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 孔子的学说及主张

论及夫子之道，也就是孔子的主张或学说，还得从孔子的第一职业说起，即从执事说起（孔子的其他两个职业是教师和官员）。

孔子在改葬母亲时，对葬仪四处打探而喜欢上了礼仪，由此走上了为执事先生做助手的求生生涯，文献上称之为“助葬”。文雅一些的说法，孔子开始了自己的“儒者”生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讲，礼在宗法社会中是一件大事：上层社会人士的冠婚嫁娶需要司仪，下层社会的百姓丧葬祭祀，以及逐鬼驱傩都离不开执事。甚至，邦国与邦国之间的会盟离不开缙绅先生，君主的朝会、封禅也需要儒家的襄礼。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国之大事，唯祀唯戎”。

孔子投身于这个行业，因“好学”而由“野人”升格为“君子”，又从“小人儒”升格为一名“君子儒”，不仅可以为平民百姓办理丧葬祭祀，而且可以为贵族君王办理会盟襄礼事务。礼仪和执事因而成为孔子人生的立足点，成为夫子之道的立足点。所以，《论语》一书言“礼”者达75处，言“礼乐”者9处。仅《乡党》篇便有24章涉及各项礼仪行为。孔子所秉持的“礼”，具体到人的一生则是“齐之以礼，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当子贡打算打破惯例，去掉朔日告祭的一只饩羊时，孔子则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参加在太庙举行的祭祀大典时，“入太庙，每事问”。孔子认为，人的所有行为，小事大事皆由礼而出：“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食不语，寝不言”，“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等。

门下弟子超越礼制厚葬颜回，孔子马上把自己撇清：“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管仲造就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孔子赞赏其功绩，但对他的逾礼行为仍持批评态度：“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礼，乃孔子之学的立足点，也是夫子之道的目标。

颜回因而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

“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德礼”齐备，尊德守礼，成为孔子的施政纲要。因而孔子直陈自己的理想：“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礼是通往政和治平的唯一大道。

《论语》一书中，孔子对“礼”的阐述可谓丰厚。礼，因而成为孔子心目中“仁者”的必要充分条件：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

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真而无礼则绞”。（《泰伯》）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

《论语》一书中，尚有“恭近于礼”，“富而好礼”，“事君尽礼”，“约之以礼”，“诗书执礼”，“为国以礼”，“礼以行之”，“如其礼乐”，等等。

孔子口中的礼，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个人在日常行为中的礼数。如《乡党篇》,“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二是特定场合的礼仪程序：如《八佾篇》:“子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三是指社会的礼制，如《为政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若从行为规范上讲，礼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即每个人由承袭而来的社会等级，以及与社会等级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礼数仪态。二是冠、婚、丧、祭、燕、射、朝、聘之类礼仪活动中的既定程序和规矩。上述两个层面之和，便构成了“礼制”。

正是凭借“慎终追远”活动中执事号令下的各司其职，各在其位；凭借礼仪活动中众人行为上的整齐划一以及先行后行次序，孔子将其想象并放大为一种政治模式：在君主的号令下，或在执政者（周公类人物）的号令下，普天下民众实行政治上的令行禁止，进退有序。

在礼仪的强制性要求下，也就有了每一个人在特定场合的礼数。例如臣下见到君主，先在堂下跪拜，然后再在堂上跪拜（参见《子罕》）。父母死了，儿孙们必须穿上孝服，按礼制承办丧葬。正是在“礼仪”的规范下，道德律条有了出处和渊薮。这就有了对君主的忠恕，家庭中的孝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行其礼。孝悌和忠恕因而成为小农私有制和君主家天下的基石。

《论语》中所讲的礼，多为周礼，即在西周初期成康年代确定的一整套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规矩、礼节、仪态。例如最基础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宫廷制度中的“八佾舞于庭”、“以《雍》彻”。以及朔日告祭时的“饩羊”等等。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孔子也对其改造，使之有所“损益”。

总之，礼是孔子及其弟子们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礼是孔子开馆授徒的物料，礼更是孔子学说和思想的基石。晓得了孔子因以凭借的第一职业，也就理解了孔子何以要“克己复礼”，何以要“齐之以礼”。

孔子的法先王历史观

孔子出身贫寒，十五岁之前没有见过书本（简牍），也不识字。从当执事助手，帮人助葬那天起，开始了自己的自学生涯。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的学习方法是“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孔子因此说自己：“三人行必有吾师”。

卫国大夫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从那里学来的？”子贡回答说：“周文王、周武王的主张和学说，不像雨滴坠落湮灭地下，而是流传在人间。贤者认识大道理，不贤者认识小道理。没有不保存周文王、周武王的主张和学说的。夫子何处不能学，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子张》）

子夏评价自己的老师说：“拿人钱财时变换脸色表示出感激之情。为父母办事，能竭尽心力；为君王办事，能投入全部身心；与朋友相交，说话要有信用。这类人虽然说自己没拜师学习过，我必定说他已经拜师学过了。”（《学而》）子夏口中的“这类人”，便指的是孔子。

不拜师，不进学，孔子的执事职业以及学识来源，即他的自学方式，必然地影响到孔子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控。纵观《论语》一书，孔子的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道听途说，因目的而加以编撰；二是法先王的圣人观。后者涉及《论语》一书十二篇之中的十六章。

孔子言之凿凿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概括地讲，孔子的古史由夏商周三朝组成。

保利艺术馆新藏春秋早期《燹公盨》铭文：其中的“禹”是一位天神。释文如下：

天令禹博土山川，廼桒豕艺，征降民监德，廼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久显唯德，民好明德，食在天下，用久昭好，益秉懿德，康亡不楙，孝友明。巠齐好祀无異心，好德听遘亦唯协。天釐用考申，复用彔，永御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依据出土材料及文献记载，我们现今大体上可以认定，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商朝是中国第一个史载朝代。商之前的“夏”只能是史前史。所以，夏朝只是一个传说。直至今天，我们仍不知，商朝之前是否真有一个能号令华夏的王朝？这个夏朝与周文王“西征”前的部族王国是什么关系？孔子口中的夏朝只是一个目前尚无实证的“莫须有”的王朝。

说到“法先王”的圣人，《论语》一书言及尧、舜、禹、商汤（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七人。其中尧、舜、禹三圣，孔子多处谈及，多加夸赞。事实是，历史上原本没有尧、舜二人，禹在春秋早期乃是一位能扬土造山造川的天神。此事可由出土的《燹公盨》证明。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公令造同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明公易亢师鬯金、眔者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朝至于成周。造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僚、眔者尹、眔里君、眔百工、小牛。曰：“用”，易令鬯金、小牛，曰：“用”。令曰：“今我唯令女二人亢眔夨奭，訇右于乃僚以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久宁，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

西周青铜器《矢令方尊》铭文拓片。全文用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写成，乃是周成王末年的标准器，这一年，昭系成王死了。穆系康王即位之初，任命周公儿子“明”为太保。明保去成周祭祀成王并宣布王命。

尧、舜、禹三字的造字构意源自一个人被土掩埋（成为尧），手脚并用往上爬（成为舜），最后伸颈挺腰爬了出来（成为禹）。显而易见，三个人的人名是由一个人的经历编撰出来的。用古史专家顾颉刚的话来说，尧、舜、禹是依照“新鬼大，旧鬼小”“层累”地被后人编造出来的。

一心一意地将尧、舜、禹编造成“禅让”王位的圣人后，孔子质问道：舜和禹靠禅让得到天下，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照着自己的形象来描绘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又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乱臣十人，言外之意是说自己有弟子七十七人，形状堪比大禹，才能堪比周公，已具备治理天下的一切。孔子颂扬尧、舜、禹，目的是蛊惑君王将王位禅让给自己（战国时的燕王哙中了这一魔道，便将王位禅让给自己手下的臣子之子。汉朝的王莽自比周公，因而有了新朝的篡位）。

孔子赞美西周时代：“周德，其可谓至德也”。而堪称“至德”者，乃是因为周朝能得到上天的奖赏，仁者是其最大的财富。即便周遭都是亲人，不如身旁有一位仁人（“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西周王朝的“郁郁乎文哉”，是因为有了周公一人。尽管，孔子并不知晓“制礼”的周公是周公旦，还是康王时代的“周公子明”（参见西周青铜器《夨令方尊》铭文）。孔子认为自己身居周公传人所在的鲁国，是上天让自己来到人间奉行“克己复礼”大任，肩负奉王摄政的使命（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朝乎）。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周公在周初固然是一位杰出人物，特别在政治上，但所有一切周礼，相传为周公所制作，事实上多是出于孔子及其门徒的纂集与假托”。孔子大加赞美周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而张目，是有着极强的个人目的的。

总而言之，从孔子口中编造出来的尧、舜、禹禅让史，不可信！孔子所说的商礼承袭夏礼，周礼承袭商礼的断语，也是信誓旦旦的编造。因此，孔子口中的“礼”之承袭及损益便有了一段笑话：鲁哀公向宰我问“社祭”。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树为社木，殷商人以柏树为松木，周人则以栗树为社木。宰我又说：（周人以栗为社木）是为了使民众战栗恐惧。孔子听说此事，他的反应是，既不能说这是我以前的胡说，更不能说确有其事。只好抵赖说：已成的事不说，由之而来的事不争辩，已经过去了的不要再追究（“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希望就此滑溜过去不再追究。

孔子的天帝神鬼观

孔子在自述中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又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特别正式地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显而易见，孔子是一个笃信“天命”的人。

孔子口中的天以及天命由何处而来？

从对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的判读中，我们得知，商人的神祇主要是祖先神，即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氏族轮番接替而产生的神王：他们生前是“卡里斯玛”型人物，死后则成为佑护子孙后代的神祇。由于神王死后被埋在“亚”字型大墓中，通常被称为亚祖（即活在第二个世界的男性神王）。殷人后代在祭祀或占卜时，通常直呼其王号，如：上甲、大乙、卜丙、武丁、盘庚……等。生育了一代神王的那个女人，死后也陪享在先王之侧，称之为后（司）母，或冠之与死日一致的谥号，如妣癸、妣壬、妣庚、妣辛……

商代先民还有一个抽象的神祇，即帝。从文字学的角度溯源，我们得知，帝的构意源自女生女上溯的本氏族最早的女性始祖（帝是会意字，从女阴字根，从穿通字根，和向上字根）。商代人的“帝”的原型便是吞吃燕卵，生下商民族先祖契的简狄。陈梦家考察甲骨卜辞后说“大量记载帝活动的卜辞，其威力无穷，可降祸福，可令风、令雨、令雷。”张光直先生则认为：“殷人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是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

盘庚迁殷后，商王朝的王位在乙、丁、辛三个强势氏族集团中循环轮替。武丁死后，关系相对紧密的乙（甲）集团和丁（丙）集团，把原先只用于女性始祖的“帝”字，用在了男王的谥号中。构意源自女性始祖简狄的“帝”，成了男性神王的尊称，这便是“帝丁”及“帝甲”谥号的由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张光直先生《商代文明》一书之《商王朝及其统治机构》）。

商末，姬姓文王集团在商王帝辛的欺压下，不得不“西征”逃窜，迁徙到陕西周原东边，与从大原（旬邑）南下（翻越梁山）的姜姓武王集团结成部族联盟王国。联合起来的姬姜两姓联盟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开始拥立抽象的“帝”为两大集团的共同神祇。他们将帝廷建立在了天上。《国语·周语》因而说：“古者，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天和上帝成了同实异名的概念，成为姬姜两姓共同崇拜和国家联盟祭祀的最高神祇。周人认为，一切国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大事，都源自天帝之命，都是天在主宰着。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显示，西周时期，周人不仅有上帝，还有下帝。上帝为姬姜两姓共同拥立的抽象的最高神祇，下帝则是死后埋在地下的先王们，如《邢侯簋》:“克奔走上下帝，无冬（终）令于有周”。后来，随着上帝神通的扩大，下帝神通的逐渐消退，下帝被称之为百神。如周剌（厉）王铸造的《豁钟》:“惟皇上帝百神。”“百神”即百位祖先神。

由于上帝的居所在天上，所以又被称之为“上帝”“天帝”，或者简称为天。如西周早期《天亡簋》:“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祀于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西周晚期《逨盘》:“夹诏文王武王达殷，应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

周人坚信并四处宣扬“天命无常，唯德是辅。”天帝剥夺商民族的统治权，将统治天下的权力授予周人，是因为周人具有商人失去了的德行。“皇天即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人将通过战争夺取的统治权纳入“君权帝授”的道统之中。从此，武装夺取政权有了一个神圣的理由。

周人对“天帝”极其虔诚，多加赞颂。如《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诗·大雅·荡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一个有意志且神通广大的天帝由此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神祇。时至大清王朝，“奉天承运”还一直是皇权道统的依据。秦始皇及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所谓的“禅”，从示单声，便是单个的一个人在离天最近处（陆地最高端）接受天帝的私相授受。这就是王权一统下的“天人合一”。地上时王的所作所为乃是“替天行道”。

由殷商民众的祖先神崇拜到周人的天帝崇拜，中国人的信仰词典中，便有了“上帝、天帝、天庭、帝廷、天命（天帝的命令）、天、老天爷”等诸多概念。高高在上，广垠无边的天和来自祖先神祇的帝的组合成为华夏民族信仰的最高神祇。

春秋末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天帝信仰和祖先崇拜，并由后人编撰形成一整套“儒教”系统。这套包涵了宗教神学的儒教，其核心便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尊尊、亲亲。这套宗教神学的功能，便是通过制度设置和礼仪过程来维护中央集权下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家天下”服务。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西周礼制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孔子，虔敬地信仰天帝的存在，所以，《论语》多处记载孔子谈“天”的语录：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吾谁欺？欺天乎？”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由天帝到天，由天帝之命到天命，有了语词上的缩略，但实质未改。这就有了《论语》一书中孔子谈“天命”和“命”的语录：

“五十而知天命。”

“亡之，命矣夫！”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子罕言利，与（举）命与（举）仁。”

总之，同礼制上的“吾从周”一样。孔子的天命思想，基本上是因袭周人的天帝观，把天帝看作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最高主宰。

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有人据此判定孔子为无神论者。如章太炎便认为：“至于破坏鬼神之说，则景仰孔子当如岱宗北斗”（章太炎《答铁铮》）。实际上，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语句上的理解是十分表象的。

孔子的第一职业是执事，执事以主持丧葬祭祀为自己的衣食父母。执事若不信鬼神又何以为之？无神论者能充当丧葬祭祀以及驱傩的司仪主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孔子赞美大禹，禹的伟大首先是“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中记载祭祀鬼神时要说虔敬的话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斋）如也”。甚至要慎重祭之：“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由此可知，相信鬼神的存在，对作为一介执事的孔子来讲，那是必须的。

孔子笃信天帝，相信鬼神的存在，这是一介执事的职业素养。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巫婆神汉（孔子一心想成为舜、禹或周公那样的圣人），这就有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有了《论语》一书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不愿正面回答，人死后去了那里，人们为什么要祭祀鬼神。

孔子笃信天帝，但对鬼神采取信而不迷、行而不说的做法。墨子因而批评孔子“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话有一定道理。矛盾的根源在于，现实中的孔子是一个教授弟子们如何做一名执事的教师，同时又是一位梦想登上周公之位或舜禹之位的政治人物。这就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

孔子对“天下无道”的批判

孔子身处春秋末季，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大进步的时代。正是得益于这个时代，旧的宗法世袭制度开始崩溃，因而有了“士”阶层的跃升，因而有了孔子及其出身贫贱的弟子们的地位跃升。孔子做过鲁国大司寇，冉求、仲由为季氏宰，原思为孔氏宰，子夏为莒父宰，高柴为费郈宰，子贱为单父宰，子游为武城宰，宰我为临淄大夫，端木赐常相鲁卫，等等。

身处这样的“革新”时代，孔子和其弟子却认为这是一个“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社会。这就像现今社会中许多有钱有权人那样，他们得益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从社会下层跃升而出，却在咒骂现今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不公，用人不妥……

孔子及其弟子们谴责“礼坏乐崩”，有其职业上的原因：谴责他人不守礼乐，不懂礼乐，才能反衬并证明自己是合格有用的缙绅先生。《论语》一书多处记载孔子谴责他人不知礼。如“然则管仲知礼乎？”“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更有多处张扬自己通晓礼乐的话语，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主张的礼，是自以为是的“礼”，是对传统周礼加工改造的礼，即有所损益的礼。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只能为等级较高的血缘族群，即贵族阶级所专有。但孔子却主张对老百姓“齐之以礼”。例如，孔门弟子子游让武城的小人演习“弦歌”，将礼乐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庶民阶级，这是对传统周礼的原则性修正。

孔子自己将“礼乐”修正损益，却不允许别人加以改动，其动机来自职业性的“趴活”需求。例如，宰我要废除朔日祭祀用一只饩羊的习惯，孔子说，“女爱其羊，吾爱其礼”。宰我要将父母死后的三年之丧缩短，孔子却谴责宰我忘掉父母的三年哺乳之恩。这些不容改变后面的原因，乃是出自对职业利益的维护。所以说，孔子对“礼坏乐崩”的谴责绝不可以当真。

孔子借仪封人之口说：“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自己则直陈：“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无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谴责当前社会是“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

从字面意义讲，孔子口中的天下无道，指向的是新型的权势者不遵循传统的世袭的宗法等级制度，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来打洞”的血统论政治。如果按照这一社会律条，孔子永远只能是“野合”后的贱民，永世不得跳出陬邑颜氏族群。孔子的弟子们也决不能跃升为邑宰和大夫，更不可能成为“诸侯师”。颜回只能永居陋巷，曾子去耘瓜，闵子骞永远穿着芦衣为父推车，子路食藜蒮，负米冠雄鸡，佩猳豚……

实际上，孔子眼中的天下无道，乃是他这个“逸民”不在其位，他这个“仁人”不得重用，他这个陪臣不能执国命。孔子自认自己堪比大禹，所作所为一点不比大禹差：“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感叹自己有周公之才，有文王的风范：“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借子贡之口，说自己是“文（王）武（王）之道”的继承人。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是周游列国，却没有一个君王是伯乐，识得孔子的周公之才。这不是“天下无道”，又是什么？孔子认为自己比管仲更懂礼守礼，比臧文仲更能识贤，比柳下惠更忠恕知礼，比子产更具仁德（不仅仅是惠人），为什么自己不见用于鲁，不见用于齐，不见用于卫……孔子一方面给自己找借口：“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一方面又大呼：“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即便敲起磬来，也是“鄙哉，铿铿乎，莫己知也”（《宪问》）。

孔子以复礼为核心的政治观，其理论依据和实施大纲无非是“托古改制”四个字：以美化了，理想化了的古代礼仪制度作为现今社会的政治蓝图。在孔子心目中，天不变，道不变，礼亦不变（有损益但主体不会变），纲常名教应该代代相袭。因此，孔子举起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大旗。

五十岁“知天命”的孔子，耿耿于怀自己的文武之道、周公之才，念念不忘自己的东周之梦。孔子的弟子们大加赞扬：“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但是终其一生，孔子不能在政治上施展抱负。

这就是孔子及其弟子为什么只笼统地讲“天下无道”，却不涉及任何具体事例的原因。这就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对应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原因所在。

最终，孔子一生不被任用。孔子所秉持的复礼政治观，由于以“学”谋私，包藏了“舜禹禅让”和“周公摄政”的个人美梦终于无法实现。

孔子的言行矛盾

将《论语》一书细细读来，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例如：孔子三岁以前便死了父亲，十五六岁时母亲便死了。床前尽孝类的事情，孔子一天也没做过。但孔子却要信誓旦旦地将“孝”，将“无违”，将“色难”，将“三年之丧”，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奉为孝子的基本准则。孔子坚定地认为“侍奉父母要多次劝告：见到父母坚持而不愿听从，仍然恭敬而不违背（父母的想法），辛劳而不埋怨。”

从未尽过孝道的人却大讲孝道，这是矛盾之一。

孔子出身贫贱，原本是母系走婚制的产儿，自己将自己提拔为贵族后裔，自封为“殷人”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假贵族，却要讲“正名”，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从大夫”，不可行无车。从孔子对生活细节的追求，例如：“席不正不座，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袗絺绤必表而出之。”“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等。都显示出一个假贵族最向往的贵族生活。在先秦诸子中，力图衣、食、行、声乐、丧葬、礼节高贵化者，莫过于孔子。

但从言论上讲，孔子又大言“君子固穷”。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此为矛盾之二。

孔子一方面大讲仁者爱人，宣扬“善人为邦，胜残去杀”。但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却毅然决然地杀了少正卯。听到陈恒弑了齐简公，便沐浴斋戒力请鲁国出兵诛杀陈恒。此为矛盾之三。

孔子一方面宣扬“见义勇为，杀身成仁。”一方面又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不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相与同行。从其一生来看，孔子极其爱惜生命，危险来临，立马逃离。这便有了去鲁去陈之事，有了宋人欲杀则微服逃遁之事。此为孔子言行矛盾之四。

孔子是一介执事，为人操办丧葬祭祀收取礼金是其生活来源。孔子兴办私学，传授的基本课程便是如何操办礼仪。但在孔子的内心世界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人之“死”，不相信祈祷能医病长寿，身为执事却要“敬鬼神而远之”，这是矛盾之五。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叔孙氏的车夫商在郊外狩猎，猎获一只麒麟，大家没有一个认识的，就把它抛弃在五父之衢。冉有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告诉孔子说：“这东西拥有麕的身体，还长着一双肉角，难道是上天降下的妖怪吗？”孔子于是前往查看，并对高柴说：“如果像冉有说的那样，这不就是麒麟吗？”孔子仔细查看一番，不由得哭了起来，说：“我这个人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好比麒麟比之于野兽啊。麒麟出现了却又死了，我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实现了！”

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孔子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一个人的自信。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孩子，凭借助葬和作执事，成为教头和校长。辞退了鲁国大司寇这一职位后，孔子想让自己成为授受禅让的圣人，或者成为再现西周盛世的周公。从中不难窥视一个人的自信和奋斗。

然而，从孔子的口中，又常常听到“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叹息之辞。甚至可听到“予欲无言”的悲愤。听到孔子叹息：“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之类的哀叹。因此，自知“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孔子的矛盾之六。

夫子之道的积极意义

春秋末季，森严的贵族等级制逐渐崩溃，新兴的地主商人阶级和士人阶层涌现而出。由于地位上升，新兴的富有阶层处处效仿贵族，需要一套礼仪来继承视死如生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的生死嫁娶仪式以及祭祖驱鬼过程中，需要专业的执事先生服务于他们。由于旧传统体制下的“史官”根本不愿为非贵族的百姓服务，儒生阶层应运而生。

社会变革之际，服务于贵族的王官之学，即保氏之学也不会放下尊严和体面，面向非贵族人群，私学也由此应运而生。《左传》载，郑国有乡校，但只有贵族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孔子是应运而生的执事，也是中国操办礼仪私学的第一人。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却留下了一个绝大的影响。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变成为人类社会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孔子在教育学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大体有四部分。

一、孔子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无论一个人的出身贵贱贫富，是否聪慧愚钝，凡是自奉“束脩”前来求学者，一概收入帐下。两千多年前，孔子已有“弟子盖三千”“贤人七十二”，堪称是伟大的创举。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已成为千古不灭的格言。执教者秉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人不知而不愠”的教学理念。求学者则是“好学不厌”，以至于废寝忘食，“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将教学相长的理念贯彻到底。

三、提倡因材施教，学以致用。《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然完全相反。原因是子路与冉有的性格不同。

四、孔子办的是一所礼仪学校，也是一所勤工俭学的学校，因此格外重视实践，要求他们敏于行而讷于言，重实践轻空谈。孔子教出来的学生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小人儒，如颜路等人，可以给平民百姓办理丧葬祭祀事宜。另一类是君子儒，如冉有、子贡、子路等人。不仅能给贵族士大夫办理丧葬祭祀事宜，而且可出仕为官，做家臣或邑宰大夫。孔子对弟子可谓：“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孔子死后，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后而去。有全心全意，诲人不倦的老师，才有视之如父的学生。

夫子之道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善人无杀”的仁政思想。

春秋末季，正是血缘族群小国向地缘制大国进发的时期，周初的八百小国将很快并合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此时，相互杀戮的统治阶级将非同一血缘族系的民众看得禽兽不如，杀之而后快。屠族和杀众如同儿戏。正当此时，孔子喊出了“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的口号，要求统治阶层爱护下层民众。

季康子问政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为政，焉用杀？”

在当时以生人杀人为特色的时代中，孔子的“焉用杀”有其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孔子的仁爱观还体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律条之中。

孔子之学对大多数人，即后学们的积极意义，更多地在于《论语》一书中的格言隽语。这些格言式的短句，闪烁着实践理性的光辉，透射出一个老人奋斗一生的真知灼见。因而成为后世“君子们”修炼并效仿的信条。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为行，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阳货》）

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拔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论语》中的格言隽语，至今仍让人过目不忘，详熟于耳。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的道德律条。

《论语》一书的最大优点，便是将一些格言短句篡集成册，而且将它们打乱，散居各处，成为一册可任由后人“六经注我”的伟大经典。

夫子之道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是诸子百家的起点，有孔子而后有子思，有孟子；有孔子而后有老子，有墨子；有孔子而后有荀子，有韩非子。

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由孝扩延到忠，由无违扩延到不逆命，由子为父讳扩延到臣为君讳。这便是由复礼而引申出的政治观。这便有了儒学子孟学派的延伸，有了“孝经”的公布天下。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民众拥有羞耻之心并且勤勉做事。这就是孔子仁德和礼制相结合的政治观。公允地讲，仅有德和礼是不足以施政治国的。也就是说，是无法治理正在飞速向前发展的社会的（这就有了老子及韩非法家人物的后起，有了后世德礼法三位一体的治国大纲）。

孔子的学说，能够支配中国人的灵魂，根本原因在于它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李大钊选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将儒学回归于夫子之道，还原孔子的真实面目，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这就是本书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