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回忆中的“新乐音”(2)

他的记忆之城出现了裂痕，原来坚实的地基动摇了。记忆作弄人，只说明时间是宰制一切的神力：“时间先安顿我们，继而又迷惑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慢慢成熟，而其实我们只是安然无恙而已。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担当，其实我们十分懦弱。我们所谓的务实，充其量不过是逃避现实，绝非直面以对。”托尼突然明白，他以往的人生故事是讲给别人听的，更是讲给自己听的，免不了有很多下意识的调整、修饰和剔除。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决定写信给托尼，告知他们的恋爱关系，绝非故意为之的残酷之举。托尼自问：

我为什么要（在回信中）表现出很愤怒呢？因为受伤的自尊、考试前的压力、孤立感？这些全都是借口而已。不，我此刻没有感到耻辱，或者愧疚，而是我生命中很少有过的、比前两者更强烈的感觉：悔恨。

托尼在自己这封粗鄙的信面前低下头来，他向维罗妮卡真诚致歉，并通过搜寻记忆深处角落里的点点滴滴来建构一个新的自我。原来他关注的焦点总是自己，现在他打听四十年来维罗妮卡和她家庭的境况。她父亲过世后，母亲把房子卖了，在伦敦买了公寓，后来收了房客。这些虽然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的陈述，而且没有任何抱怨或感伤，读者却不会意识不到一家人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化。维罗妮卡自己的居住区也是各种肤色的人杂居的，那区域在一般伦敦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必明言。

新的细节的涌现还使托尼想到别人。中学同学罗布森因女友怀孕自杀了，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妈，对不起。”当时“铁三角”听到这消息非但毫无触动，甚至还妒忌乃至怨恨罗布森：为什么你这小子有福气把女生肚子搞大？他们猜测死者的女友究竟是一本正经的处女还是脏婊子。现在托尼由自己的经历想到当年那位从未谋面的姑娘，想到她所承受的压力，她的痛苦和社会对她的歧视，想到她腹中的胎儿如生下来已经年近五十。这时他想请求她原谅自己和朋友们的冷漠和恶毒，尽管她完全不知情。

最重要的是他渐渐想起一些朦胧的情愫曾在他和维罗妮卡之间萌发。有一天晚上，从来不喜欢跳舞的维罗妮卡心血来潮，竟然在他房间里踩着留声机上播放的歌曲拍子轻盈起舞。她跳得优美，让人怀疑她学过芭蕾；她跳得投入，“转啊转地就撞到我身上来了”。可是当时的托尼却是拘谨的，大概还在担心维罗妮卡嫌他音乐鉴赏的档次偏低。

同一件事出现于两个部分，内容却不能吻合。小说开头有六个场景，第四个是：“——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束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射下波光粼粼”。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于小说收尾处，可见它特别的分量。在年轻的托尼的叙述中，某晚他和同学们到布里斯托尔旁的塞文河河边观潮。他的记忆是这样的：“我们一干人在河岸上一直等到午夜之后，终于，等待获得了回报。”然后是小说中轰然作响的潮汐描写。维罗妮卡一直不在场。但是在四十年之后的回忆中，缺席的维罗妮卡出场了：托尼和维罗妮卡两人一起坐在河边一块湿漉漉的毯子上，手握着手，溶溶月色下潮汐汹涌卷来。同去的朋友们打着手电筒追随潮汐消失在夜色之中，他们两人依然在老地方坐着，谈论着世上不可思议之事。那天出行时，维罗妮卡还带上一只保温瓶，装满热巧克力饮料，想必是为她和托尼准备的，两人可以从同一个杯子里饮用。为什么前后记忆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对此，小说的开端有所交代。那是第五个场景：

——另一条河，宽阔而灰暗，一阵狂风搅乱了水面，掩盖了河的流向。

读完小说回到第一页，我们才明白这句话可能喻指托尼自己的生命之河，他的黑暗的自我，他意识层面之下的潜流。这“另一条河”在隐约规定着四十年前托尼的选择，使他永远失去了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并且间接为相关人物（包括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的命运负责。觉醒之后的“新乐音”让人感到温暖，它带来新生，也带来别样的痛苦。小说的“终结”表达了叙述者托尼的不安，也令读者不安：“有累积。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动荡不安。浩大的动荡不安。”

这条“宽阔而灰暗”的河流也可以象征艾德里安的情感世界。艾德里安究竟是怎样的人，依然不很确定。表面上看起来他见识不凡，极其冷静而富有理性，最后走上自杀之路，仿佛全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和意志。这只是托尼的印象而已，绝非艾德里安人生故事的全部。为了保留悬念，这篇序言不涉及小说最后披露的情节。

对一位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而言，艾德里安的历史观是非常新潮的。历史既不是胜利者的谎言，也不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也许，“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我们可以说，巴恩斯几十年来都在试图回答英国史学家E.H.卡尔提出来的问题：历史是什么？[3]在讨论谁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负责的时候，艾德里安说：“这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是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追究责任，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

因此，各种历史故事难免经过写作者的中介和建构：“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就《福楼拜的鹦鹉》来说，读者要了解故事的真相，还得进入叙述者、退休医生布雷斯科特的情感生活。在该书卷首，巴恩斯引用了福楼拜在致剧作家费多信中一句带有反讽意味的话：“当你为朋友立传时，一定要做得像你在为他报仇雪恨那样。”很多传记确实像是出自传主好友的手笔。司马迁为屈原、贾谊作传，何尝不是在为他们报仇雪恨？不是为他自己报仇雪恨？下意识地在传中为朋友报仇，是把意愿等同于事实。福楼拜这句话说明他不仅怀疑单一视角，而且怀疑历史是否可靠。然而常人读书往往被书上的文字牵着鼻子走。《10½章世界史》（1989）是巴恩斯的另一部杰作，小说一开头就颠覆了最权威的故事：《旧约·创世记》中的挪亚方舟。讲故事的细微的声音来自方舟上藏身于船体的木蠹。挪亚虚构出上帝以及上帝与他的契约，为的是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为的是可以永远借着上帝的名义压迫或消灭他自己不喜欢的周边其他部落和民族。他才是真正的暴君。在这部书的“二分之一章”中，讨论着“爱”的主题的叙述者说：“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4]在《终结的感觉》里，托尼所面临的任务是透过记忆的迷雾认识他自己的“编织”，他那几乎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潜意识中“安慰性的编造功夫”。

末了再提供一些与此书相关的花絮。巴恩斯这部新作是献给“帕特”的，即他夫人帕特·凯伐纳[5]，一位著名的文学经纪人，2008年10月死于脑瘤。小说家马丁·艾米斯（《幸运的吉姆》作者金斯利·艾米斯之子）一度也是凯伐纳的主顾。90年代中期，马丁·艾米斯中断与凯伐纳的合同，他与巴恩斯之间不免产生一点嫌隙，一时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关注一下艾米斯关于穆斯林、伊拉克的言论，不难知道艾米斯与巴恩斯道不相谋。艾米斯不会从木蠹的角度来挑战自以为蒙上帝之恩的挪亚的权威话语。《终结的感觉》是帕特·凯伐纳逝世后巴恩斯的第一部小说，获2011年布克奖[6]，这也可以让作者告慰亡妻。还要说一下，这一届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是身份非常特殊的斯泰拉·雷明顿。她多年服务于英国军情五处（MI5），1992年任该处主管，1996年退休，出版了回忆录《公开的秘密》和侦探小说数种。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级情报机构主管有如此难得的文学才能，在各国是少见的。“9·11”后，雷明顿还曾批评美国，称布什政府反应过度。

《终结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巴恩斯对著名学者弗兰克·克莫德的追忆。克莫德的批评著作《终结的意义：小说理论研究》（1967年，2000年再版）讨论的是末世论思维与阅读、写作小说的关系。克莫德认为，对终局的预测反过来会影响到对初始和中间阶段的理解，或者说，故事的结尾使得前面发生的一切具有意义。在巴恩斯这部同名小说[7]第二部第一页，托尼设定自己站在未来的某一点回望过去，体会岁月或时间带来的新的情感。可以断定，巴恩斯得益于克莫德四十几年前的小说理论。但是对人写的历史的真实性，巴恩斯也许更加悲观：如果每个人都有私密的、未曾记录的历史，而“我”以及“我”的记忆又受制于时间，史学家怎么才能讲出可信的故事来？好在他竟从怀疑主义出发，让过去的深井发出确确实实的“新乐音”。

献给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