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决定行为选择

也正是因为文化的基本属性是思维方式，而思维决定行为选择，所以文化决定行为选择。借助于文化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有着一些共性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大家都觉得需要调整，甚至抛弃，但还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因为这些行为是文化的选择。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让我中华民族非常富足，无论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或佛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都是积极入世、关心世事。儒家强调内圣外王，君子当自强不息，道家强调以无为而有为，佛家强调立地成佛，普度众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的精髓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同时也让我们承袭了糟粕，典型的就是封建意识，从近代开始，中华民族就一直希望可以破除封建意识，但是经历了这样漫长的努力，封建意识依然残留在人们的思想中，折射在行为上，的确让中国人有着另外一种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讨论、不重行动

中国人喜欢讨论和研究，喜欢寻找问题，喜欢评判和发表看法，但是不愿意做出承诺和行动。举个例子，在会议中如果需要发言的人承担责任，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就不发言了，但是如果不需要负责任，发言的人会非常踊跃；如果需要给出方案的人执行这个方案，那么大部分人就不提供方案，因为担心自己被安排去执行这个方案；更多的情形是，每个人都谈论与自己不相关的问题，并给出很有价值的建议，但是一定回避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上述三种会议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你会发现在现实中人人都会发现问题，但是人人都躲避解决问题。邓小平非常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在确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明确地提出“清谈误国”“发展才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是这样明确的指引，很难想象改革开放可以成功。

重他人、不重自己

也许是因为明哲保身，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深入人们的认知，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用别人作为参照标准，而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观点。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在中国，大家都活得很辛苦，因为你用一生一半的时间看别人怎样活，用一生另一半的时间活给别人看，自己该如何活，没有想过。”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别人为标准的，甚至连年轻的大学生都如此。如果我要求学生在星期五交作业，到了星期四晚上，一个学生问同宿舍的其他5位同学是否做了陈老师的作业，如果回答是“做了”，这位同学一定会不睡觉把作业做出来。如果几个同学都回答没有做，这位同学一定是心安理得地去睡觉。其实学生交作业是天经地义的，是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位学生的评判标准是别人是否做作业。

重形式、不重内容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人很兴奋，因为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是如果因此高兴，只能说明我们太在意形式而非内容，因为这个第一、第二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可用第一、第二的形式来看，应关注其内容。第一与第二的差距是根本性的、核心的差距，第二还有意义吗？中国人注重形式而非内容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一个人得了二等奖，他会很骄傲地注明一等奖空缺，这样的注明想必是要说明其实我是第一名。但是稍微想想就该明白，之所以一等奖空缺就是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一等奖空缺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又如，很多人都关心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这个数字自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仍然是国资垄断公司为主，那么中国企业的能力还需要客观评价。再如，我们所参与的各种会议，更是形式大过内容，因此常常形容中国是“文山会海”，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会议？因为这些会议都不需要解决问题，只需要开会就可以了，这样的会议仅仅是形式上的安排，并无任何实质的意义。

重权力、不重责任

中国人对于权力的崇拜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人们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无法淡化权力的概念，如果注重权力能够与责任相匹配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可惜人们只是关注权力，并不关注责任，典型的例子是在称呼上，中国习惯免掉“副职”。人们只强调职位和权力，并不关心真正承担的责任有什么不同，更多的人喜欢要待遇、要权力，但是不要责任，甚至在社会上流行，做官要做副的，因为这个职位不需要承担重任，但是称呼上却无法区分，感觉很好。中国人对于权力的崇拜甚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这样说有些偏激，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对做小班长心向往之，甚至家长也会为此拜托老师，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锻炼机会。人们对于权力的崇拜直接导致只对领导者关注，而忽略员工和顾客，用杰克·韦尔奇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是脸对着董事长，屁股对着顾客。”

重综合、不重分析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习惯中，喜欢综合和归纳，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同时也不会得罪其他人。这个行为习惯最直接的弊处就是决策的不科学性。中国的很多决策都是一个综合决策，一个折中的选择，人们不会做原则性的争论，更不会做严谨的分析和论证，因为人们更愿意选择折中、综合大家的意见。这样，即使是错误的决策，也不会被批评，因为决策的前提条件大家都接受。大部分人不习惯也不希望透彻的分析和判断，只是希望差不多就可以了，严谨的分析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得过且过是很多中国人喜欢的状态，这就导致行为上的退让和折中。

上述五种行为表现，都是源于封建意识，我们一直想调整过来，但是至今这些行为的习惯依然存在。文化决定行为选择，只有封建意识破除的那一天，这些行为才会做出改变，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从改变思维方式开始，行动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而推动文化进步。

正如人们所看到那样，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要求人们需要审视的是企业所处的生存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越发认识到今天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不但技术日新月异，竞争不择手段，而且危机频发，有类似于次贷危机的经济层面的，也有来自于自然、社会等层面的突发事件与危机。这些危机终究会过去，经过这些危机洗礼的企业要掌握一套能够在21世纪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