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中国的管理思想尤其是治国理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源流深厚，并历来受到执政者重视，但管理思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知识在以前从未独立存在，直到20世纪早期才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传入中国。根据有关文献，中国最早的本科层次的管理学教育开始于1929年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的建立。1949年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和管理理论基本照搬苏联的管理和管理学模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方略。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量引进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现代管理学知识，在管理学理论知识全面“向西转向”上非常典型的做法就是引介西方经典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介绍了科学管理、职能管理、科层管理、社会人管理、权变管理、组织设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共37本管理学著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和应用向西方“照着学”“照着做”的步子更大、步伐更快。早在1990年中国就参照美国商学教育模式，在9所大学引入了MBA教育，1997年参照西方管理学科体系框架，将管理学科升格为一个大的门类，其下设14个学科专业，并于1999年在中国大学中首次颁发管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中国又推出了EMBA教学体系（陈佳贵，2009）。以此为主导，逐步构建了商学院的专业学位体系，使中国商学院在办学架构上完全与国际接轨，这种接轨从语言架构、评估体系到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上均有体现（余明阳，201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管理学热潮，不仅在管理实践领域、管理学教育和管理学学科设置方面几乎全面实行“拿来主义”，照搬西方管理学，而且在管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也几近“照着学”和“照着用”。一方面是更大范围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管理研究著作、论文和实践案例，不断地模仿或复验国外管理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从研究方法来看，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管理学界广泛接触、模仿和使用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实证研究法，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强调，使国内学术界近10年基于实证研究法的研究成果层叠垒硕。从研究内容来看，在公司层次的问题中，研究者引用的概念来自制度论、代理理论、基于资源的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战略选择、环境决定论、文化距离以及竞争与合作动力学；在个体水平的研究中，角色理论、公平理论和文化多样性等被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国内的管理研究也在不断追踪国外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南京大学的贾良定教授的研究团队选取国内有关组织管理研究的10本影响因子最高的重要学术期刊，识别出1981～2010年30年间所发表的关于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四个领域的5647篇论文，对中国内地组织管理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前10位受到关注的主题包括创业与创新、企业战略、竞争优势与绩效、知识管理、企业资源与能力、公司治理及控制、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体制改革、国际化经营和关系/社会网络。国内研究者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管理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耕耘产生了一大批成果，有研究者对1998～2006年CSSCI期刊数据进行统计，发现管理学论文数量共有54101篇，排在社会科学19个一级学科的第3位，被引次数达47600，排在第5位（马晓军，2009）。

回首中国管理研究走过的路，单从研究成果发表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基于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范式，日益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已经为自身学术研究争取到了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而与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对话也显示了其所获得的学术认同。这种努力是无可厚非的，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管理学者们也在做出同样的努力，因为国家经济地位和企业实力的日益增强需要管理学术研究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话语权（Rodrigues等，2012）。

尽管从表象来看，中国管理研究空前繁荣，目前对全球管理研究最新动向的跟踪几乎达到同步的程度，国内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的发文量不断增多，在管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客观地说，我们的管理学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新兴的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相当杂乱（谭劲松，2006）。这种杂乱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学术研究导向不够多元，呈现同质化趋势（Tsui，2009），绝大多数研究都在验证西方理论，“临摹”型文章犹如雨后春笋，在凝练科学问题、贡献有价值的学术知识、增强管理知识实践指导价值等方面，国内的研究总体乏善可陈。

第二，管理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几乎停留于学术圈内的交流，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性以及管理研究向中国企业实践转化的可能性基本处于一种脱节断裂状态，正如郭重庆院士所言，中国管理学界“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郭重庆，2008）。

第三，管理研究主体的“价值迷失”，研究成果成为（机构评判）研究人员职位升迁、职称晋升、科研业绩、声誉地位、科研奖励、学术排名等方面的最主要或最重要的标尺，在这种价值观的误导下，有些对成果产生的速度和数量的追求已经背离了求真求实的学术理想甚至丧失学术操守（高婧等，2010）。

第四，从中国管理科学发展及其对世界管理科学的贡献来看，国内管理研究当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管理研究的“中国化”和中国本土管理的“国际化”。长期以来，我们的管理研究的主流是在追随西方的步伐，关注西方管理学界关注的话题，置身于西方式的管理学话语圈，而相反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国内企业成熟的“中国式”管理经验、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西方管理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等，似乎保持一种“漠然”和“忽视”的态度。正如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安迪·范德万（Van De Ven, 2012）所指出的，中国的许多管理研究所阐述的理论，都未能充分地分析现实问题及其相应的本土情境。因此，即使采用了合理有效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也许并不能为管理学科的发展贡献知识，而仅仅是“很好地解决了不恰当的问题”。这样的成果无论是对中国的政府还是对企业管理实践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谢佩洪等，2012），实践价值的缺失也正是实践人士对管理学术研究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的前20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以学习、借鉴、模仿为特征的初级阶段，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谢佩洪等，2012）。现在面临的是今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诚如郭重庆（2008）所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应该借鉴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思路：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也应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进而转到“本土讲”。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曾经多次受外来文化的传播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溶解融合外来文化。管理不只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化，有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价值传统、习惯、信念以及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管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的表象，必须本土化。正如德鲁克先生谆谆告诫中国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走上了经济开放、企业兴起的振兴之路，许多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运用，涌现了一批知名的企业，并积累了大量的管理知识和案例，为中国管理研究从“照着讲”向“接着讲”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攻坚克难、企业发展腾笼换鸟、民族振兴雄狮崛起的时代，中国管理学界的重要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是如何“接着讲中国”，研究中国情境嵌入和中国情境依赖的管理科学，为世界管理科学谱写重要篇章，为企业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