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计划经济的三种武器
价格和知识
叶利钦曾经对俄罗斯人说：我们的国家很不幸，被人拿来做实验。是的，俄罗斯很不幸。一些人头脑中臆想出来的社会制度，在俄罗斯进行了实验。俄罗斯人得到的只是社会灾难。一直到苏联解体，人们才承认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这个社会实验刚刚展开，就有人指出，这只能导致社会灾难。最早系统证明计划经济必然失败的是米瑟斯。米瑟斯指出，在计划经济中，由于没有价格，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
计划经济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后的终极目标是彻底否定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可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公有制，现实中的公有制其实就是国有制。既然是国家所有，那么讨价还价的交易也就没有必要了。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是一个领导的下级，大家都听领导统一安排即可。计划经济者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们将按照专家精心制订的计划分配各种物资，不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这种混乱自私无政府的方式来分配物资了。
市场依靠价格分配物资，价高者得。那么，中央计划分配物资按照什么来进行呢？据说是按照人们真实的需要。价格在这个体系中完全多余。中央计划者会根据每个人、每个企业的真实需要来分配物资。
现实中，可能的生产项目是无穷多的，比如，可以用铁、铜、铝、陶瓷等各种材料来制造盘子。那么，到底选择哪种材料为好呢？通过市场进行的决策，依据就是不同材料的价格，以及消费者能接受的盘子价格。离开价格，根本无法知道应该用什么材料制造盘子。价格，或者说相对价格，是一个规模稍大一点的社会组织生产的必需信息。当这些价格信号都不存在时，人们就不知道什么样的生产才是合理的，什么才是符合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无法维持，合理的生产安排将被胡乱指挥所取代。
这就是米瑟斯向计划经济掷出的第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一直到今天，计划经济者都没能回答米瑟斯的质疑。米瑟斯之后，哈耶克掷出了第二种武器，那就是，只有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地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里的分散知识。计划经济在这方面一败涂地。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提到知识，一般人总是理解为数理化文史哲那样的学科性知识，这些知识固然重要，但对社会来说，更重要的、须臾不可离的是分散的地方性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看起来不难，但想要把这些知识收集起来，统一加以分析和处理，成本几乎无穷大。
比如，你去市场买菜，菜贩当然比你更清楚哪些蔬菜的质量更高，但你比菜贩更清楚自己打算买什么菜、打算花多少钱。这些信息分散在你们双方的头脑里。成功的交易把这两方面的信息汇集到一起，但汇集是有成本的。如果有市场，有价格，这个成本就不太高。你和菜贩讨价还价就是信息汇集的过程，就可以解决信息问题，促成交易。
想象一下没有市场会发生什么？
如果没有市场，如果是彻底的计划经济，怎样汇集分散在众人头脑中的信息呢？你可能需要填一个表格，登记自己所需要的蔬菜。中央计划者收集所有人的表格，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同时，菜贩也要填写表格，登记自己能够提供的蔬菜品种和数量。计算机把亿万人的表格进行比对，选出最合适的交易对象。然后，中央计划者派人通知你，去计算机为你确定的菜贩那里提货。
看起来这更像是终身大事的婚姻介绍，而不是每日都要进行的买菜。可是，既然没有市场，除此以外，你还能怎么办呢？如果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只能这样烦琐地获得，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生活水平会是什么样。你也可以想象，中央计划者对你们这些不断给他们添麻烦的百姓会是多么厌恶和不耐烦，而你对计划者将是多么顺从和畏惧。他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稍晚一些通知你，你就将吃不到菜。你敢得罪这样的人？
米瑟斯说，计划经济无法确定合理的投资和生产。哈耶克说，计划经济无法利用至关重要的分散知识和信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非常精彩，足以让明白事理的计划经济者醒悟，但他们的分析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分析成立，计划经济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至少不能长期存在。人们即使勉强建立起计划经济，这种体制也应该很快解体崩溃。可是现实中，虽然无比糟糕，但苏联这个上亿人的庞然大物实实在在地存在了70多年，有些方面还颇有成就，比如宇宙飞船上了天，某些工业生产也颇为强大。这是怎么回事？
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批判计划经济的第三种武器。这种武器更加犀利，批判更加彻底。有意思的是，还有中国学者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现实的佐证。
修正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种武器来自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波兰尼指出，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中央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种经济制度超出了人管理事务的极限。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管理事务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以计划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个国家那么大的组织。勉强尝试，必定很快失败。现实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非中央的、多中心的、自我调节式的管理方式和秩序。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批评苏联“变修”，变成修正主义，偏离了正确方向。在这场论战中，中国的观点偏颇而狂热，但批评苏联“变修”却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若非“变修”，苏联根本不可能延续那么多年，中国自己也早就“变修”了。
观察历史就会发现，苏联、中国、柬埔寨等国，初期都曾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阶段，苏联是战时共产主义，中国是三面红旗，柬埔寨则是废除货币、消灭城市。后来，它们都说当时犯了“左”的错误。其实，那根本不是错误，那正是计划经济的本来面目。中央计划经济就应该是那样的。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完全正确。这些国家很快就陷入崩溃。如果他们不及时“变修”，不偏离计划经济的本来面目，就只有迅速灭亡这个结局。于是，政策很快就做出调整，开始“变修”。而这个过程，完全符合波兰尼的分析。
波兰尼区分出两种秩序，一是设计出来的秩序，二是自发的秩序。前者只能适用于较小数目的范围，比如家庭或者公司内部。而在一个大范围内，比如一个千万人组成的社会，只能应用自发秩序。在自发秩序下，发挥管理作用的，是类似价格这样的抽象规则，而不是某人的具体指令。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飞机场的飞行管理看起来令人叹为观止。在训练有素的空管人员指挥下，一架架飞机以极高密度在飞机场起飞降落，互不干扰，秩序井然。看上去，这是一个完美的中央计划的例子，似乎很有理由在社会中也应用这种管理办法。可是，看看飞机场以外的公路，比飞机多上几十倍几百倍的汽车在行驶。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汽车交通。管理汽车只能使用抽象规则——道路交通法。没有人去直接指挥、安排汽车的出行计划，规定某辆车应该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停止。一切都由并不了解全局的司机个人决定。司机无须了解整个路况，他只要遵守事先确定的、抽象的、不针对具体人的规则即可——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不得跨越双黄线，等等。飞机场的空中管制仿佛是计划经济，道路交通法则仿佛是市场经济。如果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道路交通，结果只能是全城大堵车。
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真正的中央计划状态。夺取政权以后，革命者把书面上的计划搬到了现实中，但很快就发现问题一大堆。托洛茨基沮丧地抱怨道：这一切说着容易，可甚至在五百亩的小农场，也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业领域……各个部门必须维持必要的相互联系，相互提供支援……实现这种比例，实现这种内部的照应，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做到。
苏维埃政权永远都做不到。事实上，这个地球上就没人能做到，没人能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指挥外省的千万个农场协调地进行生产。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就带来饥荒和暴动，历来是粮食输出地的乌克兰居然饿死了几百万人。水兵、农民、哥萨克纷纷暴动，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危机之下，列宁想起了市场。他不得不放弃对国家这个大公司的直接管理，允许自发调节的市场恢复部分功能。这就是“新经济政策”。这毫无疑问偏离了正统理论，是在“变修”。但没办法，如果不“变修”，就只有灭亡。然后就像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苏联再也没有恢复战时共产主义那一套。他们知道那行不通，但他们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
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以后，苏俄就已经不再是正宗的中央计划经济。现实中实行的是官僚管理企业的权力系统。社会的组织方式实际上是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但毕竟也是自发秩序，而不是中央全面指挥。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公众忍受政府的统治，不发起挑战；但政府也不进一步对公众“共产”，默许公众私下的交易行为。这种状态会带来某种稳定，不至于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样把社会拖进崩溃，代价是极大地妨碍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
中国的情况和苏联类似。最严酷的中央计划状态其实为时甚短。经过了那一段，甚至最狂热的革命者都已承认，那条路走不通。以后的漫长岁月其实是上层的政治控制加上底层的放松管制。包产到户绝不是1978年的发现，而是一个更长过程的结果。而在这漫长岁月中发生的某些事情，让我们更生动、更清晰地看到了波兰尼理论的现实表现。
农民的“反行为”
高王凌先生是人大清史所的一位学者。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一种重要行为，他称之为“反行为”。这是一种不公开的小规模反体制行为，包括隐瞒产量，少缴公粮，在劳动时小偷小摸，在分粮时设法多分，向公社生产队借粮，然后不了了之，等等。这些行为，都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公然反抗，而是对这个制度的侵蚀和破坏，并违反了传统的道德。但是，正是这些“反行为”缓解了不合理的公社制度，让农民不至于被饿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反行为”几乎能为农民带来一半甚至更多的粮食收入。不了解这些，很难解释农民是怎么活下来的。要是严格按照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和上级的要求缴纳公粮、诚实劳动，肯定有更多的人被饿死。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对农民的“反行为”心知肚明，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干预和管理呢？干部的干预和管理是有的，有时还很激烈，甚至成为政治斗争，其间还有致死人命的事，但总体来说，这些事儿很棘手，不容易管理。一方面，都是乡里乡亲，难道还真让人饿死不成？另一方面，许多“反行为”，并不是严重、明显的盗窃或者抢夺，而是介乎占便宜和手脚不干净之间，管理不可能滴水不漏。
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比如，职员不应该侵占公司的财产，但在写字楼上班的人，又有谁没用过公司电话谈私事呢？有谁没用过公司的几张纸打印自己的资料呢？有谁没在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看股票购物呢？这些行为，严格来说就是在偷公司的钱，但在现实中，即使是老板，也并不把这些行为称为“偷”，当事者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偷”。大家只会认为这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农民的“反行为”也大致如此。在收割时顺手拿一些粮食回家，到公社的水塘里捞一些鱼虾，分粮时在秤上做一些手脚，劳动时设法出工不出力。在那个饥饿的年头，这些行为实在不能说有多么恶劣。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
高王凌先生在实地调查中曾遇到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某村，人们都承认有这种“反行为”，但附近的另一个村，人们都矢口否认。调查者很意外，不相信这个村的人就那么纯洁。细问之下才发现，如果你问人们是否“偷”过，大家都会否认，但如果你列举那些具体的“反行为”，人们就会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抓握”啊，那是有的。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那些行为是“偷”，而只是“抓握”。词语的变换非常重要，换了一个词，也就解除了人们的道德压力。
农民的“反行为”从理论上来说，正是波兰尼理论的现实表现。
对人民公社的干部来说，公社的利润和他个人的收益没有直接关系。他只对上级领导负责，他的上级对更高的上级负责。同时，公社的许多生产事务都是中央统一规定的，人民公社的最终管理者是高高在上的中央。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那么，中央能不能实行直接管理呢？当然不能。中央只能委派当地干部进行管理。和现代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不同的是，基层干部的责权并没有严格界定，他没有激励去追求公社利润的最大化。只是在少数中央明确指出的事务上，地方干部才会进行有效管理，比如政治运动期间的某些具体任务。除此以外，地方干部对中央也仅仅是敷衍而已。他们是被动的，他们也是中央管理的对象。于是，问题仍然是，中央是否能有效地管理广大地方的事务？这当然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于是，大量的层次和范围实际上都处于无管理的状态。就是在这些层次和范围里，农民的“反行为”广泛存在。利用这些“反行为”，农民事实上局部化解了人民公社制度，为自己谋得了生存的机会。
可以把“反行为”理解为农民的一种消极反抗，但更有理论意义的是，“反行为”的存在和难以制止，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停滞、产出减少和道德衰落，实际上都表明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和不可能。这种制度建立在无知和狂妄的基础上，为管理者划定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只能是，管理者假装在管理，而民众假装被管理。如苏联人所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某种自发调节的秩序。
那么，农民的这种“反行为”和职员小小地侵占公司利益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公司虽然也会有一些难以彻底清除的浪费和侵占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没有达到妨碍公司正常业务的程度，公司把这些损失计入正常的损耗成本中即可。而人民公社中广泛存在的“反行为”，是与农民严重缺乏生产积极性密切相关的。农民甚至在这些“反行为”上倾注了更大的精力，因为这些“反行为”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实际收入。相比之下，正式生产反倒被故意忽视。也正因此，虽然“反行为”广泛存在，但农民也只能达到勉强温饱的水平而已，进一步的富裕和发展是谈不上的。
在城市中的国有企业中，工人也存在大量类似的“反行为”现象。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有各种办法出工不出力，以表面上的完成任务掩盖实际上的偷懒休息，并想办法偷拿企业财产。“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同样无能为力。如果是私人企业，一方面管理者有更强的激励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能力将制约企业规模。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办法，企业就不会扩大。如果企业规模超出了管理能力，管理跟不上，导致亏损，那就把企业拆分，让企业缩小到能实行有效管理的规模。对于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来说，规模一定是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平衡点。
计划经济者无视这种平衡，甚至要把整个国家变成单一企业，这只能严重超出管理能力的限度，导致管理水平低下、秩序混乱、产出萎缩，“反行为”成为常态，不道德的行为成为人之常情。这就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现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计划经济还能存在几十年。实际上，真正的中央计划体制至多只能存在一两年，甚至更短。然后，革命者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目的从改造社会转向控制政权。由于他们继续控制政权，就让人误以为计划经济制度还存在，其实，存在的仅仅是一个名称和外壳而已。至于内部，社会早已不可避免地恢复到某种多中心、自发调节的秩序中。观察农民的“反行为”，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被广泛接受的规则。只不过，由于政治控制的干扰，这种自发调节秩序非常不稳定，时时要被破坏，人们难以建立起稳定预期，因此不愿意做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投资，秩序也就不可能向更复杂、更高效的水平发展。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可悲的停滞和衰败。
计划经济国家中那个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只能提供很基本的价格信号，维持很低水平的基本生存。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国家就必须亦步亦趋地从市场经济国家那里获得组织生产的办法和价格信号。在计划经济国家，所有高级复杂的生产都是学来的，都是引进的，而且一旦引进就被固定下来，不可能继续演进和发展。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效仿当时美国的生产体系，也就是大工厂、流水线、机械化的福特生产方式，然后就再无变化。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解体，苏联都在沿用这种生产方式。如果布尔什维克更早一些出现，他们也许会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生产方式一直保留下来。
计划者往往把他们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其他人不响应他们的号召，不和他们一起搞计划经济。但愿他们能理解，如果其他人真的和他们一起搞计划经济，如果这个地球上不再有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无须核武器，人类就将迅速返回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