造成的经济损伤，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恢复楼市的定位和功能，尽量保障公民住房，优化社会财富与资金的分配，疏导楼市、股市里面过度集中的资金，让其回流到社会需要的各行业，促进社会分工。
7．减少购买外汇，增加对石油、铁矿石和各种稀缺资源的储备。
8．国企用外汇购买外国战略性产业和高新技术，严格限制低水平、低技术、高污染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和产能转入，以便为国内中小企业留出生存空间。
9．更大程度上鼓励国内贸易，让自己的人民获得更多实惠，鼓励生产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打击不劳而获、投机倒把等歪风邪气，让传统的劳动美德和价值观回归。
全球性通货膨胀暗流涌动
通货膨胀，就是纸币在流通的条件下，货币的供给大于货币的实际需求，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起物价持续且普遍上涨的现象。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一个货币现象。就一个国家来说，只要其央行控制住货币发行，就没有止不住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现有世界金融格局的货币当局（美国或者美联署）不愿意放弃这种向世界“抽水”剥削的货币增发行为，世界各国应如何应对？
就在金本位之后，货币都蜕化成了一种有价证券的本质关系，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公司发行股票一样。相对来说，欧洲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要受控制得多，欧元就远比美元的价值要稳定要可靠。2008年的那一轮通货膨胀，是输入式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它的形成，是世界建立在美元的报价体系上的。比如说，当时的石油已经涨到了100美元一桶，但如果以欧元报价，它只相当于60美元；世界市场上石油与黄金都创新高，以美元计算价增长50%～80%之间，但以欧元计算，就只有10%左右。当时欧元体系的国家，通货膨胀只有5%左右，但非欧元区，特别是采取了与美元联系汇率的生产区（如中国），其工业实质通货膨胀率都远高于欧元区。
据摩根斯坦利在2008年6月的报告表明，“在190个被调查国家中，已经有50个正在经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包括绝大多数新兴市场。有数据表明，地球人口的一半正经历高达两位数的通胀。全球化第一次使通货膨胀的全球性传导成为了可能。全球经济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以及国际游资投机炒作，则是引发本轮全球性通胀的根本原因。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通货膨胀全球联动性增强、传导渠道增多，主要表现为：通过贸易领域传导，除少数国家因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上升外，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呈现出了输入型特点，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带动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的通胀危机，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引发的经营危机，萧条危机，治理危机。这五大危机环环相扣，已经给世界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通货膨胀发生的机理是石油涨价在先，美元贬值在后。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美元主动贬值在先，世界石油与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在后。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价格冲击是外生的，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统一提高油价造成的，而今天的价格冲击则具有内生性，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造成的。
为挽救经济、帮助本国金融机构尽早从次贷危机中挽回损失，美国不仅刻意放任美元贬值，同时还数次向金融机构慷慨输血，并持续降息。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为回避风险，大量进入国际资源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与美元贬值、市场供需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推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使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胀压力陡然上升。
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欧美发达国家紧缩阴霾笼罩，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使人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全球性通货膨胀也在暗流涌动，迟早汹涌而来。
据有关统计，2009年，欧盟27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分别占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和73.6%，美国累积的债务逼近其GDP的90%。美国前审计长预计，把美国1998年到2008年的债务和未入账的未来负债（养老金）加在一块，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务债将达到63万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的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也欠下了大量的债务。
发达国家负债累累，使得很大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存款已经“空洞化”了，单位货币后面的相应数量物质财富已经被提前消耗掉。剩下来的，只是一堆从印钞机中产生的纸币。为了偿还债务，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复苏，避免经济二次探底，以及维持过高的社会福利，安抚人心，避免社会动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会继续滥发钞票，导致现有的货币购买力进一步被稀释，相应价值符号所代表的物质财富进一步缩水，埋下了产生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伏笔。
虽然，一些制造物质财富、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一直在购买美国国债和储蓄美元，让世界性通货膨胀缓期到来。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这些支撑美元的国家商品出口会减少，进口显著增加，贸易顺差下降甚至出现逆差。随之而来的是外汇储备的减少。前期累计的巨额外汇储备流入市场寻求购买力兑现。但事实上这些购买力是难以兑现的，只能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
加之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了强势劲头，它们国家过去存在的偏低工资水平、利率水平和出口关税水平将不复存在，进而提高全球商品的成本，推动整体物价的上涨。实际上，目前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国都正在面临较高的物价涨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国的通货膨胀趋势肯定会带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趋势。
这个趋势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危险防范工作呢？
1．坚持人民币自主、适度、缓步升值，以此来对冲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涨价，推动国内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外汇储备适度实物化。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存在形式单一、黄金等实物形态所占比重太低，所以缺乏对全球性严重通货膨胀和信用危机的抵御能力。所以要进行外汇储备的适度实物化，将一定比例的货币、债券转换成贵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矿石等实物形式。
3．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纵深发展。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上进行相应的预期调整。如实施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更大力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增加更多医疗、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努力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更快、更大幅度的扩展，为中国出口产能转移提供广阔空间。
4．建立庞大的商业储备和战略储备。如减少购买美国国债，对矿石、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进行连续多年进口储备，建立庞大的中国商业储备和战略储备。并鼓励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这样做虽然需要一定的储备费用，也要承担一定的价格风险，但却可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解除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瓶颈”约束。
5．积极进行资源投资。主要是各种资源型商品产能和相关企业资产。购买资源产能和资产，比较单纯储存纸币和购买债券（国家主权白条），要安全得多。
6．投资者“去货币化”，逢低买进。在全球性通货膨胀汹涌而来之时，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物质财富，包括商品、资产、权益等，无一例外地出现价格飙升。因此，相对而言，现阶段贵金属、大宗商品或股市价格，均处于中、低价位。投资者的长期战略应当是“去货币化”，逢低买进。
热钱引发世界金融问题
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只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国际热钱，又称“逃避资本”，是充斥在世界上，无特定用途的流动资金。它是追求最高报酬及最低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出于资金安全考虑，国际热钱第一要求就是进得来出得去，必要时容易脱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短期、套利和投机。正是靠它，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大鳄索罗斯一手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在短短半年间掀翻了整个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
大部分热钱是自发的、分散的资金。这一部分热钱的流入大体上是纯商业行为。还有一部分热钱则为相互协调、精心策划的金融机构与个人的较大规模的资金。这些热钱会利用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漏洞或弱点，主动发起进攻来获取巨大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对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攻击中、在对韩国金融体制的攻击中，以及索罗斯对英镑的攻击等，都有着这些资金的身影。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各种金融机构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的投机，这些资金就是“热钱”。在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热钱在世界范围内游荡，哪个地方有利可图，热钱就流向哪个地方。全球性的“投机热钱”究竟有多少？恐怕没有谁能够给出准确数字。各国和地区对“国际热钱”的充分关注，是因为这些短期资金的突然大规模入境或出境可能给境内金融市场的正常活动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并由此引致经济金融运行严重的不稳定。
最近四十年来，人类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国际金融的剧烈动荡，而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大规模国际投机热钱，根源则是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
当热钱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会造成那个国家的虚假繁荣。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热钱在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同时，乘机在其他市场如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不断寻找套利机会。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在12%以上，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尤其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一些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20%以上，甚至达到50%。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不愿意降低楼价房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热钱心存幻想，而能够吸引国际热钱进入中国楼市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人民币的大幅升值。
热钱的大量进入，加大外汇占款规模，影响货币政策正常操作，扰乱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通货膨胀压力，人为加大了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压力。如果热钱大规模迅速流出，就会使一些投机气氛较大的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如房地产价格迅速回落、债券价格以及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等。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金短缺，往往比较在意外汇流出，希望外汇流入。泰国在1997年前奉行高利率政策，大量“热钱”涌入；泰铢贬值后，“热钱”迅速逃逸，使泰国的经济大厦轰然倒塌。
规模庞大的国际热钱已经成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乃至频频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热钱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1年以来，外国媒体和政府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们不约而同地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于是，国际投机者们得到一个强烈的信号：美国、日本和欧洲各个国家都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能不升值吗？当年日本和德国是何等的国家，它们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都乖乖地提高了各自货币的汇率，中国政府能有别的选择吗？
摆在掌管着热钱的金融精英们面前的前景是明显的：一旦热钱大规模流进中国，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需求将大量增加，人民币不升值是不可能的。另外，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充满了投机和投资的机会，流进中国的热钱还可以有可观的收益率。这样，热钱将有两种收益：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差价的收益，二是投机中国各种资产的收益。
在这以前，热钱赌的都是货币汇率贬值。赌英镑汇率贬值，赌对了；赌泰铢汇率贬值，也赌对了。现在应该赌人民币汇率升值了！这可能是新世纪的又一场新的豪赌。
2002年以后，热钱就以各种途径秘密地流入中国，赌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些热钱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热钱继续大规模流入中国，将造成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使本来就已经遭受美国金融打击的中国出口产业受到更严厉的打击，中国经济有可能因此发生一定程度的衰退。如果热钱大规模撤出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大幅度减少，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可能会出现下降，这对中国老百姓肯定是好事。但是，房地产价格一旦下降，部分房产投资者可能无意偿还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将大量增加，中国就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导致经济低迷5至10年。
近来，国际上的热钱正在加速流向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截至2008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总额高达16822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1539亿美元，而这其中只有45%来自于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余下的55%的新增外汇储备中可能不乏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2009年年初，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渐渐企稳，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都在加速回流。热钱涌入中国的情况必然有增无减。这些热钱要么炒人民币，要么搞资本市场，要么推升商品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危害非常大。严格来讲这些“热钱”应该是一种高危病菌，他们不是无目的的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地打劫，放任对这些“热钱”的管理后患无穷。
过去10年，国家对“热钱”流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彻底阻止“热钱”的跨境流动，这其实正是“热钱”的一大特征：来无踪、去无影。你从总量上可以看到它来了，但它到底在哪？在做什么事情？包括监管者在内，可能谁也说不清楚。
历史经验证明，对于“热钱”, “堵”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们必须认清“热钱”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的风险偏好非常高，而这样的风险偏好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期，经济高风险时期必须善待的偏好，只有这类资本才可以更加有效地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热钱”在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它们会抽逃，而抽逃必将放大经济缺陷，形成“经济越不好越跑得欢，越跑得欢经济就越不好”的恶性循环。
所以，对于“热钱”重要的是“疏”。可以允许它们有序地进入，并引导它们流向中国需要的方向，比如股市中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当它们进来的时候，要守住它们，不让它们的迅速出逃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是不能轻易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不能轻易允许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其次是通过设立“金融危机应急法案”使政府获得全国人民的授权，在危机可能发生的当口，政府有权关闭资本账户。
其实，有了上述措施后，还愿意流入中国的“热钱”基本将属于“愿意长期投资中国的资本”，而过度投机的“苍蝇资本”必然会被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