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从1832年10月之后就在广州了。此公眼界甚高，他在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读书时正赶上席卷新英格兰的宗教“觉醒”大潮。他进了纽海文神学院（New Haven Theological Seminary），之后被授为牧师，接受赴广州担任“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 s Friend Society）牧师一职。他住在美国馆，遵循严格的读经传教的规律，每到礼拜六就坐上愿意载他的洋船副艇，沿珠江顺流而下，前往黄埔布道、散发传单，远洋船舶主要停泊在此，到礼拜一再返回洋行。史蒂文斯若是找不到外国船可搭，便得雇当地的华人船工送他去传教。这趟路有十二英里长，租船费是四块西班牙元，若是碰上涨潮，要费上两个时辰，路经关卡也还要耗掉一些验关检查的工夫。即使这么短的一趟路也有危险——在这条航道上往返的洋人、水手、官兵若碰上海贼，则会被洗劫或沦为肉票。史蒂文斯有时会觉得难以说动船长，让他借用甲板或船舱宣讲布道，因为一些船长觉得他“古板”、“不合群”，他躲避一切“浮华或喧闹”的事情，全心反对酗酒等恶习，访慰病人和濒死的人，为死者安排基督教葬礼。

他所布道的那些水手在海上已经航行了好几个月，十几个人挤在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的船舱里，已是苦闷不堪。这趟航程从费城或利物浦启程，长途航行之后有三天的休假，兴奋之情自是难耐。中国人火上加油，向酒瘾难耐的水手兜售所谓“烧锅”的土酒，这是由酒精、烟汁、蔗糖和砒霜混合而成，如史蒂文斯所述，会导致“比喝任何烈酒的醉状还猛烈”。新豆栏街里那些做洋水手生意的店铺用罗马字母写出诱人的招牌：“老杰米店铺”（Old Jemmy Apoo）、“老好人汤姆老店”（Old Good Tom）、“小汤姆，销售各色酒水，丰俭自便”（Young Tom, seller of wines of all kinds and prices），等等；这烧锅能把喝的人“理智毁掉”，水手最先只是找乐子，但往往一发而为“无法无天的狂乱境地”。酩酊大醉的水手常被当地地痞抢劫，甚至被剥得一丝不挂，而官府也不断贴告示，禁止卖酒给洋人。教会的善心人士忧心忡忡，在同文街十九号设了比较安全的茶馆和咖啡屋，但是吃过亏的水手不想去，还是照常上新豆栏街冒险。

各色诱惑不可胜数。那些想罗列这类事情的洋人认为在广州一带至少有八千名妓女。有些在城里，洋人接触不到，但有许多妓女在河南岛，水手喜欢管这地方叫“朴茨茅斯角”。有些洋人雇的苦力也聚居在此。逆河而上的水手或传教士都会看到有些妇人在随波起伏的“花船”甲板上搔首弄姿，她们或是三寸金莲，或是赤赤天足，身穿红袄绿衫，脚登蝴蝶绣鞋，戴着白银脚镯丁当作响。

此外，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洗衣船”，有三四名妇人摆弄。这些妇人穿着灰暗褪色的土布衣裤，头上却戴着鲜艳的头巾——这是从葡萄牙人那儿学来的时髦——若有洋船下锚，她们便会把船摇近洋船，除了招揽洗衣生意之外，还用洋泾浜英语开心地向洋人打招呼：“喂，讨人喜欢的好兄弟，过得好吗？打你上次来黄埔后，我就一直念着你呢。”这类打情骂俏到此也就打住了，因为每艘洋船在港湾停泊期间，名义上都有两名衙役驻在船上，不过这些规章执行起来马虎得很。按道理讲，是不准把烈酒带上船的，不过水手想尽办法带酒上船，从把酒瓶系在腰间到用副艇偷运成桶的烧锅，不一而足。难怪有时做礼拜的人哑口无言。史蒂文斯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光荣’号上布道，来听的人约有百八十个，宣讲内容是‘蠢人嘲笑罪过’。我有相当的挥洒空间，听众听得入神；但我看不出他们有丝毫认罪或悔过的迹象。”一个星期之后，史蒂文斯对“水獭塘”号的船员布道，讲解《圣经》中的话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次他发现“没一个人看上去被打动”。

这种事情一看就知道是挫败，但史蒂文斯将之视为更大的事功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礼拜上对众人说道：“主的话语已被各种方式加以试炼。历史考验过它，并不见它有所不足。它被占星学、地理学辩驳和嘲弄考验过。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想考验它的人就考验它，随便用什么方式；有学识的人想挑它毛病，狂妄之徒和无知之辈考验它；敌、友、信徒，不信的人都考验过它。它饱经试炼，仍屹立不摇。”

史蒂文斯为了更了解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曾与一位来自广州的华人基督徒梁发长谈[译按：原文因其俗名被称为“梁阿发”，今改为通行的“梁发”。]。1789年，梁发生于贫家，只读了四年书就得出外张罗生计，最早做毛笔，后来在广州附近刻字版为生。1815年，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和新教同道翻译一系列宗教小册和《圣经》节录，便雇了梁发来刻字版，此时梁发还信佛信得很诚。梁最早刻的是《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汉译本，从而知道了《圣经》的一些内容和体例。这些知识不久更是精进，因为米怜严格要求，受雇于他的人都要参加他每天的崇拜仪式，不管他们信不信教。这些当地人听道时“有人在闲聊，有人嘲笑教义中新鲜的事情，有人叼着烟袋抽烟”，但米怜毫不气馁。他用汉语布道，诘难会众，要他们看出佛教济世之道的谬误，从而选择耶和华、耶稣之道，这条路虽难走，但才是正道。梁发经过内心一番挣扎，终于皈依了基督教，在1816年11月的一个礼拜天，让米怜给他行了洗礼。

梁发信了教之后开始写东西。他把他第一本华文小册子起名为《济世经注读本》，在这本三十七页的小册子中说了造物主的权威，说了神的“十诫”，还援用保罗使徒书的多处文字，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和恩典。梁发自己刻版刊印了两百本，1819年春开始在广州城内外散发，旋即被官府逮捕，囚禁定刑，并遭鞭笞。官府还没入了梁发的屋子，把他已刻好的刻版付之一炬。梁发不为所动，出狱后劝说妻子入了教，由他给她做了洗礼。不久以后，这对夫妇又让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给他们的儿子行了洗礼。

1822年，米怜去世，梁发以福音传道师和汉语教习的身份，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27年被任命为传教士。在这些年间，他想办法用汉语编撰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充分阐述他关于基督教的思想，并全面介绍他新发现的信仰，他在1832年完成这项工作，名之为《劝世良言》，并请懂汉语的西洋传教士改正了书中涉及神学的错误，同年在广州刊印了此书。

这本书分成九篇，梁发把他跟随洋人十五年所学到的东西都写在书里。他从新旧约《圣经》中引了许多段落，长短不一，并从音（而非从义）把《圣经》里头那些佶屈聱牙的名字转成汉字，一如教他的传教士所用的办法。他叙述夏娃和亚当在蛇的引诱下吃下禁果，结果被逐出伊甸园。他讲述挪亚方舟，还有几乎毁掉世上一切的大洪水，他还描述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他用以赛亚和杰里迈亚的警句来告诫同胞，用《诗篇》第19篇和第33篇的诗句来鼓励他们。他转录了《马太福音》耶稣山上宝训的全文，还引了圣徒约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以上帝可怕的话语结束了《圣经》。梁发探索了上帝恩典的奥秘和人的各种堕落，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意见，或简略或详细；他提出了他对命运和信仰的琢磨体会，并在第六章把他自己性灵追求的历程与众人分享。

说到刊印和散发小册子，梁发是专家。他经常乘船或徒步到广州城四周的村庄。他选用完好无瑕的印版，雇请刻工（还跟他们讨价还价），然后把活儿派给他们，再由一位名叫屈昂[Agong]的教友将书页装订成册。这两人还学会了使用传教士引入的新式石版印刷术，不久就能印出单张双面传单，一面印上插图，另一面印上一小段文字或长篇的福音。

史蒂文斯在1832年见着梁发，此时他已开始在广州城近郊传教，离城可达二百五十英里远，一次传教可散发七千册传教小册子之多。新教传教士不顾官府禁令，已经开始由海路入中国沿海，只要能上岸的地方，就会散发一些《圣经》或小册子。而梁发想出一套新办法：他同屈昂一道，跟着那些逐县逐城主持科试的学政，希望借此把他的小册子送到赶考生员的手里——生员虽然不见得有兴趣，但是他们却颇有影响力。梁发到了1830年代中，又想了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散发小册子，那些考中县试的生员就是在此参加府试和乡试。在华东华南一带，只有在贡院才看得到受过相当教育、对乡里有所影响的人聚在一块儿。

史蒂文斯很快就看出用印刷品来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好处：

留下《圣经》和书籍，让一两千万人接而触之，说不定没有讲道也能宣教，这和完全接触不到是很不相同的。是的，绝不一样！谁能相信，在这三年来流传的数千册书籍会在神的面前无人问津，会“徒然返回”呢？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

史蒂文斯认为，不应冀望中国会有人揭竿起义，“我们并非说中国人公众意识日益高涨（一如其他国家），不久就会呼声四起，要自由，享人权”；但中国人“像可怜的波兰人一样聪明又被误解”，他们天性开放——要不是有朝廷官府的话——会把洋人当朋友，而且可能接受基督教教义。

情形既然如此，那么洋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学梁发学到什么地步呢？1835年春秋两季，史蒂文斯同一些会讲汉语的外国传教士作了两次长途探险，在这两次探险中，算是实现了广发小册子的梦想。他暂时离开黄埔，乘一艘美国双桅帆船驶离广州，沿中国海岸航行，入闽江的狭窄水道和河滨泥滩，探吴淞江宽阔的海口，史蒂文斯终于望见了上海口岸樯桅如林的中国船，最远北至山东沿岸层峦叠嶂的港湾。史蒂文斯在这两次航行散发了许多小册子，见识了秀丽山河，尤其是福建沿海岬角星罗，少有西洋人有缘得见，史蒂文斯大受鼓舞。当这些洋人返航归去，淡出当地居民的生活时，史蒂文斯可回味他留下“几百册书，或可指引救赎之道”，在“眼前喧嚣沉寂良久之后”，仍可提醒中国人“洋人的仁慈友善”。

史蒂文斯身边带着几箱中文本基督教书籍，有米怜、梁发、马礼逊等人精心准备的书，包括耶稣生平事迹的译本、有关“十诫”的评注、布道讲稿文集、福音书注释本、赞美诗集等，他有时乘双桅帆船的副艇，同一帮印度和马来水手躺在尾舱油布篷下柴米油盐等给养物的中间；有时则在人烟稠密的乡下徒步跋涉。史蒂文斯一伙人第一次航行就发了几千册，第二次航行发了两千多册。史蒂文斯所乘的帆船多有满载兵丁的水师船尾随在后，而史蒂文斯乘副艇探索内河水道时，官府巡艇也紧跟在后，有一次还朝他的船开了炮，炸伤了两名水手。有时，骑着马的尉官会前来驱赶村民，穿便衣的捕快混杂在人群中，而当地学塾里的学生会大声抗议这些不敬儒道的基督徒。有一次，当地官吏还当着史蒂文斯的面，把从他那儿没收到的书籍全给撕碎，装进一只烂草筐，烧了个精光。

虽然诸多不顺，但这些书只要能卸下船，一上岸就被索求一空。有时候，发书过程井然有序，民众心里虽急切，但还是面带微笑，相互礼让；有时则是挤成一团，史蒂文斯只得爬到墙上躲开争抢，或将书本和小册子往空中一撒，任人接取。有时，在一些偏僻的村落，他在每户人家的门槛上放上一本书。有一次还有一大群人站在倾盆大雨中听史蒂文斯宣讲，一动也不动，史蒂文斯也是淋得全身湿透。有一次，围在他边上的中国人以指触嘴，表示官府禁止他们大声同洋人说话，但他们还是领了书。庙里的和尚、家里的文人也会领书。有时，史蒂文斯的船还没靠岸，就有人涉水前去要书，有如预示了洗礼一般。

史蒂文斯经历了这些事情，到了1836年已在想别的问题了。在中国传播上帝的话语，应该中国化到什么程度呢？史蒂文斯对于传教士因时因地而制宜略知一二。他有幸与马礼逊密切往来了两年，他知道这位杰出的学者型传教士刚来中国的轶事，其时马礼逊与汉语教习一道用筷子吃饭，“还着本地服饰，留上长指甲，蓄起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和厚底靴在公行附近走动”，甚至还“用蹩脚的汉语”做晚祷。

马礼逊“不久就改掉了他的中国习惯”，但郭士立（Karl Gutzlaff）却没这么做。郭士立是来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传教士，他曾在1835年与史蒂文斯一起沿岸北行。郭士立在出门时喜欢做福建水手打扮，或穿其他的汉服。有些中国人觉得郭士立同他们一样，还以为他是生在外国的中国人。郭士立汉语说得极好，更是让人迷惑：他只要专心学一下，就能分辨各种方言土话之间的细微差别。中国人听到郭士立讲他们的土话时，惊讶之余还会朝帽子底沿偷瞄，看看他是不是把辫子给藏了起来。似汉非汉有利有弊。史蒂文斯在一次旅行之后写道：“如果穿的是中国服饰，一时或可不为人所察觉，但也大大降低人身安全。”——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加惩处。非法沿岸航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上耳中，他颁了一道严厉的上谕，斥责这帮人试图“散发洋书，意在妖言惑众——其行为怪谲惊诧至极！”云云，并将这些人的行为与早先“私招番妇潜入广州”一事相提并论。

假若有洋人进了广州城（无论是否易容改装），结果会如何呢？城里当然有些中国人会同情基督教，不过很难说出究竟有多少人。一份名曰《广州纪录报》的英文报在1834年春，详细报道了郭士立接手《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的情形，米怜和梁发在大约二十年前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历久不衰。每一期“都由洋人以中文写成”并“在城里印刷”，然后“从华人印坊送达发送者；由他送到订户手上；再由订户免费散发”给中国人，如此便“使这份杂志走进了广州民众之中”。后来私人报贩接手发行，提高了流通速度。报贩“印好部分内容，沿街叫卖”。时有中国人聚在一起，听人阅读讲解其中内容。编《广州纪录报》的人特别着力介绍科学商业新知，中国人于是怀疑这么一来，洋人会“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传教士怎么会不去想想，借此控制中国人的灵魂呢？

到了1836年，传教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圣旨斥责未得官府允许的旅行，一方面也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有新的活动，广东方面的官员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1836年初，官府搜查了澳门一家主要的印刷工坊，没入“八种洋书”。印坊的人入狱，财产遭没入。官府并限令澳门和广州地区的居民在六个月内上缴所有教习“亚素”（即耶稣）教或天帝教的洋书，可免究其罪，否则将予以严惩。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算有人进城散发宗教书籍，但中国人拿书的动机不一，史蒂文斯也很清楚，他在两次沿岸航行便有记载，善念总有无聊的好奇心与贪婪相随。有些中国人神色泰然自若，似乎知道这些书籍的目的，还会送上一些小东西作为回报，如几串白葡萄、几只梨子、一小袋烟丝、一捧小米或一小把鱼干，等等；但有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拿了一本红皮面的书，还拼命想拿一本灰皮的书，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史蒂文斯还没离开，有些人就把刚领到的书拿到路口去卖掉；有些人死赖着不走，花言巧语就为了要鸦片（史蒂文斯搭的帆船上也确实带着鸦片）或传教士自备的药品，这说明他们的动机只是要钱或怕生病，倒不是性灵有所需求。

但整个来说，史蒂文斯在思索在这样一个国度散发教义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时，他不认为我们在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权利，胜过中国皇帝的传位诏书。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是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我抗议这种压制人类良知的精神暴君，抗议这种对天国的背叛；如果我们要承担官府报复的后果，但又有谁能说我们对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