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4)

过了一会儿，底层有一个房间的门被吱呀推开，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可能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我们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她的房间。朋友走在前头，我几近晕厥、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紧随其后。女人讲的是带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语，但别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她是不是年轻，是胖是瘦，金发还是黑发。房间里有一张布满污渍的长沙发，估计她刚刚起床，因为床铺上面还凌乱不堪，冒着身体的热气。铁皮盥洗池歪斜不稳地靠在墙边，墙皮剥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贴着一张用图钉固定、字母是印刷体的《卫生忠告》。我认真地阅读起来，与其说是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尴尬和局促。“用简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这是政府部门颁布的《卫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话。床前扔着几双男式皮靴。我们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朋友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如，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也很害怕；女人跟我们要了一支香烟，她坐到床沿，坐在我俩之间，微笑地望着我们俩，一声不语。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朋友给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38]的硬币，我们从房间里溜出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逃跑，天色已近黄昏。那次历险抵消了马伊·卡洛伊[39]小说里令人亢奋不已的色情描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类地方都失去了兴趣，尤其对我那位“阔绰”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发之前，他用小说般的谎言欺骗了我，“在那里面”，他跟我一样紧张得牙齿打颤，跟我一样不知实情。比方说，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触跟我们以为的截然不同（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以为，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云里雾里，所有不体面的东西纯属胡思乱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后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这是他从哪里听来的。后来，我对他的谎言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开始瞧不起他，不再乐意搭理他。

城里还住了两个“窑姐”，两位年龄较大、并不怎么漂亮的女人。她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总是一起进出，如影随行，脸上罩着面纱，戴着大风车似的帽子。她们俩在业内的男人圈里，很受城里那些风流男士们的尊重。其中一位绰号“柠檬”，另一位被学生们戏称为“橘子”。她们向那些有幸获得她们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钱数，很可能超过鲜花大街的那些情爱街贩和那些吉卜赛女郎或独身女仆。或许也正因如此，她们被赐予“窑姐”的荣衔。不管怎么说，“柠檬”和“橘子”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鲜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颇像家庭主妇、看不出具体年龄、身材丰满健硕的站街女郎，好几代男人都从她那里学到过情爱的秘诀。这位名叫“兰凯”的老姑娘，城里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认识她，就连严肃、寡言的警察们也都很怵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承认。她曾是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迟早都会跟她产生瓜葛。

但是，关于“红蟹”的传说我只是耳闻，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在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红蟹饭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欢乐谷，既神秘又华贵，城里最高雅的绅士们爱去那里。那里经常发生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我是从一位乐观开朗的叔叔那儿听说的。那家神秘的“红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们楼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为国道旁的客栈修建的，位于几公里外的城郊地带。“主顾群”的男性成员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们，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纵一下自己，他们就会到那里去。当我也开始追逐这类销魂的场所时，城外这家夜总会已经变成一家摇摇欲坠的乡村小酒馆。

婚外性生活就发生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如果谁感到了饥渴，就在这类浅浅的泥洼中解渴。“通奸”和有夫之妇的“堕落”，似乎只在小说帝国里才有。我在小的时候，从来没听大人们传过关于哪个“通奸”的“堕落妇人”的闲话；就连当地剧团的女主演们也处于严厉目光的监视之下，人们会“敌视”那些被发现“出轨”的人。

7

公寓很大，房间宽敞，窗户密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感觉到光线昏暗。也许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们和家庭教师一起挤在“壁龛”内，在那个拱形棚顶、没有窗户、堆满带栅栏的童床和学生桌椅的小屋里度过的。“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饭厅连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门把临街的饭厅分隔开，以防阳光投进屋内。我们就睡在那间屋里，在那里做家庭作业；倒霉或者“受罚”的时候，大人禁止我们跨出家门，我们只能在“壁龛”里游戏。似乎谁也未曾想到过，那间宽敞明亮、一个月都没人进去的“沙龙”作为孩子们的房间才更健康，更适合。可是，在家里那个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种布尔乔亚式冷漠的富丽堂皇，总让我觉得好像屋里死了什么人。“壁龛”是一间光线晦暗、没有气流的闷热小屋，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就连“家庭教师”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尽管家里在白天阳光普照，我们却应该在灯光下读书。

我们家有五个房间一字排开，纵三横二，三个临街，两个朝向庭院。除了孩子的房间外，其他房间的面积都很大，通风良好。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宽裕的人家，对孩子房间的质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们溺爱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从不吝啬。那时候，人们对“卫生”的看法颇有分歧。当时，“杆菌学说”把许多家庭主妇搞得神经兮兮。我认识一些老妇人，她们染上了洁癖，从早到晚地清扫灰尘，戴着手套在家里爬上爬下，攥着鸡毛掸子追猎“杆菌”。毫无疑问，市民阶层的家庭主妇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让漆光的家具一尘不染。前来串门的教母们在喝咖啡时，会对女友家里进行现场检查，如果哪个倒霉蛋家的女佣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当天落在钢琴上的灰尘，访客就会大呼小叫。我母亲、两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扫卫生。早晨用人打扫，“小姐”督查，随后母亲出场，就像阅兵式上的将军一样不留情面地严格检查，她用手指在家具隐秘的缝隙里又摸又抹，整个上午都用来追剿落网的尘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无尘是“现代卫生”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个目标，很多家庭将孩子的房间粉刷成难看的颜色，狭小得如同储藏室；钢琴背后洁净无比，而浴室里的大多数地方却很少光顾，不怎么使用。我家由于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当高，尤其是我父母对于“身体洁净”的观念与众不同，一点也不现代。无论冬季，还是夏季，年轻女佣每天早晚都要给浴室里的铁炉子生火，“小姐”则为孩子们洗澡；但是根据市井常识，“洗澡太勤对身体有害”，因为孩子们会因洗澡而变软。在很多地方，浴室被当成堆破烂的库房，尽管用人们进去洗东西，但也只能蜷缩在成堆的皮箱、晾晒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洁衣物的用具之间的昏暗角落里。在我认识的许多人家，浴室里都包裹蒙灰，浴缸只在年底，在除夕时才能恢复一天的本来面目。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市民，通常只在生病或娶妻的时候才洗澡。不过家里还是要有浴室，只是不太使用而已。在我们家昏暗的浴室里，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我母亲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洁。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用挂钩”，就像剧院里的存衣处，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里挂得满天满地，从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块地方属于他。浴室里永远凌乱不堪，那里是气恼和烦心的温床。

要知道，“储藏室”都要比孩子们的房间或浴室宽敞得多，整齐得多。在那个高大、干燥、明亮的房间里堆集了许多没用的“存货”和大量食品，像是储满面粉和猪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没有肉铺、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实上，家里到处都堆满了“存货”：在我母亲的衣橱里，在柜子和抽屉里，到处都塞满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编织物和成团的棉花。我们囤购的“存货”什么都有，包括鞋带和抹布。那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那般得意扬扬地从购物街归来，仿佛我们住在沙漠中的某个角落，刚从浩浩荡荡经过的大篷车队那里抢购回稀罕、贵重的二手货。我们一麻袋一麻袋地购买面粉，一桶一桶地购买猪油，买像磨坊风车那么大的奶酪，无论买什么东西，分量都不会少于一公斤。尽管家里有大量的“存货”，可我们还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哭嚷吵闹，两个女仆“消灭”面包，厨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饭，而我母亲每个月只领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费”，或许还能从中省出些“盈余”……我们每天吃两顿肉餐，我父亲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饭。我母亲让厨娘做丰盛、油腻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养活七口人绰绰有余。那时候，匈牙利人过着迦南[40]式既丰盛又廉价的日子；那时的廉价不是乞丐式的廉价，不像战后那样由于没钱而让人不得不精打细算，被迫贱卖家什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价廉的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种优雅、富裕、物欲的生活。清晨，让人感觉就像是家庭的节庆，命名日或婚礼日。我父亲刚刚刮好胡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和光辉牌洗发水的味道从浴室里出来，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着烟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过当地的报纸——我们订的当然是教会的报纸，由主教出资编辑、在主教的印刷厂付印的《高地日报》——在等待热茶从梅森[41]制造、绘有花卉图案的瓷罐里“涓涓流出”的空当，他匆匆扫一眼重要新闻。那是相当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亲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线绳仍绷得很紧，他只在吃饭时才会解开它，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规规矩矩地向两侧梳理一下散发着光辉牌洗发水香味的唇须。我母亲与他相对而坐，餐桌两侧各坐一对孩子，他们偷眼观看清晨举行的这个隆重仪式。孩子们的早点是黄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则配热菜汤；他们欣赏父亲用早餐时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弥补一切缺憾的高贵感。我父亲用早餐的样子是那样的威严，那般的优雅；他身穿绸缎面料的烟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软的小手举止轻盈。每天清晨，饭厅里都洋溢着宁静的、父权家庭的仁慈氛围。他喝的是香气袭人的金黄色红茶，茶里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边酌饮一边吃腊肉、半熟的煮鸡蛋、蜂蜜和匈牙利黄油。（他经常为了黄油跟我母亲争吵，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出于节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有时买回来丹麦黄油。我清楚地记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亲看穿了妻子的“诡计”，从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麦黄油”扔进茅坑里！）父亲吃的面包片需要给他单独烘烤，我对他挑剔的用餐习惯表示谅解，这种“见过世面者的做派”持续了好些年。在我眼里，这种“早餐田园诗”是布尔乔亚家庭的祭神仪式。只有那种获取到了社会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会用这种缓慢而挑剔的动作准备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实上，我父亲并没有获取到什么特殊的地位；他身处的阶层，是他本来就属于的阶层，正是这种归属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识，使他的态度和举止变得至尊至贵。大凡属于那个阶层、生活质量优越的人，确实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过一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