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文明的两大推手：资本与多数人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人类文明，对应着不同的资本文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文明的进程。资本文明有两大推手，一是资本[1]，二是多数人[2]。资本是基础，多数人是方向、是目标。两手都要有，都要硬，缺少了哪一个都不行，都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文明的质量好坏、高低程度与发展前景，也决定了人类文明曲折与伟大的进程。

所以，认识资本与多数人的关系就非常重要。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溯二者的关系，就清晰多了。前面我就说过，资本的本质是中性的，不存在好的资本，也不存在坏的资本，但是掌握资本的人是复杂的，有好人，也有坏人。资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总会被某类人掌握，而且还可能形成某种惯性，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掌握资本的人存在这些复杂性，资本也便有了善、恶的属性。所以，资本是向恶的，还是向善的，就看是恶人掌握了资本，还是善人掌握了资本。比如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出现了以机械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进步，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现，社会财富迅速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巨大膨胀。这时候，一些掌握资本的人为了攫取更加巨大的利益，就把资本拉向恶的方向，资本表现出为少数人获利的特征。人们看到财富往往与资本联系在一起，与掌握了资本的人在一起，往往参与对劳动者的剥夺过程，对贫困的鄙视。这就把资本恶人化了，让资本带上了恶人的特征。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羊吃人运动”，就是资本向恶的方向发展的典型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反映了资本与多数人，还有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在人类发展长河中总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出现，往往又是少数人更多地掌握了资本，让资本创造的财富更多地落到了少数人手里。社会贫富程度严重分化，少部分人奢侈荣华，多数人贫穷潦倒。结果是，资本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但不一定是多数人享有了财富，不一定让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了，让多数人满意了。好在人类是警觉的，是聪明的，一旦发现资本脱离了多数人，与少数人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就会用一种新的社会方式去切换现实，改变资本与人的关系，把资本的属性从恶的一面拉向善的一面，把资本的好处以新的社会方式更多地拉向多数人，以此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谈到资本对社会的各种影响，特别是讨论资本与财富、资本与人性、财富与分配关系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联系到宗教，或者说从宗教角度来谈论世俗问题，包括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比如马克斯·韦伯为此而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所有宗教都是肯定创造财富，肯定资本作用的；同时宗教无一例外地都重视财产与多数人或者说资本与多数人的关系，主张创造财富为多数人服务，而不应当被少数人所享用。2007年我就在拙著《资本精神》[3]一书中具体分析了《圣经》中的两个故事，阐述了这种理解与认识。其中一个是《圣经》中的《马太福音》。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上帝要出门了，叫了三个仆人，一个给了五千块钱，一个给了二千块钱，一个给了一千块钱。上帝回来了以后，要汇报了，给了五千块钱的人说，他赚了五千块钱，一共一万块钱，很诚实地交给了上帝；给了二千的人说，他赚了二千，一共四千给了上帝；唯独给了一千块钱的人说：上帝您走了以后，我把这个钱埋在地下，还是一千块钱。他也诚实地把一千块钱交还给了上帝。上帝对第三个仆人说：你不知道我的钱不够吗？我要行善天下。上帝就把第三个仆人的钱交给了第一个仆人。上帝是要钱的，而且是最精明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并要哀哭切齿了。”显然，这个被称为经济学上的所谓“马太效应”，其实并不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强调的是把资源优先配置给最有效率的财富创造者，而且创造财富是为了为更多人服务。还有一个故事是《圣经》里的那个关于“骆驼穿过针眼”的故事：有一个青年财主跟耶稣说，你怎么不带我进天国啊。耶稣说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都卖了，分给穷人，你跟着我走吧。这个财主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挣那么多钱，心里不免犹犹豫豫。于是，耶稣就告诉门徒说：这个财主啊，他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难！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样的道理呢？我认为，“马太效应”和“骆驼穿过针眼”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在创造财富、处置财富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与财富的关系、人与财富的关系，以及人怎么处置财富的问题。我还从中看到了人们应当如何鼓励创造财富、如何处置财富的动机与目标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无论用什么样的思想，无论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都主要是围绕下面两对重要范畴在运动：

一对范畴是多数人与少数人。这涉及社会制度选择与社会目标设计等原则问题，与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有本质区别。我们的学者中，特别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中有的认为应该为多数人服务；也有些人认为要为少数人服务，虽然没明说，但确实是有的。当然，放下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本质特征不说，无论为多数人说话，还是为少数人说话，都不能被禁止。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有时候多数人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有时候少数人会得到更大的利益，需要我们充分地分析与把握。比如早期资本主义，利用资本更多地压迫产业工人，一方面是少数人手里的财富迅速增长，一方面却是不断加深多数人的贫困；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迫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压力，逐步调整了制度设计，以不同的方式改善多数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所谓的“福利资本主义”[4]形式。不管怎么去定性，客观上是有利于多数人的。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虽然内外矛盾重重，却还是保持了有力的生命力。比如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承诺选民，要提高就业率，提高国民福利，要改革医疗保障制度等，本质上就是往多数人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二十世纪初出现时，就是以多数人为目标，为多数人服务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人生追求与社会理想，他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同时又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5]显然，在马克思眼里，一个人只有选择为人类服务的职业，只有为人类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作，才是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习近平主席在国庆65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上谈到“面向未来”的八个“必须坚持”中，第一个就是“必须坚持同人民在一起”。他说：“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坚持同人民在一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6]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的是多数人主义，是多数人的福祉，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与追求。

另一对范畴就是公平与效率。一般的情况是，一个社会可能效率高一点，公平就差一点；公平程度好一点，效率可能就不那么高。公平与效率总是一种矛盾。要在协调之中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体系与之配合或保障，维护公平与效率在一种动态平衡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我觉得，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这两个范畴一直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从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社会情况看，毛泽东时代可能是公平多一点，大家生活都差不多，工资差不多，房子也差不多，但是都感到没有吃饱，因为生产效率太低。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多数人主义。这种多数人主义应当是在公平效率、民主与法制基础上的多数人主义。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如果只讲多数人主义，不讲效率，也没有法制，没有民主，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改变。所以，到了邓小平时代，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人记住了这句话，却不知道他还讲了第二句话，就是要先富起来的人以后要帮助大家共同致富。问题是共同致富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有的就赌博去了，有的跑到国外去了，还有的在监狱里坐牢。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现在希望加入慈善事业中来，希望更好地发展企业。2012年底以来，我们觉得习近平主席要做的事业，就是要在毛泽东的公平主义、多数人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好的发展效率。同时，又要在邓小平坚持共同致富目标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让多数人共同享有公平的、以民主和法制为前提的社会财富，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享有”。我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既肯定现代资本，又坚持多数人主义，真正体现了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享趋势与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社会越发展，资本就会越发达；资本越发达，越要为多数人服务；资本越为多数人服务，社会才越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资本文明的不同阶段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彼此的特点有许多对应性。所以，资本与多数人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是成立的，这个逻辑关系揭示了资本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也显示了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总之，把握了资本和多数人原则，也就把握了文明发展的根本与方向。

注释：

[1]这里所说的资本，就是我在前面所定义的资本：资本是一种财富，一种特别的财富，这种财富是能够带来新财富的财富。这个资本定义也涵盖了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定义，即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

[2]这里所说的多数人是泛指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是对人口的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称呼，其基本意义就像孟子所说的“民”或“人民”。《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3]参见拙著《资本精神》，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资本精神》一书中，我把“资本”与“精神”融合到一起，提出了“资本精神”这个新概念。从哲学角度来说，资本精神是一个新范畴，一个专门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所需要的精神、思想基础的概念。资本精神特指资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具体而言，这种道德精神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包括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为增长而积累的动机；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方式；诚实守信的商业自觉；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等。而从本质意义上讲，资本精神就是发展的愿望，因为资本就是增长，就是发展。

[4]所谓“福利资本主义”就是“福利国家”。关于“福利国家”的定义目前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观点，就是把福利国家理解为传统的社会改良政策领域，即收入转移和社会服务，有时或提及住房政策；广义的观点则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从国家在管理和组织经济方面的角色去定义，从而将就业、工资和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等都看作是福利国家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即“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或称为“福利资本主义”。一般教科书上给“福利国家”的定义是：国家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

[5]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