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花插柳

——中国的未来之路

“你到底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告别革命。”

中国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中，革命/改良的二分法被用来区分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虽然两派的势力并不均衡，革命派占了绝对上风，但这并不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的主流地位。和这种二分法相对应，人们已经接受和习惯了两套相应的社会分析和对策。革命派认为社会现实很糟糕，已经忍无可忍，必须尽快改变，斗争必须坚决和彻底，也可称之为激进派。改良派则认为社会还没有糟糕到底，况且，太激烈的行动，副作用太大，最好是慢慢来，也可称之为渐进派。在此二分法的笼罩之下，你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

具体的行为策略选择上，我接近改良派，不过，我并不完全赞同改良派的主张。实际上，我对革命/改良两派的主张，以及对这种二分法，都不赞成。我认为，存在着一条或许不显眼但其实更重要，融合了激进、渐进两种态度，同时又能避免二者错误的“第三条道路”。当然，摆脱这种多年习见的二分法并不容易。很长时间，相关的概念和逻辑，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一直没有形成足以自圆其说的框架，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其实就是没想清楚。一直到看到了科斯、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翻开书浏览，序言第一页的一句话，一下子就帮我厘清了全部逻辑。对，这正是我要找的理论渊源和表达方式。说来也怪，这些理论，我其实是很熟悉的啊。怎么以前就想不到？还真有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说说革命/改良两派的内在一致性。

在分歧背后，两派其实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两派都认为，他们是改变社会的操作主体。改变社会的方式虽然有激进/渐进的区别，但区别也仅此而已，共同点更多。社会的改变一定是由他们这些准备为了社会发展做出奉献的人推动的。其他人要么是敌对势力，要么是有待争取的群众。这种革命/改良两派的一致认识中有深刻的错误，错就错在他们不知道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方式是什么。

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开始，经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哈耶克发展出“自发秩序”的完整理论框架。这一系列理论发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洞见——“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如果你是大学老师，要在课堂里给学生解释这个概念，可以顺手指指他们座位的分布。每个学生走进教室选择座位时都有自己的目的——离老师较近，离老师较远，离哥们儿更近，周围空座最多，离某个意中人更近，等等。学生们在各自目的指引下的分散行为，却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所有人目标以外的整体结果——这个结果还不错：学生们在教室中的座位分布颇为合理，并不会都怪异地挤在教室一侧，而是大致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教室中。同方向的几条车道中的车数、公共泳池各泳道中的人数、不同性价比商品的消费数量，都会呈现出这种没人安排，但数量分布却大致合理的局面。

这种现象看上去稀松平常，但如果用语言表述却会显得颇为高深：这是所有人行为的后果，但却是所有人主观意志以外的后果——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世上的事情可以分为三种：非人类行为的后果，比如地震；人类行为的直接后果，比如房子不合格在地震中倒塌砸死了人；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比如地震后消费品物价上涨。在规模稍大的社会中，这种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都广泛存在。哈耶克指出，只有在那种几十人的面对面的小型部落中，人们行为的后果才都在意料之中。

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反对干预主义的原因同样也在这里。如果价格干预就可以降低人们的真实成本，如果提高法定最低工资就可以增加工人的真实收入，如果努力工作就可以实现繁荣，那么，也就不需要什么经济学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大政府，就自然而然会给人们带来无所不在的满意和幸福。

经济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指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事与愿违”和“意外之喜”现象并作出解释。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虽然还有很多人不接受，但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的人毕竟越来越多了。这值得高兴。不过，人们虽然在经济层面接受了这种观念，但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却还基本没有接受，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个革命/改良两派的内在一致性。人们承认，在经济生活中，我们的意图和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一码事。起作用的，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但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人们仍然认为，有意图的人类行为，才是决定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当然，在使用这种力量时，有激进/渐进之分，也因此，区分为革命/改良两派。

人性在各个领域都是同一的。如果说在经济上，人们不能指望着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的必然一致，那么，政治上必然同样如此。社会的改变，往往并不是由那些想要改变社会的人推动的——无论他们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那些并没有想要改变社会的人，那些并没有建立美好新社会这样伟大目标的人，那些只知道谋生、赚钱、出人头地的人，却往往是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

还是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被压制的文人，孜孜以求言论的空间。为此，他们抗议、斗争、顶着政治压力办刊办报。但是，即使他们成功了，即使当局向他们让步了，整个社会的言论空间却并未因此扩大多少。相反，急得团团转找不到发展方向的互联网经营者，偶然中发现了微博，投入大量资源倾力经营，目的是给网站找到盈利的商业模式，却也在无意中给上亿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交流空间。虽然还受到管制，虽然管制有时还很强硬，但没人能否认，微博勃兴这几年，中国社会的言论空间有了实质性的拓展。这种拓展幅度之大、之不可逆转，仅靠政治层面的努力，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深知市场之利的经济学家天天呼吁政府减税，呼吁放松管制，呼吁为自由交易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但纯粹是为了赚钱的淘宝却做到了无数经济学家加上开明官员都做不到的事情。税率依然很重，但很多经营者通过淘宝事实上得到了豁免。注册公司门槛高的管制规定没变，但许多人的创业却因为有淘宝而避开了层层管制。微博、淘宝经营者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赚钱。但他们的行为，却产生了意外的后果——扩展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无形的手”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高效地分配资源，也可以帮助人们拓展个人自由。

这一番道理和另一个观点——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前提，不谋而合。“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全面得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较量的结果，从长期和整体来看，都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取决于双方投入的资源多少。为了商业盈利而动员起来的资源，其数量之大，是少数人的政治诉求远远无法相比的。对赚钱感兴趣的人，要远远多于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饭否被轻易取缔，微博则几乎不可撼动。原因何在？除了运气以外，还因为后者投入了多得多的资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气候。时至今日，因为代价太大，全面取缔微博已经不在政治决策的备选方案之中。

在资本和政治的较量中，资本胜出了。

微博、淘宝并不是仅有的例子。珠三角长三角那些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其中很少有人关心政治，有的只是贪财的老板和急于摆脱贫困、愿意努力工作的劳工。他们只想挣钱，只想发家致富，他们几乎没有政治野心。但他们千千万万的努力、经营、算计，却汇集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洪流。这个洪流把中国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打造出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在，纵使极权暴君复生，也不可能再次切断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不可能再次把中国拉回到闭关锁国的可悲境地。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当初，也没能估计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精彩表现，更没想到由此对世界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这个深远影响仍在表现之中。

如此壮观的局面，没有政治意义吗？中国加入全球化，并成为其中的主力，仅有经济意义吗？

谁为中国社会的开放提供了如此坚实的保障？是那些深知开放社会的伟大意义并愿意为此奉献热血的革命派吗？是那些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殚精竭虑、日夜谋划的改良派吗？都不是。真正做了这件事的，是无数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他们之中，有亿万富豪，也有普通工人；有学富五车之人，也有目不识丁之徒；有手握重权的官员，也有底层民众。不能以社会阶层界定他们，他们就是社会本身。

这些人都有各自并不崇高并不伟大的生活目的，都为此孜孜以求，但他们的行为，却不可阻挡地导致了“意外的结果”——让社会更开放、更自由。这个结果，当初不在他们的行动计划中，但他们每个人却都不自觉地在为这个结果而不懈努力。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人们如果看不到这种不显眼但实际上却最重要的“栽花插柳”效应，那就只能看到那些可见的、直接的、有新闻效应的行为，并以这些行为的结果来判断社会的发展趋势，并选择支持或反对。

那些看到了“栽花插柳”效应的人们，目光则不被可见的、直接的、有新闻效应的行为所束缚，他们更愿意潜心研究社会和人类行为的规律。他们知道，声音大的不等于重要，看上去很醒目的不等于不可或缺。不但要看到“看得见的”，也要能认识到“看不见的”。革命/改良这种二分法不再能束缚他的选择。他并不一定要在这二者中必取其一。有时候，他可能二者都支持，而有时候，他可能二者都反对。必要的时候，他会比革命派更激进，主张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指出等待无异于浪费时间、错过时机。另一些时候，他则比改良派还要有耐心，看上去简直就是无所作为。激进/渐进不是他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否符合规律才是他一以贯之的判断标准。更多的时候，他认为革命/改良这二者都不重要。他只是希望这些喜欢嚷嚷的人不要破坏社会已经取得的长足进步，不管他们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繁荣往往是静悄悄地到来，而灾难则一定是大吵大闹地降临。

前面说到科斯、王宁的著作《变革中国》时，我故意没有提及具体是哪句话提醒了我。现在到了停止卖关子的时候了。在这本书的序言的第一页中，作者感叹地写道：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就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让我豁然开朗，“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的，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程无异于一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的伟大戏剧。一群在意识形态上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立志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却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向市场经济进发的历史进程。很难再找到比这更典型、更富有戏剧性的案例了。中国的改革史再一次证明，在一个大范围的社会中，人类无意识的行为后果远比有意识的行为后果更加重要、更加普遍。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所有重大的历史变迁，都必然是人类无意识的行为后果，而绝不可能是人类有意识的设计和推动的后果。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建立市场经济，我们也就不需要市场经济了；如果我们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和保持个人自由，那么自由探索和自由选择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意义不大了。正因为不知道，正因为理性和智慧有限，才需要我们个体去自由地探索、试错。不仅我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改良派也都不知道。

既然如此，就别再坚持让我们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做出选择了。只要不侵害别人的权利，我们必须有空间去做我们自己感兴趣和愿意做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并不崇高并不伟大。对所有人和整个社会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