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在华北普遍受袭击；然后攻击者被多国的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之后，传教运动便进入了充满机会的新时期。在1860年的《中法天津条约》中，外国人取得“在所有的租地和置土地”的权利，遂据此在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年，传教士在中国只是短期居住；传教团是欧洲人在中国的最大团体，其共同的目标是使传教士们团结为单一的集团。传教士受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几乎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关内和满洲共有1704个县，除106个县外，都报道有新教徒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其最大目标，是使当地人信奉基督教以平等来拯救每个人，并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虽经多方面活动，但在中国并未能创立强大的本土教会。外国传教士认为，创立本土教会的主要障碍，就在众多外籍传教士本身。中华续行委办会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料，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1949年以后，基督教在中国被镇压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入教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中国人选进了教会的领导层，教会对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在1922年以后的25年间，大多数外国传教士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前20年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的前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称之为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运动；在此之后，视基督教为外国帝国主义恶意产物的民族主义兴起。在义和团运动后不久的几年，中国的基督教盛行新教。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平庸无为的结果后，新教与中国的改革力量之间形成了临时联系。在清代的最后10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教会学校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作了很大贡献；在民国的前10年，情况也是如此，并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示范行动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多半是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这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农业科学、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兴领域的开创者。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是依靠与当局之间有不明确的联系。最后，新教之所以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现代化”的不同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远观点来看，也只能接受真正本土教会。由于教会立足于城市，而且是非政治性的，只是强调在现存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农村社会。这对于教会的活动具有革命的意义。这场革命，由城市精英支配的教会半西化及其对中国教会革命的控制，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而这场革命原是教会所支持的。

1900年至1920年期间的“中华归主”（1922年用一个虽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ain oc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注），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发展。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数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1901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有72.1万名受圣餐者在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名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万名中国宣教士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以上的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因为法国利用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有关条款，取得在中国建立天主教会保护地的特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中国的外国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不按中国省份来划分传教教区。在中国，有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江苏、四川和山东。尽管天主教会在新教集中的大城市中也有活动，但其工作着重在农村，争取全家或全村居民都皈依天主教，并试图建立完整的当地天主教会，只允许教徒子女进入其所办的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主教传教会没有与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新教教会相比，去着力在教育和医学方面发展，却去企图扩大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和拯救灵魂。与新教教会的工作相比，当然这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全是针对新教教会的。这说明天主教的活动，依然处于形成中国20世纪的主流之外。

除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其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从劝个人信仰关心的重点，转向扩大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的目标上。这意味着新教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须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人所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

到1919年，共有6639名新教传教士，分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693个传教士驻地的中心，其中有578个（占83%）只有一个布道会，442个（占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所驻传教士较少的地方，多是内地的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省份，只有17%的传教士不在沿海省份和长江流域。传教士驻地的8个中心，是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占全部外国传教人员的26%。2/3的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5万人口以上的176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6。按地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新教宣讲福音的活动，从所驻地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大部分的布道站离城市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至130个；另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36个不以教派划分的基督教组织。传教团体的增加，是在1900年以后，许多小的教派团体（其中大部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最大的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1905年，新教的外国传教士，有一半来自大英帝国（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3来自美国，其余则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大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例颠倒了过来，美国此时却占了新教传教士的一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所把持，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在20年代以后才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不涉及其来自何国。

从20世纪前10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还有区别，各派之间仍保持其内部特性。但在中国的新教出现了一些倾向，即拟订出共同的和基本的神学，在一些活动领域中努力实现组织团结。由于中国人对欧洲人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在忏悔方式上的区别，就需要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1907年，中国传教百年大会召开，采取了共同的神学理论，为所有的传教团体（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为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路线。在组织上，规模较大的传教团体共同出版新教月刊《教务杂志》，支持非教派或跨教派文学团体；共同创办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建立协和教会学校以及不同教派的学院和大学；共同发起1877年、1890年、1907年召开的中华传教大会和1922年的基督教全国会议。而基督教全国会议，首先正式接纳中国人主持的教会。新教统一的主要表现，是1913—1922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接替。这是又一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作用；当然，调和和合作也绝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年就退出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根据1919年各传教团体的实际传教士人数多寡的顺序，列出了当时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并列出其布道站数目和地理分布。当时是18个新教传教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普通”的布道站，可能有6名至7名传教士，但实际的分布情况却大不相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只有4人，或更少。而美以美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公理会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人或15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除了布道，还广泛从事教育和医疗事业。而人数分散的小布道站的主要工作（虽然不是唯一的），则只是传布福音。几个团体不同的工作重点，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用的员工，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疗工作。而公理会只有28%从事传教，64%从事教育，8%从事医疗工作。

新教徒的内向性，从晚清一直保留到了民国。保罗·科恩对晚清时期的新教徒情况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密集建筑的布道团院落内，结果导致其在心理、生理严重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已时，传教士不愿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传教士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与中国社会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的20年中，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在原来寻求武装干涉以求保护其特殊地位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教徒面前所表现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却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中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汇合在一起。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缠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救济灾荒，公共卫生（消灭肺结核，灭蝇运动），建造公共运动场馆和娱乐设施，禁烟运动，农业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林科发起），这都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积极参加的事情。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购买或租用的房屋，周围筑有围墙，并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保持着传教活动的典型特点。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教会所属国的国旗，既是传教士的驻地，又是教堂、学校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位于城市的市区，临街的教堂每天定时开放，宣讲福音，由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主持。“站外”的教区信徒，由本地的牧师负责，布道会每年派人巡视几次。

每个布道站平均有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另外还有一些单身妇女。每三个布道站有一名医生或护士；不过，医疗人员的实际分布并不平均。1919年，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共6636人，其中有2495人（占38%）为男性，1310名已获得担任圣职的牧师资格；2202人（占33%）为已婚妇女；1939人（占29%）为单身妇女。医生中的男性348人，妇女116人；并有206名妇女为受过训练的护士。由获得圣职的男性传教士负责教会的主要传布福音工作，并组织唱诗班。未获得圣职的男性传教士，在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中任教师；女性传教士从事教学和护理工作，并走访中国教徒家庭。

传播福音的主要方式，是在教堂或临街的小教堂布道；成功与否，一定程度取决于传教士的汉语口头表达能力。1910年以前，新教传教士的语言学校，只有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两所，安庆一所的开办时间可以追溯到1887年。在每一个布道站，语言训练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过教会面临的依然是汉语水平低下的严重问题。民国初年，各教派联合开办了一些高质量的跨教派联合语言学校，采用现代化的“语言教学法”，并使用分级教学课本。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设有“训练所”，实行六个月一期的基本课程教学；采用鲍康宁牧师编的基础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1912年，金陵大学开办传教士训练部，订出每期一年学制的住校学习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课。学生完成第一年学业后，也可以接着上第二学年的课程。传教士训练部开办后，每年约有来自20个不同传教团体150名学员入校学习。在完成一年学习后，学员多通过函授继续学习。北京的华北协和华文学校于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燕京大学。1921年，燕大录取了147名学生，所授课程与南京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部雷同。此外，尚有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传教士训练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英语方言学校，广州协和华语学校。与外交官很像，很少有传教士能用汉文达到能说能写的程度，更很少有传教士精通汉语。但传教士中也有不少人大致能说当地的方言。

几乎每个新教布道站都设有一所初级小学；693个新教驻地，据称办了306所高等小学和141所中学。表34列出1919年各级学校的数目和入学人数，也列出1916年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这些数字可能是由推测估计得来的。教会学校入学人数少于表31所列人数，但比例误差并不大。这些数字表明，教会初级小学学生仅为公立初级小学学生的4%，但教会高等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却升至8%以上。1907—1920年间，教会学校学生——其中的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已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番。这表明教会在影响中国青年方面已取得成就，也显示了现代教育的吸引力。新教传教士夸耀说，中国每75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在教会学校入学。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而且也聘请了大约8000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很简陋，往往是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缺乏课本和教具；高等小学的设备就好一些，常常是用英语教学。教会学校采用教育部审定的公立学校课本，在开始是有选择采用。自1928年起，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资格，才采用教育部审定的课本。所有的教会中学原来都有宗教课，国民政府规定予以取缔。教会学校的语文课本，规定必须使用教育部审定的“全国通用”的课本。大部分教会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室设备太贵，供应缺乏，所以学校很少为学生提供职业训练。教会中学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在民国初年，教会中学发展过快，超出其实际能负担的财力。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所新教教会办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学院。新教的学院经过改组，最终合并组成13所综合性大学，到30年代渐臻于完善。在20年代末，天主教会又增设两所学院。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为了传教的需要，还办了几所神学院（其中有各教派联合创办的）和几所教会办的医学院；天主教也有几所神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由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主持，在人事和组织上都具有两国的风格。新教的文科院校，大多是美国传教士主办的，以其就读过美国中西部小型大学为蓝图，在中国创办类似的大学。这些学院的前身，大多是19世纪后半期开办的高级中学，逐步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为学院，其目的是为教会学校培养出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一段迅速发展之后，1925年的学生总数已达3500名。1925年，中国的大专院校共招收2.1万名学生，新教院校占学生总数12%；而34所公立院校学生占88%。几所规模最大的教会院校——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的学生，每校都不超过三四百人。各校的教职员人数和开设学科的能力，也同样受到限制。在1920年，外国教师共有265人，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229人；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同一校园的中学任课。

在1928年国民政府规定教会院校必须在教育部登记注册以前，教会院校都是在美国注册的，所以其在中国没有正式地位。教会院校实际是受教会理事会所控制，只能领得2/3的经费；学校教师聘任都不为本地校董会控制。教会院校在这个时期，有些像自给自足的一块外国飞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能只有圣约翰、燕京、金陵三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可以与美国较好的大学相比。教会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才能完全接受大学的英语授课。因为教会大学除了中国文学和哲学外，其他的课程全部是英语教学。教会大学（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供优异的英语训练。优异的英语训练，为城市青年提供进入条约港口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对这些工作，英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1920年，教会大学毕业生2474人中，如创建教会大学的传教士所期望的那样，有361人成为牧师或教师。但在20世纪前20年，学生入学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学业。教会大学中有一些“退学学生”，原来其入学只是想掌握英语知识，而不是学基督教的人文科学教育。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洪流，教会院校也正当其时。在30年代，教会大学日益把其课程世俗化，并且其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也随之中国化，但其外来的特性仍然保留着。

19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认为自己是福音的传布者。传教士医生在教会诊所或医院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后来教会的医疗逐渐专业化起来，这反映在观念上的变化；教会的医疗工作专业化，可以与教育工作的专业化相媲美。1919年，据报告称，在693个新教驻地中心，其中有240个中心共开办了326所医院，每所医院平均有51张病床，共有病床16737张。这些医院共有464名外国医生、206名外国护士，以及2600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合格的）。亦如布道会的其他部分，这些医院都设在市内，而且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受过良好医学教育的医务人员，是非常稀疏地分布在这些医院，很少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一个医院。这些医院除了突出的例外，一般是设备相当简陋，但却是很实用的。

中国西式医学教育，是从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医生感到工作负担过重，对其助手施以非正式训练，医学教育遂发展起来的。到1913年，共有教学人员配备和设备不够齐全的小型教会医学院11所，其中8所培养男生，3所培养女生。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自此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医院），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到1936年，只有166名学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协和曾因脱离中国农村医疗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其确实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教育和研究的医学院校。