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的形成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天地之气”“四时之法”中，当然也包括病毒与细菌。所以病毒与细菌，也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共生，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关系。
生物学曾经把生命的始源，限制在单细胞。
进化开始于基本细胞吗？如果对此有兴趣你又可以追溯到远古，因为每个细胞内部都包含活的物质和比以往更复杂的系统。研究表明，从地球首次生命出现以来，需氧细胞的进化用了数十亿年，但其他一切细胞的进化只用了十亿年。用进化论术语来说，功能细胞是大自然能够产生树木和所有动物的转折点。因此（希望不是最后）出现了未定产品：人类……
在比钱普（1816—1908年）所处的时代以前，细胞是基本生命单位的理论已得以确认，但比钱普的研究却表明：细胞本身是由更小的活体构成的，这些活体具有智能行为和自我繁殖的能力……无论细菌来源于何方，都只有在身体内部环境受损害而处于衰弱的状态时，细菌才会有危险。
这说明，只要改变身体内部环境，就可以改变疾病的结果——好转或者恶化。
这一学说对现代医学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从最原始的、结构最简单的生命研究得到这一结论：没有必死的疾病。现代医学讲微观，微观到最极端的生命体——病毒。任何复杂的生命，都是从这些最简单的生命逐渐发展过来的。它们也是组成人体的最简单的生命。假设很多疾病是由这些微生命的存在而产生的，那么，从比钱普的研究中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微生命会因缺氧或有氧，而发生对人的生命有害或无害的变化。那么，所谓癌症必死、艾滋病必死都是胡说八道。因为，只要环境适宜，一切险恶的疾病都能转危为安。就如笔者在《医学理念》中提到的“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完全一样，即使以微观研究来证明也是如此。但现代医学的错误在于它被商品化了，所以，它的内科医学始终不能进步。因为，制药公司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市场，而不是如何治好疾病。扩大市场的最好方法是制造疾病恐怖，渲染其不可逆性。因此，他们必须隐瞒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坚持生命始于单细胞。
尽管现代医学到处宣传它的进步，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进步，都是理化技术层面上的。例如，从X光机到磁共振仪，只是能让图像分析更清楚一点而已，而不能让医学治疗的有效率得到丝毫提高。如果现代医学（本书指现代西医学）能把生命的研究提高一个层次，那么它们必须承认生命并不始自单细胞，而是更小的生命体，而且这些生命体是多型的，会根据环境的条件而变化。这种情况却是被制药公司控制的现代医学所不愿意见到和承认的。1935年至1941年在长岛大学任教的巴隆教授说：“如果我们能正确解释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所有病菌都会从对抗转化为共存，从致命的异已生物体转化为活细胞内难以发现的微粒。大概在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无病的世界里，细菌的后代将与人类生活于一种混合的细胞质内，这是一种人与细菌完全共生的现象。”在那个“细菌致病论”急剧上升的时代里，巴隆教授的这些话已经很先进了。但是，现在来审视这些话，就会发觉有毛病。因为，人类早就与大自然所有的微生物共生了。如果没有共生，也就没有人类。有报道说，现代基因研究发现，人类的基因有8%来自病毒。那么试想：病毒的基因是怎么“混”进人类的基因里面的？
人类曾经误认为细菌是人类的敌人，是生病的主要原因；现在才知道它们不仅不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细菌不是最小的生命，病毒是目前所认知的微观世界里最小的生命，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细菌的祖先；生命的进化并不开始于细胞（为细菌），更有可能开始于微小的病毒，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早在比钱普以前，细胞是基本的生命单位已得到确认，比钱普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结论，但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传播。现代的许多研究在不断证明比钱普的研究是正确的，过去的错误结论严重影响了现代医学的研究。
探索生命的奥秘，需要生理解剖这类学科，但这类学科真的能直达生命的奥秘吗？生命有如音乐，我们在探索音乐的奥秘时，是否用物理方法研究琴弦，解剖琴体？研究发声原理是否等同于研究音乐？我们在研究生命时真的找准“科学”对象了吗？探索音乐的奥秘不拘于对乐器的研究。中医理论超越人体研究生命，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外在身体，注重外在身体和内在身体的谐调，在这种生命研究中，能说中医把握的就不是生命的本质？除了把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身体统一在中医理论中，中医的另一特点，是注意把握技术与医学的辩证关系。
从进化论的观点和全息论的观点出发，人体由器官构成，器官由细胞构成，细胞由更小的生命活体构成，并具有各司其功能的活性小活体构成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并且这三者组成函三为一（阴、阳、中）的原动创生架构，而这些互为依附的细胞内的原动创生能量必然由这些更小的生命活体相应提供。要知道，这些更小活体是由多种与自然因素长期抗争而产生强大聚结力和整合生克能量的活性因子聚合而成。由于它们是从原始恶劣环境中久经考验的获胜者，且屡屡战无不胜才具资历而融为人体的一部分，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名为抗原的微生物（包括病毒）。事实证明，只要不干扰和破坏这些微生物的平衡和生存环境，就不会被外来微生物所感染而致病。现代西医已将人类的这一始祖即肌体平衡必须的微生物推向了生命的对立面，并大规模以西药剿杀，肌体微生态多维架构的平衡从渊源之根上被大量破坏，使得原有的“御外能力”和“内控能力”大幅度被削弱；同时肌体体质的弱化所导致的单一微生物易感病层出不穷且病理不清治疗混乱。
一、人的生命产生和形成的假说
现在的“（美国）整体医生普遍认为，传统医学（作者注：指的是西医学）只考虑到躯体，而忽略了大脑和精神。我曾撰文写道，大脑常常是揭开自然康复奥秘的关键，也曾提到不同文化对精神上的原因导致患病的看法，但是当谈到这三者相互作用时，人们却常常显得非常无知。我们对大脑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影响身体的问题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了。由于当前唯物主义的偏见，科学也无多大助益，因为科学对非物质原因造成物质事件的可能性提出异议”。作为补弊纠偏的西方整体医学揭示的现代西医对医学治疗中“大脑和精神”（即生命）作用的无知，关键是“唯物主义的偏见”和（物质）科学对非物质（生命）所起的愈病作用不认可（提出异议）。但是，大量的事实却在不断揭露生命在疾病治疗中的主导作用。因此，研究生命形成，对医学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使科学摆脱唯物主义的枷锁，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读《现代医疗批判》，我们可以在《细菌与病毒》这一章里看到以下的论述：“三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把细菌看作不相容和可怕的东西，即使富有经验的医学教授和献身于医学的学生也持这种观点。多数人仍认为这些微生物是病菌和病原体，人们经常根据它们（有时）引起的病症来加以命名：梅毒螺旋体、鼠疫菌、霍乱弧菌和军团菌等。在本书中，索林·桑尼博士曾与自己的同事莫里斯·潘尼塞特博士一起开始了矫正上述说法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些生物不仅是人类的祖先，而且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它们为人类供给空气、净化饮用水源，总之，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借细菌、病毒名称对疾病加以命名，把这些细菌、病毒作为致病的原因是个大错误。因为，根据“易感性”原理，这些细菌或病毒，只是发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像从疖子的脓液里发现的葡萄球菌一样，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西方的关于生命的研究给自己设了一道不能逾越的门槛，就是生命起源于单细胞。这就是无法跨越生命研究的原因。假使问：没有单细胞之前是什么？那就只能答不知道了。照理说，科学研究是无边无界的。现在西方的非主流医学在细胞里面发现线粒体，而且，这种线粒体还有自己的DNA，也就是能自我复制。有科学家说这是远古时代的真菌跑到细胞里面跟细胞共生的结果。这个揭示说明，单细胞并不是生命的起源，而是在单细胞产生之前还有更小的生命体。因此，以单细胞来划分生命研究的界限肯定是错了。
上述所有进化论观点与细菌和病毒的关系是什么？病毒是已知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它们本身是惰性和无生命的物质，只有与活细胞体内的其他成分结合，才能显示出类生命的特征。在某一时期内，病毒究竟是细胞进化的一个方面，还是进化过程中的残留物？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曾进行了推测。病毒的大小不等，已知最大的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还小。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一些细胞是需氧菌，另一些是厌氧菌，这依赖于它们能否得到氧气而变化。
生命起于哪一个点，这十分重要。生命是“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也就是指当天地的氧气与氮气混合到可以产生生命条件的时候，生命就开始产生了。因为大自然有阴阳暑湿的活动，这才为产生生命准备了条件。当氧与氮混合，又得到适当的活动能量时，就产生了最微小的生命。现在人们说这生命是病毒，是“无生命的物质，只有与活细胞体内的其他成分相结合，才能显示出类生命的特征”。这也是一种假说。
这种假说的本质是，仍在维护生命起始于单细胞的学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最原始的单细胞从哪里来？是上帝赐予的，还是外星球飞来的？如果地球真的来自宇宙大爆炸，那么那时候只是一个温度非常之高的火球。此火球经几亿年的旋转和冷却，变成了用氧氮包围可以产生生命的地球，几十亿年后有了现在智慧的人类。现在人类利用智慧探索生命的始源，以宏观的推理是“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但这话让人摸不着边际。以微观的探索，却能够得到病毒这样实际的物质。不过，物质仍不是生命。生命是物质以外存在着的东西。这就好比氧与氮结合成蛋白。如果这蛋白不能繁殖（复制），不能死亡，就与生命毫不搭界；如果这蛋白能繁殖并在一定的时间里死亡，那才是生命。
体内各种正常细菌的行为将根据体内环境的健康程度而变化，只有在内部环境恶化时，许多正常细菌才会转化为致病形态，这实际是一种自然结果。在比钱普所处的时代以前，细胞是基本生命单位的理论已得以确认，但比钱普的研究却表明，细胞本身是由更小的活体构成的，这些活体具有智能行为和自我繁殖的能力……无论细菌来源于何方，都只有在身体内部环境受损害而处于衰弱的状态时，细菌才会有危险。
运用非常精密的仪器，恩德莱因博士进行了60年的研究，他的发现，不仅与比钱普完全相同，而且进一步证明了比钱普的观点。……（1）细胞不是身体的基本生命单位，基本生命单位是更小的微生物，是生活在细胞内的变形杆菌。（2）血液并非无菌，它含有微菌，一旦环境适宜，微菌就能导致疾病。（3）菌具有一个可检验的准确的发展周期。
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肺结核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
还有一个学派是探索人体活细胞内部组织的，其发现是：从未被感染和健康无病的人体细胞里能够提取细菌。它们是活性细菌，尽管在人体组织里生长，但从不引起疾病。这个学派深信：在细胞质里，一直深深潜藏着活性细菌。尽管巴隆教授觉得比求学期间更为困惑，但上述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自己正在寻求的答案。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出了如下结论：如果我们能正确解释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所有病菌都会从对抗转化为共存，从致命的异己生物体转化为活性细胞内难以发现的微粒。大概在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无病的世界里，细菌的后代将与人类和谐地生活在一种混合的细胞质内，这是一种人与细菌完全共生的现象。
我认为以上引文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1.人类曾经误认为细菌是人类的敌人，是生病的主要原因；现在才知道它们不仅不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
2.细菌不是最小的生命，病毒是目前所知微观世界里最小的生命，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细菌的祖先；生命的进化并不开始于细胞（为细菌），更有可能开始于微小的病毒，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
3.早在比钱普以前，细胞是基本的生命单位已得到确认，比钱普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结论，但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传播。
4.现代的许多研究在不断证明比钱普的研究是正确的，过去的结论错误严重限制了现代医学的研究。现在的医学错误与对基本生命单位认识的错误有连带关系。
5.病毒以需氧与厌氧来区分。它们在有氧的环境里，厌氧的会变成需氧的；在无氧的环境里，需氧的会变成厌氧的。这就是正常细菌变成致病细菌的原因，与癌症细胞能重新恢复为正常细胞是一样的道理。
理解以上道理就能知道：生命起源于最微小的生命蛋白（病毒病毒是适应环境的微生物；病毒既是人类生命的组织先祖，更是人类生命的组织根基。因此，现在人类无法驱除病毒。因为，人怎么能驱除自己的先祖，消灭自己的根基呢？
人的生命从哪里来？是上帝塑造的，还是动物进化的？我不反对任何一种说法，而只提自己的认识。我所提的，当然也是一种假说。我认为，大大小小的生命，所有低级、高级的生命，可以说无不始于原始的微生物，即生命蛋白。
刘易斯·托玛斯说：“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个响雷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刘易斯·托玛斯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从各种生物的共同性出发，认为生命可能起源于单细胞的生物。他说“单细胞是‘由一个响雷赋予了生命’”（显然，刘易斯的说法也受到了比钱普以前的“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这一说法的影响）。
然而，对微观世界来说，最小的生命并不是有着一层细胞膜的单细胞生物，而是比单个细胞还要小得多的微生命蛋白，也就是像病毒那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生命，有着与所有的大生命一样的共性，就是能不断复制增多，过了一段时间就死亡。碰到恶劣的环境，一些个体就会变异以维护种族的生存、繁衍等等。因此，笔者做了以下设想：地球从宇宙大爆炸而来，那时候还是一个火球，没有任何有机生命存在。后来这火球渐渐冷却，有了可以允许生命存在的条件。某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道电光划过空气，地球上的氮氧结合为最原始的生命蛋白。或者也可设想外来的陨石，突然进入地球，带来或制造了最原始的生命蛋白。也就是说，要想使无机的氮、氧，变成生命蛋白，就必须加上某些能量。也许是一个响雷，也许是一道闪电，使氮、氧获得能量，而结合成生命蛋白。就好比时钟，加上了一节电池，就有了生命，可以走动了。这些生命蛋白就是像现在这些病毒或质粒一样的东西。所谓生命蛋白与非生命蛋白所不同的是，它们能自我复制，不断地增多。它们刹那间占满了地球的各个角落。随着时间的推延，它们为适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生存繁衍，又产生了很多的变体。这些变体相当于现在的各种病毒或质粒的变体。
它们在地球上既大量复制，又会很快地死亡。这种复制的能力，不同于非生物的“复制”：不是每个个体看起来都一样，而是每个个体都不一样，只能说是相似。这种复制的能力和死亡的约束能力，加上它们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都属于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任何生命都一样，自它产生之后，就带有三个任务：一是繁衍种族；二是延长个体的生命；三是拓展的生存时空。这就是生命的同一性。对那些微细得像病毒一样的生命蛋白来说，从生到死只是短短的瞬间。因为，生命在一个极其微小的蛋白体内，它的运行就会很快地结束。为了增长时间，微生物们互相碰撞的结果是体内的信息运行联合在一起，不仅能够使生命延长，还可吞食体型较小的其他微生物：弱肉强食。因而，适者生存的活动开始了。个体合并：单蛋白体演变成多蛋白体，其信息运行时间自然就会相对增长。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这些高等动物是从那些最微小的生命蛋白合并演变而来的呢？有一种“细胞融合”的现象是最值得我们参照与思考的。因为它说明大自然的各种生物，为了生存，为了延长个体的寿命，只有选择合并、共生。原来它们早在生命蛋白的时代就做好了准备：“这一倾向的最简单、最壮观的标志，就是细胞融合这一新现象。今天的分子遗传学就借鉴这一实验室技术来取得研究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反生物学的一种现象。它违反了上世纪的最基本的神话。因为它否认生物的特殊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任何细胞，不管是人的、兽的、鱼的、鸟的或虫的，只要给予机会和合适的条件，跟其他任何细胞不管多么天差地别地在一起接触，都会与之融合。细胞会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细胞流向另一个细胞，胞核会结合，于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细胞，有着两个完全的、不同的基因组，准备双双起舞，准备生儿育女。”
历经几十亿年，地球上才繁衍出众多的生物族群。任何有生命的族群，都带有天赋的维护自己种族繁衍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使每个个体生命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使它们种族得以繁衍；不同，使它们遇到重大灾难时避免了种族的灭绝。微生物的寿命虽短，却繁衍迅速。因此，只要环境不利，它们之中的一些个体就会立即产生变体，以适应新的环境，避免种族的灭绝。这就是天赋的能力，谁也奈何它不了。亿万年的时间，一些生命蛋白逐渐联合，后来更进一步成为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命体，与那些不能成为细胞的联合生命蛋白体的不同是它们有了一层强大的自我保护层——细胞膜。细胞膜带有细胞内部多个微小生命的信息聚合，才能利用自己来保护它们。就像人的皮肤，既包裹人体，又与人体内的每个器官、每个细胞相互沟通着各种必要的信息，起着保护人体生命的作用。
单细胞继而再逐渐合并、联合，经过很多亿年，才产生了多细胞的生物。多细胞生命体的产生，就是通过细胞膜与细胞膜之间的信息联合，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生命体，再逐步繁殖、联合，复制、衍生，直至产生了人这样高级的生命体。
一个生命蛋白体“合并”为多个生命蛋白体，就是由多个生命联合为一个生命的过程。当多个生命蛋白体成为一个复杂的生命蛋白体，为一个生命而共同工作的时候，一个为共同生命工作的信息系统就形成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信息系统而“各自为政”，这个共同的生命就无法存在。这些生命蛋白后来又组织成单细胞生物，同样需要一个相互联系、“生死与共”的信息系统。当多个单细胞生物，“合并”为一个多细胞生物之后，也就是由原来“各自为政”的单个的细胞生命体，在一个比较大的生命体内“和平共处”，为共同的生命存在而工作。这些原来是多个生命体的多细胞生物，又由一个多层次的信息网构成相互联系，既各自分工，又联成一体的信息系统。
随着生物体的细胞逐渐增多，其信息网也逐渐复杂起来。这个信息网络系统，就是各个细胞为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产生和建立起来的。它是因生命信息的存在而活动，因生命信息运行的终止而死亡的。
在我们细胞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
地球45亿年的历史，35亿年前才有了单细胞生物。那时候的单细胞生物，对生命蛋白来说，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身体里，有着很多能各自复制的小生命。但是，这些小生命，是那么分工明确，目标一致。它们建立了一个生死与共的信息系统，碰到影响这个共同生命的大事，就马上互相通气。又过了很多亿年，大自然才出现多细胞生物。这说明，由一层细胞膜保卫着的单细胞生物的生命，里面却是多个小生命的联合。细胞膜起的不仅是保卫它们不受到外来侵犯的作用，也同时与内部的各个小生命沟通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调整与平衡它们的相互关系。由此推知，单细胞生物联合为多细胞生物，同样是躯体物质和内部信息“自愿”结合的结果。这种现象也说明针灸之所以能治病，也是因为人的皮肤早就建立起与内脏各系统以及各细胞的信息联系。经络就是这些信息联系的渠道，经穴则是这些信息联系的据点，阿是穴则是这些信息联系的临时放大点。
在2005年5月13日的《环球时报》第24版上载的《深海生物各有绝招》，讲到深海中有一种生物叫管水母，“是一个海蛰的聚居体，由成千上万的单个动物组成。每个单独的个体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而它们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生存”。由此可见，已经独立的动物个体为了生存，会合并在一起再进行“分工”：这些水母即进行了分工，各自担负一个统一体的不同的工作，有吞食食物的，有管理运输的，有管理消化的，有管理排泄的，不一而足。它们不是各自为政，而是时刻不断地沟通信息，形成一个有效的信息系统。从那些简单的、微小的生命蛋白，到人这样的庞然大物，无不如此。（这与人类为了生活，在一起形成社会，进行不同的分工，不完全一样吗？如果科学研究者一定要问“社会是个什么物质？如何定性定量？”那真的难以解答。）
低级生命体的自然结合，小生物进化成大生物，就是我们这个大自然逐步繁荣起来的根本原因。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玛斯著的《细胞生命的礼赞》里说了很多生物现象。他说：“第一种是Myxotricha paradoxa。这是一种原生动物，本该出名而没有出名。这种动物似乎在把一切的一切讲给我们听。它的纤毛其实不是纤毛，而是一个螺旋体。每个螺旋体基部附着点上有一个椭圆的细胞器，植于Myxotricha膜中。这个细胞器其实是一个细菌。实际上，这种生物不是一个动物。它是一个集团，一个组合。……我们的纤毛早就放弃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我们的细胞器现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但控制着我们细胞的各个部分基因组还是不同的基因组，住在独立的居室里。严格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些组合。”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人类不应轻视那些低等的生物，我们的身体里也包容着无数的低等生命：有了它们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有了它们的活动我们的生命才得以活着。
几年前《自然》杂志里描绘过的Symbiopholus。这是新几内亚北部山中的一种象鼻虫，这种象鼻虫与几十种植物共生。那些植物生长在它的甲壳的凹龛和裂纹中，还有螨类、轮虫类、线虫类和细菌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这种象鼻虫不妨用来预兆好运。用不着引经据典，它本身就带有足够的证据：它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安享高寿。没有东西吞食它，因为这个系统不像动物又不像植物，其貌不扬，其味不佳。这种象鼻虫只有30cm长，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拥有制造神话的资本。
人体生命信息系统的复杂性，仍有许多需要解开的谜团，实在难以言说，有待我们的生物科学与医疗实践逐渐破解。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这样的个体生命，是由病毒这样的微生命进化而来的；病毒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的祖先；病毒由于环境的不适宜才变成对人类有害的东西。因此，环境的改变也会使有害的病毒变成无害。所以，没有不可逆的疾病。也就是说，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找到正确治病方法的医生。现在的医学界，到处宣传有很多不治之症，其实都不是不治，而是他们没有治疗的本领。笔者于临床，许多所谓的“不治之症”一挑而愈，一灸而效者不计其数。至于笔者治不愈者，却可能被别人一治而愈。那只是因为笔者还没有掌握治它的本领，而不是其病不可治不能愈。世人不应忘记《内经》的谆谆告诫：“非不治也，不得其术也。”
1.生命始自最小的生命蛋白（或说病毒），不是单细胞体。
2.所谓病毒，是无生命的物质，只有进入某个细胞与内部的物质结合才能显示生命的特征。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的是：第一个细胞从哪里来？
3.只能说，病毒也是生命，因为它能自我复制，那么病毒也同样会死亡，也需要一定的生存环境。这一个道理的重要，在于它能说明天下没有治不好的病的道理。
4.也可以解释：环境使人生病，而不是病毒使人生病，只要改变环境，就没有不治之症。这符合前贤的研究，即病毒在有氧的情况下变成需氧菌，在无氧的情况下变成厌氧菌。这就是许多不治之症自我痊愈的原因。
5.宣扬不治之症的原因，是搞医学迷信，避免现代医学的老底被揭穿。
二、生命的死亡信息
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我想这也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母亲说，她的老师在过了六十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我追问母亲：老师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不是，老师只说，人活六十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住脚。对中医来说，六十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老师说要死，你就让他死？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老师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让老师饿死了。但是后来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详态度，我知道她早已接受老师对死亡的态度了。
她的老师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母亲和她老师的做法一脉相承。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母亲执着于生命，执着于青春，执着于名利，她怎么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一个魔鬼可以当西医，却当不了中医。中医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生观，世界观，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惜我小时候没有认识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母亲的这一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在医院这一不适于中医生存的环境内，她不是考虑工资，名利，地位，而是不能不让中医施展。医院这种形式适合西医，却很难容得下中医。不仅仅是医院，便是科学也很难框住母亲的行医。但母亲认为她还是科学的。她研究西药，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对已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
在奥修看来，生命里面最大的奥秘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死亡。死亡才是生命的顶点，是生命最终的开花。死亡透过很多形式一直都在来临，从出生的那个片刻起死亡已经开始向你走来。当你的童年消失，童年已经不存在，童年已经死了，那个小孩的你已经死了；有一天他由青年变成老年，他再度死掉；当你的母亲死了，那也是你的一种死，因为母亲涉入了你，母亲占据了你整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现在母亲死了，在你里面的那部分也死了……
死亡是因生而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
自然界有了生命之后，与之同时，就有了死亡。对待死亡的态度，中医与西医很不同。
生命与非生命的不同，除了能自我复制之外，还有一点是它自产生之后，就随身带来了死亡信息、生命运行终止信息。死亡信息就是内在的规定的运行时间表停止运行，便是死亡的到来。这种信息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因此，它是随着生命的不断运行而不断增加的。它一旦释放，就是所有的信息运行终止。死亡信息就像倒计时的时钟，自人的生命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不断增多。如果说人的生命信息具有自组织能力，包含着自动自调的本能系统和具有可自控的意识系统，那么，开启死亡信息之门的能力也同时掌握在两个不同的系统手里。人的死亡，既是按照既定的、不可逆转的本能程序向前运行，又会因意识的绝望而加速释放。因此，做医生的是不宜说病人只有多少时间存活的浑话的。这么做，对害怕死亡的人，可以说是一张催命符咒。事实确系如此，而我们的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往往喜欢对病人下死亡日期的断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绝对无权任意推测或确定病人的死期，原因是：就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测量仪器并没有一种可以确定人类死期的方法。所以，任意告诉病人的死期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危言耸听的谎言。胡乱猜测只会增加病者的心理负担，是一种毫不负责任、雪上加霜的做法。”可悲的是现在这样的医生确实太多了。
“癌症必死论”是因为西医医学面对癌症治疗束手无策而提出来的。这种论调对患者精神上的损伤极大。一位退休教师，患微热住院三个月，她总是缠着医生要告知她得了什么病。医生被缠得没法，只好告诉她说，得的是肺癌。第二天，她死了。三个月不死，一听到患的是肺癌就马上死了。诗人李岂林，五十多岁，一天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得了肝癌，当场晕倒，五天后死亡。这是什么道理？是绝望。绝望会使患者的死亡信息大量释放，导致突然死亡。肺癌、肝癌本身不可能使患者在几天内就死亡的。
上述的意思是说明死亡信息随生而来，害怕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害怕者会比不害怕者死得更快，其原因就在于害怕会使得死亡信息更快释放。西医医学根本不可能给任何病人做何时死亡的判断。然而，在西医学的许多论文中，却有一个“存活期”的概念：医生给癌症患者做了手术后，直至患者死亡，这一段时间，就叫作“存活期”。这里，医生事实上就是把做手术的那一天，当作患者必死的日期，而认为是做手术，才使患者活了下来；而且把它当作医疗的成绩，患者活得越长久，成绩越大。这好比癌症患者是在做手术的那天被枪毙了，是因为医生的手术救他再活了多少天。那些没有经过治疗而几十年活下来的癌症患者该怎么说？有的患者在医院治疗越来越差的时候，医生往往会告诉他只有多少时间“存活”了。这种做法对不信者毫无用处，对胆小怕死的病人，只有促其速死。可见“存活期”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不仅不科学，更应该说是反科学的。“存活期”是以首先确定病人的死亡日期为基准的，否则，哪能有这个说法呢？谁都不能预计一个活着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死亡。有的病人甚至是在癌症后期，奄奄一息的时候，竟然发现癌症突然消失，不药自愈。生命所创造的无数奇迹，西医医学无法解释的甚多。其原因就在于西医医学缺乏生命的研究。生命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在面临死亡之前，不断地为它的生存而不懈地努力，时时为它的活命而竭其所能。曾经有许多被西医们宣布为必死的病人，都出人意外地、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令做过死亡判断的医生瞠目结舌。2009年，美国调查发现，癌症患者死亡率降低。道理何在？原来是不断宣传两条新的见解：一是治癌的失败，发现生癌就马上动手术，做化疗的人少了；二是宣传癌症是慢性病，寻求自然疗法的人多起来了。所以，当年对患癌病人，判断为必死之症是严重的失误。其原因，乃是医学理论中无视人体生命的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而造成这种无法解释的尴尬。
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人患癌，又如此热衷于抗癌，却如此没有成效。许多本来能够自愈的患者，因为医生的治疗，而走入枉死城，被“合法杀人”所误，这绝非偶然。1987年，年仅47岁的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院要求他住院手术治疗，他没有答应。因为他的父母均在1985年患肝癌，双双住院，不久便亡故。1986年，他的大妹妹患肝癌住院，亦死于医院。所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家族的遗传基因问题，没希望了。他认为既然住院救治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又何必住院呢？但是，他却有满腹的“灰学理论”需要表述出来公之于世。于是，他把家庭当病床，与死神争时间。每当肝痛发作，便嚼一枚辣椒止痛。于是满口辛辣，一身大汗，竟然真的止住了痛。他便继续写作。他妻子经常给他服用一些据说能抗癌的中草药，如绞股蓝之类。他每年出著作一册，至1994年去医院检查，肝癌不见了。是不是这些中草药或辣椒治愈了他的肝癌，当然得存疑。笔者认为对死亡的无所谓和对学术追求矢志不渝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当是最主要的因素。这里的关键在他的思想——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洒脱精神。孙先生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战胜肝癌；二是成为我国“灰学理论”的创始人。2006年，我承担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课题结题，请他担任专家鉴定组成员，其时他已经68岁，身体十分健康。孙先生与他的父母、妹妹，不治者活得好好的，治疗者都死去了。逝者长已矣，医疗有无责任，不可追究，但不能不论。
“美囯癌研究者哈定·B.琼斯的调查表明，未经治疗的癌症患者其生存希望看来要比经过治疗的患者要大！”孙先生家族性的肝癌史，也证实了哈定的调查不虚。这岂不是对手术、化疗等治癌方法的一个极大讥讽？反过来说，孙先生的父母、妹妹，如果不住院治疗，也许不会死得那么快。正如纽约医师外科医学院的亚历山大·H.斯蒂文斯教授说的一样：“医师的年龄越大，就越怀疑医学的优点，因而就越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西方医学研究者，从相信医学开始，最终却相信了大自然。什么叫相信大自然？就是不相信医学的医疗，放弃医疗，让病人依靠自己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不药自愈，少药而愈。这只能说明医学研究的失败和失误。所以，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惨就惨在这种所谓“科学的医学”没有信仰就不能生存了。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母亲于20世纪60年代住院，医生诊断为肝癌。但为了更加明确，要求家属同意其做肝穿刺活检。然而作为家属的她认为，肝穿刺活检会给病人增加痛苦，医生既已认为诊断明确，那就给开药吧。岂知医生说，肝癌无药。做肝穿刺活检只是寄希望于万一，即诊断错误，病人还有活的希望。她想，如果医生诊断正确，做了肝穿刺活检，只能增加母亲的痛苦，也没有活的希望；如果不是，不仅白受痛苦，反而受到创伤，没有任何好处。她拒绝了医生的要求。出院后，听人说母亲之病，按其症状可以用海带调冰糖治疗，于是她每天给母亲按法服用，后来这位患者活到90多岁才亡故，又活了30年。而另一个与她母亲同时住在一个病房的妇女，40多岁，也被诊断为肝癌。她同意做肝穿刺活检，经切片做了病理检验，确诊为肝癌，三个月后癌扩散死亡。
两个病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了证明医生的诊断是否准确，让病人做肝穿刺活检，冒扩散的危险，这种做法妥当吗？当然不。现在的西医医生总是向病人推荐对病人的病名只有判断价值、毫无治疗作用的创伤性的检查。例如胃镜，它可以看到，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然而要问：有哪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可治愈这些病？无法回答。因为至今为止，可以说没有一样西药使西医的治疗法能够治愈这些疾病。我见过好几个病人，因插胃镜致胃黏膜脱落，终身痛苦；更有一位食道损伤，后来引发食道癌死亡。生命和身体大受戕害只是为了“知道而不能治”，如此还不如不知道。因为，胃镜插入，只能加重病情，于治疗无助。这些检查手段，只能伤害病人，促使疾病的恶化，不仅起不到延长生命的作用，反而会加快死亡。“许多症状表明，医学本身也得了病。而且同其他病人一样，也是不能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遗憾的是，批评现代医学的大多数人又自然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并把他们的全部精力仅仅放在改变形式（方法）上。”这就是西方线性思维的悲哀之所在。
我认为，西医医学应该进行认真反思的，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医学研究与教学始点的毛病。也就是说，把医学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定位在解剖尸体上，锁定在外源病原体上，硬生生屏蔽了认识生命的可能性。
批评现代医学的人为什么又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呢？这是整个哲学体系的问题。西医搞定病定治，首先要按既定实体标准确定病名。这就是被线性思维牵引着，走上框定躯体病灶这一微观世界，一叶障目而对生命信息茫无所知。错就错在始源：病名成了框框后，你要研究，要讲讲研究什么方法对抗什么病。这就得从身体寻找病灶；说明病理，就得把生病的非常态生理现象说成病理现象。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就被法国的伟大科学家弗朗科伊斯·马迪根教授揭穿了。他是伟大的医师、生理学家，是法国科学院院长，他说：“如果连一个可以遵循的正确的生理原则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医成功的可悲心理了。无论这多么痛苦地刺伤了我们的虚荣心，我都要毫不迟疑地宣布：我们完全忽视了引起疾病的生理障碍的实质，以致不会考虑可能产生更好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把后人交给大自然去治疗，可实际上，我们经常是硬着头皮去行医，根本不知道自己行医的原因和合理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行医加速了病人的死亡。”这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所对癌症调查的结论多么相似：“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
马迪根先生无疑是伟大的哲人和真正的勇士，一百多年前他已经看到西医的无望和虚妄，并开诚布公，大声疾呼，发出警世恒言。一百年后，我们更看到了西医的绝望和虚狂。就因为他们不懂生命，更不懂中医。我们也看到了希望，那就是中医必将兴起。中医搞辨证论治，需要理解的是“证”。“证”的本质就是生命的病态病势信号。辨证论治就是辨别这些信号的偏斜，只要予以协调纠正，就能使病人康复如初，甚至更加康乐健美。
三、微生态平衡和伪治疗
巴斯德说过：“伯纳德对了，细菌什么也不是，环境才是一切。”“微生态的失调是由于寄主体内与体表的环境遭受破坏而产生了不利的变化，使对寄主不利的致病细菌或病毒增加而导致了菌群比例的失调，菌群由生理性组合的平衡状态转变为病理性组合的非常状态。”“对宿主而言，主要是解剖结构、外伤、手术和免疫功能失调（激素疗法、免疫抑制疗法、细胞毒类药物及同位素照射等）；对微生物来说主要是抗生素的应用。”
我的朋友娄绍昆医师说：“中医的灵魂就在于临床疗效。”中医的临床疗效远非西医所能及。有经验的中医师，少说疗效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然而西医呢？据现代统计，门诊部的误诊率达50%，即使住院，还有30%。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指诊断。如果说，诊断正确了，治疗也不一定对。现代医学的实践证明，误于治、误于药者极多，何故？治疗与诊断分家故也。根据现代研究，即使治疗和用药都是对的，仍只能说，是一个治标的近期疗效，损本的远期疗效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不能预测的副作用问题。例如现在四五十岁的人的四环素牙和腰痛，都是幼年时发热服四环素族药物造成的。幼年时的发热治疗是否正确还难说，但病果然好了，几十年后却出现了问题。细菌学建立后，西医把很多疾病都说成细菌感染发炎，把杀菌视为治病的最主要的方法，于是发明了很多抗生素。结果如何呢？现代研究表明，人体就是个细菌大国，人的健康就靠这些微生物的生态平衡，人的许多怪病就是因为微生态失衡。现在许多年轻人得白血病、红斑狼疮、类风湿等免疫缺陷病，可以肯定是因前期抗生素污染而微生态失衡所致。
那么，人们当然要问：“医学是在治病还是在制造病人？”
既然人的生命始源于微生命蛋白，经过亿万年的合并、融合、进化而产生的，那么就可以认为，人体内必然带有自然界所有微生物的信息，而且有一种能力，使人的生命与这些微生物和平有序地共处共生共存。只有这样和谐相处，才能保证大小生命自身的健康生存。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这些与人和平共处的微生物，由于为了它们的生存，也需要人的健康存在，也必然会“誓死维护”人的健康。而构成人体体内所有生命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就是这些生命信息时时刻刻地进行沟通并参与有序化运行。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们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更可怕。一个人带上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待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待的地方。一般来说，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各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形单影只，然而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疮疖之苦，而这大半又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做出反应，才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反应有关系吧，我们才周期性地感觉到它们，这种感觉反应便是临床病症。
西医在发现乙肝病毒以后，又发现了丙肝病毒、丁肝病毒、戊肝病毒等等，又认为这些病毒无法对付，又容易导致肝癌。很多的这些病毒携带者都没有临床症状，亦即无病理表现，而且接受治疗者反而受到损害。鉴于此，人们是否可以换个思路：这些病毒如果不是因治疗用药或环境变化而由某些病毒发生的变异体，或者就是固有存在与人体和平共处的、未被发现的微生物。因此，说它们会导致肝硬化或肝癌只是一种猜疑，加以药物治疗，迫使病毒变异或者为了自卫而放出毒素，使被治疗者受到损害的原因，则是因为人为地破坏了微生态平衡的结果。至于明知无法治而要求携带者进行治疗乃是为了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这样的治疗我们应称之为伪治疗。也就是说，凡是明知愈治愈糟而故意制造理由强加治疗的，皆可称为伪治疗。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并强调重视“伪治疗”这个概念，是因为医学本就是研究与治疗疾病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目的是维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治疗就像一把刀，不是救人就会杀人。由于西方医学是市场利益带动的，以利益为动力的伪治疗，便打着科学的招牌一哄而起，杀人于无形。因此，门德尔松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医学博士才会讲出如上所说的骇人听闻的话。
伪治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实际上，现代医学不是艺术或科学，它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工业，其基础是细菌和药物，现在病毒又差不多成了其基础。因此，当艾滋病出现以后，目光短浅的人，便把寻找病毒看成了研究的方向，而且认为这种病毒受大自然规律的支配，不是等到某人疾病抵抗力降低之后才起作用，而是自己出来降低某人的疾病抵抗力。由于迫切需要这种发现，因而必须使用相当多的发明才能达到目的，以致大量传统的研究准则被宣布无效了。通常，一项发现的宣布要经过严格的正式手续，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履行必要的手续。对罗伯特·加洛博士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因为他在富有权威性的国家健康研究所里为美国政府工作。1984年，他宣布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任何已知病毒的新型病毒。但是，加洛急于战胜法国的竞争对手，他做得过于匆忙了，以致这成为医学史上最不成熟的研究发现：没有医学审查，没有双盲研究，没有流行病毒学研究，没有送交科学刊物发表，没有科学检验和同行评价，没有满足一个科克前提，也没有提供证据”。
上面的事实揭露了罗伯特·加洛博士的HIV病毒的发现是靠着他自己的权威和作假，因此这样的发现，本就应该称为伪发现。然而，这样的发现，对医药财团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他们可以借此生产消灭或抑制HIV病毒的药物，通过宣传机器的扩散，伪发现就变成了真发现。几年后“艾滋病”就公然降临人间，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大敌”。
笔者认为，艾滋病、乙肝、丙肝的病毒，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存在。它们存在的方式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之所以为显性，是因为体内环境条件不好，其个体多了起来，容易发现而已；之所以为隐性，体格相对健康，是因为个体甚少，难以发现。不管它们的存在有多少，只要个体自己感觉正常，便可以认为什么病都没有。因为，只要这些微生物过分了，人的身体就会做出自卫反应。
现在我国的“海龟”派借对政府管理层的控制，利用管理权力干预、阻挠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必然失败。
我的朋友周天元先生说：“提高到生命哲学上讲，生命是阴阳整合的集合体，表征为阳性的肌体绝对不能脱离阴性的信息（意识趋向、精神认定等灵性层面）而形成；生命的信息能量（场）也脱离不了肌体在每一进化阶段、进化轨迹上为信息‘保留’下来的‘记忆蛋白质这是一种‘物、能和信息’函三对称统一律的太极（物阳能阴、信息居中）创生结果。然而唯物主义的偏执和枷锁限制了这一生命科学真谛的研究和进展，甚至长期被一种‘一元论’和‘对立统一’的人为观点拒之于科学大门之外。将生命误以为是躯体的自以为是及其将生命对立于生态的操作行为一直盘踞在现今中国和全球的医学领地而少有提出质疑者，可见潘老先生的‘生命不是身体’‘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命’等生命理念不是随意提出来的，而是有其深刻哲学内涵（自然哲学、非理智哲学）的终极性思考，是完全符合生物进化论及其生命全息统一律之时空结构的。要知道，人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多时空、多级别、多梯级进化的多维生命个体集合的组合体（前不久法国科研人员已从深海处发现了类式集合体生物），只不过这些多维生命个体早就在各司其职的分工而又统一的进化中融合成了一个全息整体，所不同的是原来的众多生命个体各自演变成了人体生命的职能器官和功能质点的网络系统（这也许就是经络的渊源所在），而且通过物性肉体相互联通了所需信息通道，完整地协调了物流、能流及其信息流对生命统一调控的功能。然而人体中仍然还保留着众多没有被完全融合、或者还没有来得及被融合而又不可能脱离已与母体共生了亿万年的微生物，这就是菌群和被人们称为‘病毒’的微生物，而且它们仍然担任着原先的职能而永远附体于人。
“显然，人体不但与大量的细菌共生，同时也与大量的‘病毒’共生，人之生命在平衡状态下其生理、心理及精神（生、心、志），三者则互根互协，相安无事；一旦出现生理、心理及其精神三者函三对称统一律结构被打破而失律，细菌、病毒则因自身环境生态的异化而奋起抗争，即产生了人体不适的病态反应。
“可以断言，所谓病菌、病毒致病机理正是肌体环境异化所逼出来的。当然这种异化不排除内外环境因子的共同作用。人们只能使其肌体内外的微生态平衡，与人体保持和平共处的和谐相关；如果谁想以‘科学手段’除掉它们，谁就必将陷入众多恶性循环的迷信深渊，并付出无以回归的社会性惨痛代价和个人的道义代价。其实这一代价早已反映在人体自我平衡能力（自我调组能力即所谓抗体）大幅度衰减，多种疾病频繁暴发的现实记录之中了。潘先生的‘微生态平衡和伪治疗’一节以众多实例阐明西药的毒副作用已导致了‘菌群由生理性组合的平衡状态转变为病理性组合的非常状态’。”
这一问题务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它将对西医、西药带来一次革命性的思考和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