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本书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晚期资本主义主导性的文化形式,并在基于文化与基础性结构的对应关系中加以考察: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以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表现形式把资本同一性逻辑隐藏在背后,并充当着资本全球肆虐的帮凶。本书强调必须通过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才能真切洞察到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实质。这种反潮流的理论表述,特别是其理论中所表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使得詹姆逊的理论独树一帜;同时,这种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本有的维度,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渐趋没落,在很多学者眼中,马克思“思想武器的批判”暗淡失色。面对新的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实,本书重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维度,揭示后现代文化背后潜藏着的意识形态性。这对我们当下客观看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与现实、认清意识形态背后的文化霸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而给予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以深刻的警示,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有重要启示。
本书以三段论的形式、在递进的维度上分三章来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思想源流、理论体系及理论应用,以期呈现“批判理论”的全貌及“理论批判”的意义。
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史的曲折上,还表现在它的内涵和性质的隐蔽、虚幻、迷惑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社会本身——的庞杂与繁复。在第1章“意识形态理论溯源”中,笔者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梳理,试图厘清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脉络。意识形态在创始之初,作为一种知识的“观念学(意识形态学)”把树立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坚实的科学根基作为探索的欲求,在知识的根基之上去安排人类及其生活与社会的现实制度,在张扬理性的意义上,为人类进步洒下了一片耀眼的启蒙之光。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知识的观念学,不过是感觉主义的经验堆积,因而也是应该受到批判“意识形态”。至此,黑格尔及其之后的思想家无不把“意识形态”当作批判的“标靶”。特别是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批判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把意识形态带入社会理论的视野。进而其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隐蔽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思想政治工具,并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犀利的批判。这奠定了意识形态理论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的基调。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派从马克思理论的基地上发展出“肯定性意识形态学说”与“否定性意识形态学说”的双重变奏。特别是卢卡奇,通过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无产阶级“新”阶级意识的强调,在“双重变奏”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然而这“开创”却在“肯定”与“否定”的割裂中把意识形态理论本应具有的批判本性弱化了。由此开始,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理论呈现出滥觞之势。对这些历史中的理论积淀,詹姆逊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应,并试图在历史的、阶级的、集体的和功能(意识形态)与目的(乌托邦)相辩证的“四个维度”上恢复“意识形态理论”被弱化了的批判本性,并由此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探寻被压抑的文化叙事。
第2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第1章的递进展开,即詹姆逊在历史的、阶级的、集体的和辩证的维度上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章中,笔者在标题处及行文中拟用“视域”、“阵地”、“全景”、“探测仪”和“策源地”这几个词语分别形容该理论中的各个学说——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政治无意识学说、总体性批判理论、认知测绘学说和“现实存在的乌托邦”,并挖掘出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轮廓,并将其应用到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战场”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在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唯物史观为视域,在“总体性理论”的批判全景中,从“现实存在的乌托邦”汲取力量,通过“政治无意识学说”对无意识的文化文本的阐释与考问,以“强有力的重写”方式在个别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同心框架”中展露文化“显意”背后的“隐意”,并在文化领域建构起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并用“认知测绘”的探测仪在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中去发掘和凝塑全球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是意识形态理论本应具有的批判逻辑,更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批判策略。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各个学说既自成体系——每种学说各司其职,又相互关联,因为如果缺少了某个学说,“批判理论”的犀利性就会被弱化。正是基于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将被应用于更具隐蔽性、同时异化功能又极为强大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之中。“批判理论”将表现“理论批判”的一面。
在第3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现实批判”中,笔者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能代替理论批判”的箴言,将在现实批判中通过“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指归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资本异化的现实性。一方面,基于文化与基础性结构的对应关系,在继承了结构主义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詹姆逊把“资本主义三种文化形式”与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个分期”相对应,进而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考察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来。另一方面,詹姆逊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考察中看到,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以异质性与差异性所倡导的摹仿体、癫狂性、表层化、平庸化和文本化不过是试图消除高雅、消解意义、同化个性、弱化批判与革命诉求的精神分裂性的意识形态性,其背后掩盖的是商品的物化功能、工业劳动的异化作用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幻灭和全球资本肆虐背后的文化霸权逻辑。在此,“批判理论”通过“理论批判”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逻辑呈现于当下。
正是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洞悉,“批判理论”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指归为五个方面:首先,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破碎性”的背后是分裂的原子化的人。这种原子化的人在消费商品的同化下,丧失了批判诉求,从而把自身囫囵于永恒的“当下”。其次,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空头的乌托邦许诺背后不过是以消遣和娱乐形式对人进行的集体幻想训练。再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终结了历史之后,以差异和异质的名义抛弃了一切深层结构,进而在调情和娱乐的背后建构悖论的世界,把人的存在及其生活带入绝对变化等于绝对不变的时间悖论;当时间停滞后,人在空间中的任何转换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无论到哪,都是一片工业化的焦土,同时人在空间中的停止反而又确定不了自身的处境,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迷幻空间本身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同时,当空间完全被工业化所侵占,传统的天然“自然”就失去了最后一份领地,人类又建造出一种人造的自然与之相对应;进而在消除了未来的可实现的愿景(任何关于乌托邦的诉求)之后,使人屈从于由异质性所掩盖的资本的同一性。复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借助影音技术营造出一个充满仿真效果的“视象”空间,并使影音技术夺取了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把人不知、不觉、更不能自拔地封闭在“视象”之中。最后,批判所指归的一切都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借助资本逻辑所营造出来的巨大的荒谬,而这荒谬背后正是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和与金融资本的同构。
通过对前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总结借鉴,本书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本应具有的批判性与犀利性,并针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建构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进而以这“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及滋养文化的现实进行批判,从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应具有的理论立场与理论坚定性。然而,面对当下的资本主义,前人早已预告了它的灭亡,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之后,却仍然展示着自身的生命“弹性”。据此,笔者在“结语”中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詹姆逊依然高扬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宏大的叙事逻辑,去实证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科学性(就像资本主义所展现的弹性一样),同样是一个辩证开放的体系。然而,在“上帝”死后,面对庞大的资本逻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一次豪赌”的方式似乎显现出荆轲刺秦王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色彩,但是从“批判理论”到“理论批判”的实践维度,使得乌托邦理论诉求不是一个想欲建构的目标,而是一种导向、一种思考未来的方法、一种与现实的“照面”和一种祛蔽的批判,所以希望与实现就蕴涵在这壮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