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子》

近人用史料写一般性的论文而汇成专集的，在上海还只看见吴晗先生的《历史的镜子》一种。它不是一部论史的专著，而是以古证今，富于现实性、教育性、警告性的文集。全书十七篇短文，除二三篇外，大都以吾国黑暗的史料做骨干；论列的范围，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风尚，可说包罗了人类所有的活动。不过这些被检讨的活动全是反面的，例如“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外加一个“最普遍最传统的现象——贪污”。因为作者是治史的学者，材料搜集相当丰富：上至帝皇卿相，下至门丁衙役，催征胥吏，那副丑态百出的嘴脸，都给描下了一个简单而鲜明的轮廓，在读者心头唤引起无数熟悉的影子：仿佛千百年前的贪官污吏，暴君厂衙，到现在都还活在那里，而且活得更有生气，更凶恶残忍，因而搜刮得更肥更富了。本来，生在今日的人们，什么稀奇古怪的丑事听得多，看得多，身受其苦的也不可胜数，所以对汉灵帝明神宗辈的贪赃枉法，也觉得稀松平常，情理得很。但在一个深思之士，偶尔揽镜，发觉眼前种种可悲可痛的事原是由来已久，“与史实同寿”时，便不由不懔然于统治阶级根性地为祸于国家人民之深远惨烈，而觉悟到非群策群力，由民众自己起来纠正制止，便不足以挽救危急的国运。

在这一点上，本书的作用决不止于暴露，也不止于以过去的黑暗反映现在的黑暗；作者不但在字里行间随时予人以积极的暗示，且还另有专篇论列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历史上君权的限制》一文，尤其有意义：它除了纠正近人厚诬古人的通病，还历史以真面目外，并且为努力民主运动的人士供给了很好的资料，同时也给现时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者一个当头棒喝。自汉至明，尤其是三唐两宋，君主政体纵说不上近代立宪的意义，至少还胜于十三世纪时英国大宪章的精神。君主的意志、命令、权力，广泛的受着审查、合议、台谏和信天敬祖的传统限制，和今日号称民国的政府相比之下，不论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法治精神皆有天壤之别。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都不乏大小臣工死谏的实例；近人很多以“忠于主子”“愚忠”一类的话相讥；其实他们的“忠君”都有“爱国”的意识相伴；而且以言事得罪甚至致死的人，维护法律维护真理的热忱与执着，也未必有逊于革命的志士烈士或科学界的巨人如迦里莱之流。反观八年抗战，版图丧失大半，降贼的高官前后踵接，殉职死事的将吏绝无仅有；试问谁还能有心肠去责备前代的“愚忠”？另一方面，汉文帝、魏太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流的守法精神，又何尝是现代的独裁者所能梦见于万一！而这些还都是五十年来举国共弃的君主政体之下的事情。

当然，本书以文字的体裁关系，多半是大题小做，像作者所说的“简笔画”的手法；对各个专题的处理，较偏于启示性质；在阐发探讨方面的功夫是不够的，结论也有过于匆促简略的地方，甚至理论上很显著的漏洞亦所不免。例如《论社会风气》，作者篇首即肯定移风易俗之责在于中层阶级；后来又把中层阶级的消灭列为目前几种社会变化的第一项；结论却说：“在被淘汰中的中层集团，除开现实的生活问题以外，似乎也应该继承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对于社会风气的转移尽一点力量。”这种逻辑，未免令人想起“何不食肉糜”的故事。这等弊病，原因是作者单纯地依赖史实，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推敲不够透澈不够深入。《治人与治法》《历史上政治的向心力与离心力》诸篇，一部分也犯了这个毛病；而视野的狭隘，更使论据残阙，分析难期周密。

本书的前身显然是刊登杂志的文字；每篇文字写的时候都受时间与篇幅的牵掣，不容作者尽量发挥，这是可以原谅的；但为何他在汇成专集时不另花一番整理、补充、修正的功夫呢？《生活与思想》《文字与形式》《报纸与舆论》，虽在某程度内可做历史与现实的参照，但内容更嫌简略，多少重要的关节都轻轻丢掉了，与本书其他各篇很不调和；即编次的地位也欠考虑。这最后一点且是全书各篇的通病。

至于以史料的研究，用为针对现实的论据，在从前是极通行的，从习作文章起到策论名人传世的大作，半数以上都用这类题材。自从废止文言以来，史论就冷落了。但在目前倒利多弊少，颇有提倡的需要。第一，学术和大众可因此打成一片，尤其是久被忽视的史学，更需要跟大众接近：“鉴往知来”，做他们应付现实摸索前路的指南针。第二，在风起云从，大家都在讨论政局时事的情况之下，空洞的呐喊，愤激的呼号，究不及比较冷静、论据周全的讨论更有建设性。第三，吾国史学还很幼稚，对于专题的研究仅仅开端，即使丢开现实价值不论，这一类的整理讨论也极有意义。关于明末的异族侵略史，清代的文字狱，到辛亥革命之前才引起大众的注意；当时倡导的人不过为了政治作用，结果却不由自主地帮助了近代史的发掘。第四，即使牛鬼蛇神之辈不会读到这类书，读了也决不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至少这种揭破痛疮的文字的流传，也可促成他们的毁灭。否则，何至于连“外国的法西斯不许谈，历史上几百年前的专制黑暗也不许谈，……甚至连履春冰、蹈虎尾一类警惕的话也不许发表”？魑魅魍魉是素来怕照镜子的，怕看见从前虎狼的下场预示他们的命运，同时更怕民众在镜子里见到他们的原形和命运。

所以，即使瑕瑜互见，也是瑕不掩瑜：《历史的镜子》仍不失为胜利以来一本极有意义的书，应当为大众所爱读。我们并希望作者继续公布他的研究成绩，即是像附录内所列的十八则史话和十二则旧史新话，也是值得大规模地搜集、分析而陆续印行的。

（原载《民主》周刊第十三期，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