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1)

一、“新民”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思想博杂，异彩纷呈。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这一特殊境遇下，众多的思想家为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以救亡图存、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豪气，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瑰丽的篇章。他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所提出的诸多救国策略，引领了时代的潮流，逐渐形成之后汹涌澎湃的诸多思潮，在警醒国人的同时，亦成为近代史上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新民”思想，即着眼于对人的塑造的救国路径，则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可以为当今社会人的发展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时至今日，当物质的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的素质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人们。如何提升人的素质，使其不仅成为物质的富足者，而且成为精神的富有者，成为道德的践行者，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当我们追溯从晚清到“五四”众多思想家对“新民”思想的思考轨迹，以及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思想困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民”思想，的确是现代化发展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要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继而过渡到现代的过程相适应的。在这个过程中，鉴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人的现代化意味着受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禁锢达几千年之久的臣民逐渐摆脱束缚，在民族国家的谱系下被重新塑造为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国民。应该说，新国民的塑造，首先是对其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而其塑造的理论依据则是进化论的引入，以及近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说，进化论的引入，确实是一场思想上的重大革命，它使传统文化中原本自足的一套集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诸多方面于一体的价值系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人已经不再是具有伦常道德的社会人，而是有着自然本性的高级动物，他已不再把完善自我作为人生的追求，而是要设法在这样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无情的世道中使自我保存下来。这样，在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性善论无疑被性恶论所代替，人与人之间已经撕去了温情脉脉的温良恭俭让的面纱，而代之以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原来维持数千年的儒家纲常名教所建构的礼的秩序彻底崩溃，代之以一种具有无限可能、富有无限生机的力的秩序。而能够在这样一种秩序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无疑是强者。这样，强者具有强权。由是，一种强者逻辑就产生了。正是在这种强者逻辑的支配下，如何富强就成为近代国人执著的追求。这个寻求富强的过程，随着1895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而实现了重心的转移，即从以器物为中心转向了以提高人的能力为中心，而人的能力的提高，其核心在于其德、智、力的提高和拓展。应该说，对于德、智、体三者的提高和改善，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并不新鲜，但晚清的思想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它们统统归结为“力”。这样，体力、德性、知性都成了促使个体胜出的作为生存能力之要素的力的元素，只有这三种元素中的每一项都能达到最强的状态，这三者的合并才能达到最强，个体也才能最有活力。而根据社会有机体原理，国家、社会作为有机体，都是由众多个体所组成，只有每个个体最有活力，国家才能最强盛。这样，如何实现作为新国民要素的德、智、力三者之强，既是实现对其进行文化意识整合的关键，更是强国的关键。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就与追求富强之间具有了因果关系。

其次，作为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的“新民”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同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决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现实来看，“新民”思想的出现是国人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陷入阻滞状态而寻求的又一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思想家都积极地从理论上寻找思想资源来支持自己的思想，从对传统思想的变异、三世进化论到西方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说、宪政理论、自由民主以及科学知识与精神的自觉传播与运用，无不说明了这一点。西方思想以及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理论根基，赋予了“新民”思想以厚重的历史基调。应该说，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是近代思想家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在救亡的漫漫征途中的一线曙光，同时它也能为陷入阻滞状态的救亡运动提供动力，从而将近代中国理性反思推向前进。也正是在这个探寻过程中，才能够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意蕴，明确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实际上具有空间的整体系统性和时间的恒久持续性的意义。而有关“新民”问题的研究也正是探索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现实的基点，同时这个问题也是所有民族现代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基础课题。

最后，“新民”思想不仅初步培养了国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科学意识，而且促进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它与反封建、反传统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相得益彰，促进了学者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反思。因此，研究近代“新民”思想，不仅具有彰显主体意识与人文关怀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创造性整合，更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国家要促进社会变革，就必须要加强国民的民主思想。例如，法国大革命中，就赋予公民充分的自由；而美国革命所具备的最重要特征，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阴暗面的承认。而近代思想家们大力宣传自由、独立、平等、民主、权利等思想，正是为彻底改变旧国民性而实现的国民的思想变革和观念更新。他们所倡导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动摇了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而奉为圭璧的观念意识，使国民的思想和精神风貌为之一新。这些思想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现代意识的觉醒，实现了国民人格的现代转型，启动了中国由一个人格依附的臣民社会向个性自由的公民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外，思想家们还将国民与民族文化、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他们在探讨国民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强调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国民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要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国民必须具有爱国的自觉心，更需要自发的责任感与积极的参与精神。因而国民民族素质的培养就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当务之急。

应该说，以“新民”思想作为研究主题，将其置于从近代到当代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既富有挑战性，同时又有着极大价值的课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要从近现代声名显赫的诸多思想家的纷繁复杂的理论中概括出其总体发展的脉络，更要在领略思想家们融古今、中西文化于一炉的学术功底和思想睿智以及为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殚精竭智对国民主体文化心理进行重构的基础上，来理解和把握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解决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路：即从人的现代化入手，以文化为根基，以伦理为核心，通过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引导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因丧失了精神意义的存在而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人们，使他们在获得团体认同的同时，也找到其生存的意义。

二、“新民”思想与我国国民性研究的现状

国民性及其改造的问题，是“新民”思想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家们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对“新民”问题现实化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应该说，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一股热潮，当时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国民特性和性格而进行的，对国民性的界定也褒贬不一。

到了5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曾一度归于沉寂，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所需要的人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人们面前。这样，对于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国民性格重塑问题的思考，就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著作及文章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温元凯、倪端的《改革与国民性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是“十年动乱”之后，第一部立足于改革开放，比较系统地研究国民性的著作。该书在对国民性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国民性改造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以及影响国民性改造的诸因素，同时也对理想的国民性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郑欣淼的《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则是以文化为视角，对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个案研究。此外，沙莲香所著的《中国民族性》（一）、（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90年版），是对从1849—1986年国内外所有关于国民性、民族性以及东西方文化及其相关内容讨论的总汇，其中不仅有美、法、德、日、英等诸多国家的思想家对中国国民特性的总结，更有众多中国思想家的理性反思。应该说，这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问世，不仅激发了国内学者研究和探讨国民性的热情，而且也提供了研究国民性的可供利用的资源。

20世纪90年代探讨国民性的论著相对较多，代表性的主要有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前者站在历史与理性的高度来考察和审视国民性的近代历程、传统国民性的精神特质及自在表现，并对现代国民性的重塑进行了探讨。后者则从国民性反思的历史条件、发展脉络、主题内容以及近代民族反省的深远启示方面对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剖析，其中既有对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宏观考察，又有对启蒙思想家的个案分析。这两部著作进一步深化了之前的国民性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的素质的提高问题进一步凸显，因而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也更加升温，相关的著作不断涌现。袁洪亮《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人的现代化为视角，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发展历程做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近代知识界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基本内容、内在矛盾分析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予以归纳和总结，并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个案分析。此外，教军章《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阈及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这一时期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又一力作。该书通过对国民性问题及其历史源流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梳理，阐释国民性概念蕴含的基本意义，分析近代中国国民性研究的理论成就和理论缺失，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层面揭示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指涉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多维意蕴，透视近代国人寻求主体自觉的心路历程。

青年历史学家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从世界视野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生了哪些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正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把国民性的形成归结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