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民国企业家的责任

“五四”背后的企业家

在5月4日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外，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的“广场背后”的人。

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这年1月，一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在对德合约上，和会竟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居然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一时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学生游行到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时，火烧曹宅，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军警给予镇压，逮捕学生32人。北洋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激起进一步的抗议。5月下旬，全国主要城市先后宣告罢课。6月11日，曹、章等人被免职，总统徐世昌辞职，月底，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集权丧失的乱世常带来思想和文化的活跃。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高峰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以及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明亮、骚动、充满了无边的忧伤的日子。各种思潮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举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它的引爆点在北京大学，它的发生地在天安门广场，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然而正如后世的日本纪实摄影家小川绅介所说，在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事实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间，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及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是一场学生抗议而已。在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外，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可能就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的“广场背后”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起来，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5月4日，传来北京的消息后，商业联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筹划抗议大会；5月7日，大会在老西门体育场举行，主题是声援学生，抵制日货；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全体罢工，人数在2万以上；其后3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相继罢工，参与工厂43家，工人总数约6万。他们显然得到了工厂主们的支持、默许或容忍，这是开埠以来，上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6月12日，武昌等地商人罢市，京汉、京奉铁路工人及广州工人相继罢工游行，浪潮涉及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记录这段历史时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征中国的历史发展迈向新的转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五四运动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买办：第一代外企经理人

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两地附近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他们是中国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买办”，Comprador，原是葡萄牙语，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当年在上海，它被翻译成“康白度”，也就是中洋之间的桥梁。

中国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两地附近县城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香山人，席正甫为东山人。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买办阶层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开化。

“四大买办”都是买办世家。唐廷枢一门四兄弟都是大买办，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徐润一家共十余人，都服务于宝顺、太古、礼和等多家洋行；郑观应一家也大体类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山席家。席氏的第一个买办是席正甫，他19岁那年到上海的钱庄做学徒，后进英商汇丰洋行当跑街，仅6年后就升上了买办。在他的促成下，李鸿章以盐税为担保，向汇丰借款200万英镑，开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性外债，也从此拉开了汇丰与中国政府的长期政治贷款合作。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借款17笔，绝大多数都由席正甫一手经办，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他与胡雪岩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万两用于镇压新疆地区的叛乱，这些借款的年息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清政府财政因此更加拮据。从席正甫进汇丰到1911年前后，外商在上海开设银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东山亲戚担任买办，几乎囊括了当时主要外商银行的买办地位。

买办的收入之高，在当时无任何职业可比。席正甫在汇丰的年薪约为10万两，可换算成5万石大米（每石约150斤）。除了年薪，另外还有两大块财源：一是洋行给出的佣金，买办无论是组织贷款、买卖外汇或办理汇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达12%，最低的也有0.12%。比佣金更大的收入来自买办们的自营生意，这些生意大多与洋行业务有很强的关联性。譬如，唐廷枢就开有钱庄、当铺、保险公司、茶栈和棉花行，他还跟郑观应合股办了两家轮船公司；徐润则在上海、湖北和广东等地专门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为宝顺洋行提供货源，赚取差价。因为掌握了洋行的进货权，买办的话语权特别大，唐廷枢和徐润联起手来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紧俏商品的定价权。两人甚至还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左右了长江流域的茶叶、生丝和鸦片的贸易。郑观应则开有茶栈、盐号、杂货号、钱庄和轮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长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设有“代客办货”的揽载行——也就是物流服务公司，郑观应在很多揽载行里拥有股份。席家的投资同样庞大，开有银楼、钱庄和纱厂，在上海南京路拥有大片地产。1905年，清政府创办户部银行，是为中央银行，席家以多个私人身份投资入股，合计得1320股，大约占银行总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东。

有研究者考据，到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两之巨。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可以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做一个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并于1891年起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据后世学者估算，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总费用在1000万到1400万两之间。由此可见，1000万两对于一手掌控帝国的慈禧太后来说也算是一个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了国防，最终导致了国运的陡转。而一个买办家族，其资产就可达到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骇人了。

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何谓企业责任？又该如何将它承担？重读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的故事，让人敬意丛生。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当今商业界的热门话题，然而，何谓责任，如何承担，却往往虚空得很。下面讲几个民国前辈的故事。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空有济世理想，却很难着手实现，于是他们就放下抱负，专注于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

在这方面，前辈“状元企业家”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运输线四通八达。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

南通模式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自治区”设在家乡无锡，建有男、女职工单身宿舍和职工家属宿舍。工人从生活、教育、文化娱乐、劳动保险到生老病死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谓社会功能一应俱全，宛若一个独立的“公社”。“自治区”的建立，一方面实践了荣家兄弟的社会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荣德生经常在周末集体训话时宣传自己的“自治主张”：“厂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劳资应该充分合作，团结一致，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謇、荣家兄弟之外，另外两个从事社区建设的企业家是福建的陈嘉庚和四川的卢作孚。

陈嘉庚是20世纪初最成功的海外侨商，他曾经拥有近万亩橡胶园和10家橡胶厂，建成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综合型橡胶制造工厂。陈嘉庚发誓改造家乡渔村，1914年，他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师范等，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闻名遐迩的“集美学村”。同时，他还在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先后补助福建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在新加坡，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先后捐资创办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1919年，陈嘉庚发起筹办厦门大学，在募款会上，他直言自己助学是“为爱国愚诚所迫”，当场他宣布认捐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其余300万元分12年付清，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相当于倾家办学。1929年，陈的生意陷入困境，长子陈济民劝他减资自保，他慨然说：“我吃稀饭，佐以花生米，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极困难时，他将三幢大厦抵押给银行借款，做出了“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惊人决定。

民国船王卢作孚是另一个张謇仿效者。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卢作孚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实践他的理想。从1927年起的3年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和健康的生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设机构里，他聘请的都是20多岁的文化青年，试图以清新的朝气一寸一寸地改变沉淀千年的陋习。30年代初，北碚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成了继南通、集美之后的另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百年之后，读这些企业家的事迹，仍让人敬意丛生。

企业家式的勇敢

商业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

话说1894年，中日宣战。7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在3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经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沮丧，人人思变。在这个将死未生的悲凉时刻，中国有3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则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之举好比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说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张謇经商在当时引起过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宣布下海创办纱厂，此二人的行动，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张謇办厂成功后，却发现乱世之中，商者的力量实在渺小，因此，他将很大精力投注于投资教育与地方自治。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以传统的方式过活。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新城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到1920年代，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而这一切都得力于张謇，他尝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过去百年间，这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而商业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可悲的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而事实上，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的商人阶层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维护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我竟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

韧：循律而动，慎独勇猛

在这种充满了动荡和希望的年代里，循律而动，慎独勇猛，是为商者应该培养的品质。

在中国做企业需要很多品质：嗅觉灵敏、胆大包天、睿智果断，或是在政策与道德边缘游走的“走钢丝”技巧等，都有助于让一个人在中国的冒险乐园里收获成就。但如果仅仅如此，充其量也无非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一介枭雄。事实上，放眼中国企业丛林，那些最终活下来的，总是能从容应对季节变换、能屈能伸之辈，而非那些最高大、最强壮的物种。

到2009年，这位打铁匠出身的农民企业家已经办了整整40年的企业了。我曾在2008年去拜访万向的鲁冠球，刚坐定，时年63岁的他便问我：“我孙子说我是忍者神龟，这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听后我莞尔一笑，连忙告诉他忍者神龟是好的，这比喻很形象，试想若没有像乌龟那样的外壳，怎能度过严冬呢？

我跟鲁冠球已有十多年交情，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1990年，我大学刚刚毕业，而他已经是第一个上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企业家。在胡乱海聊中，他突然对身边的秘书说，给我一张纸，我要把吴记者说的那句话记下来。一个企业家的腰可以有多柔软呢？他的这个举动让我印象深刻。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就是要韧。

鲁冠球的企业叫万向集团，脱胎于他的起家产品万向节，那是汽车配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个小配件。我去过鲁的家，在楼梯的拐弯处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辆轿车。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这辈子他的理想就是造汽车。18年过去，他还是没有造出汽车。2000年前后，全国50多家私人公司宣告要造汽车，他却沉着气。浙江一个叫李书福的人宣布以5亿元进军汽车业，他一下子抢走了鲁的风头。我去问他，他老实地说，如果造汽车，我需要100亿元。按捺下这么多冲动，鲁冠球却将小小的万向节做到了全球规模第一，而自己的财富也因此常年风雨不惊地排在各类富豪排行榜的前五位。

事实上，在老一辈的企业家身上经常能看到相类似的品质。与鲁冠球相熟的吴仁宝也是同时代的人。30年前，吴仁宝嗅到改革开放的先声，大量囤积钢材而掘获第一桶金。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将苏北一个穷僻的小乡村经营成闻名中国的“天下第一村”，年产值超过450亿。今日的吴仁宝已80岁高龄，依然住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他的房子已被时尚的小别墅群包围，他每天默默进出，任凭风吹雨打，而华西村也在一次次风雨中安然度过。在华西村的四周，曾经同样风云过的大邱庄、大寨却都已烟消云散。

在中国经营企业确实是对人性的极致挑战。1993年英国青年胡润来到中国，他在一封家信中说到：“这里机会很多，举起枪随便一射都能打死一排鹿。”但在这样机遇丛生的世界里，很多如流星般起落的人，所缺乏的不是睿智，不是敏锐，也不是管理，而是韧性。中国三十年的变革，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很多企业都会死于每隔四、五年一次的宏观调控，这个严酷的事实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企业的命运也如潮水涨落般在此中起伏。从1978年至今，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至少七次重大的起伏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则发生了1987年美国股灾、1990年日本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等多次重大的金融和产业危机，而在今天，一个被比喻为海啸的金融危机正在大洋彼岸让人心惊。但是，正如巴菲特所言，商业成功的诀窍无非是“在恐惧时贪婪，在贪婪时恐惧”。当今的世界，除非有大战爆发，否则一切难题都是发展和进步中的难题，困难总是如期而至，末日却还远在天边。在这种充满了动荡和希望的年代里，循律而动，慎独勇猛，是为商者应该培养的品质。

今天，新的企业家群体还在不断涌现，有些风华正茂，意气飞扬，将睿智灵敏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鲁冠球、吴仁宝一代人却也同时将韧性的品质真切的反映。他们饱经沧桑的故事，在现今的“冬季”里，更多了一分引人深思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